姚战琪 研究员、博导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增长期。根据商务局统计，中国对外投资“猛追”引资规模，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由2002年的27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1078亿美元，12年增长39倍。同时，中国“双顺差”即将终结，中国除了连续三年没有完成进出口增长指标以外，中国对外投资已开始接近或超过境外对华投资，201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为1176亿美元，可以看到，当年中国对外投资额接近境外对中国大陆投资规模。因此，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兴起了海外投资热，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逆转，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喜有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的诸多隐患值得关注。这是因为:第一，当前及以后中国吸引国际资本的成本不断提高，中国已经不具备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进入的机会和比较优势。第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仍面临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挑战。当前虽然有一部分中国企业走自主品牌转型之路(OBM)，但是我国大多数OEM/ODM生产企业仍处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因此，在中国高端工业化过程中，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必须努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当前在中国“走出去”的进程中，必须尽快实现建设全球销售网络和经营自主品牌的目标，从而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严峻的本土化问题。目前市场竞争激烈，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做好本土化。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增加投入的同时，本土化的管理是“走出去”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应启用东道国本地员工，实现人才投入本土化，并且逐渐增强本土化规模。第四，我国多数企业全球化战略缺位使得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较多风险。目前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全球性品牌与高端技术，但是中国多数企业并未充分适应服务全球化的角色升级导致海外并购的目标并不明确，主要表现为:一是全球化战略缺位使我国部分企业尚未形成与“有的放矢”的主动性并购目标相匹配的筛选机制。二是我国多数企业不擅长充分利用目标地区成熟的第三方机构，造成并购信息获取渠道狭窄。第五，我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面临企业文化整合、人力资源与团队整合、组织管理体系整合等三大挑战，中国企业须化挑战为机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显著正相关，东道国服务贸易额和服务业增加值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FDI促进效应更显著。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不但推动出口规模占销售比例的提高，而且显著提高了国内企业出口概率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期。2005年OFDI企业出口额为3912.1万美元，2007年为4709.2万美元，可以看到我国OFDI企业出口额快速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显著正相关主要表现为:(1)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促进了其对东道国的技术扩散，提高了向东道国出口的商品的技术含量;(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促进了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出口和促进该国优势产业逐渐形成和发展;(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规模，从而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及出口; (4)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扩大了东道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并逐渐建立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5)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增加进出口为中国建立动态比较优势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若生产性服务部门具有较低的贸易成本，将推动服务业有较高的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目前，实证研究结果已表明商品部门较低的国际贸易成本与该部门较高的生产率及增长率紧密关联。当前，研究服务业生产率与服务部门生产率之间内在关联的学术成果极少，胡宗彪 (2014)基于细分行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虽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生产性服务业，但是仍可以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对总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发现贸易成本在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中的表现具有明显的差异，生产性服务贸易成本下降会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更快增长，但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与生活性服务贸易成本无关联。这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可贸易性大大高于生活性服务业，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对中国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是由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的，因此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贸易增长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表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出口额

第三，“走出去”显著促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中国对资源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不足程度要低于平均值。国内关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否促进母国企业技术创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过实证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逆向溢出效应，并且逆向溢出效应在部分产业和部分区域的对外投资进程中是明显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其他国家技术效应并取得技术进步的尝试性投资，因此可以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对我国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生产率有了显著提升。尤其是我国东部地区对外投资具有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但中西部地区对外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而未呈现工业对外投资替代国内就业的结果。目前对外投资与母国就业效应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迅速增长的中国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中国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显著正相关，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增长，但对外投资和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优化了我国就业结构，提高了我国就业非农化水平，显著提升了就业质量。

第五，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可以发现，中国知识密集型产业贸易迅速发展。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对GDP的贡献度都在逐渐下降，主要是因为不断上升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从而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降低。同时，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由2001年的266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818亿美元，增加了6.8倍。

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工业和服务业“走出去”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剖析

(一)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工业和服务业“走出去”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东道国的高技术出口贸易规模对中国服务业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尤其是发达国家高技术出口额对中国服务业直接投资替代效应更强。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受伤害的次数居世界首位，尤其是发达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负影响较大，美国和西欧制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出口规模的冲击较明显。虽然发展中国家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显著影响中国出口规模，但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度大大小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度。另外，中国对技术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不足程度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不足程度更严重，具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存在市场资源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不足程度高于对北美投资，中国对外投资偏好于技术水平更低、制度质量不高的国家和地区，这与中国企业“走出去”起步晚、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求核心技术因东道国严格审查难以实施、大多数资源丰富国家技术水平较低的事实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对技术水平较高、人均GDP较高、政治稳定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明显的投资不足问题。

第二，生产率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决策的影响程度不同， “走出去”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生产率远远高于“走出去”投资于服务业的企业生产率。戴翔(2014)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走出去”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生产率均值高于未走出去的企业，但是， “走出去”投资于服务业的企业生产率低于未走出去的企业，虽然该项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江苏省商务厅提供的1980年至2011年江苏省2454家对外投资企业的相关数据所得结论，但该文研究方法规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制造业不同，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存在显著的“生产率悖论”现象，经典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可以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既可以国内经营也可以出口，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但是“走出去”的中国服务业具有较低的生产率，经典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难以解释。

第三，与制造业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国际贸易成本仍较高。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并未推动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提高。同时，虽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迅速下降，从而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更快增长，但是商品贸易成本下降的效应系数远远高于服务贸易，因此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贸易国际成本高于制造业。同时，贸易成本下降有助于推动中国商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并不会推动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因此中国商品部门的表现与大多数国家相似，但是中国服务业的特殊表现与商品部门的表现不一致，中国服务贸易也存在“服务贸易成本的生产率悖论”。

与制造业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国际贸易成本仍较高。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并未推动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提高。同时，虽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迅速下降，从而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更快增长，但是商品贸易成本下降的效应系数远远高于服务贸易，因此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贸易国际成本高于制造业。同时，贸易成本下降有助于推动中国商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并不会推动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因此中国商品部门的表现与大多数国家相似，但是中国服务业的特殊表现与商品部门的表现不一致，中国服务贸易也存在“服务贸易成本的生产率悖论”。

(二)原因剖析

第一，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中国企业仍受控于全球领导厂商，从而导致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虽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但提升作用逐渐降低，与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紧密关联。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商贸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而当地大多以生产性服务业投资为主。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规模和贸易竞争力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显著冲击，中国尽快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意义重大，应逐渐构建亚太经合组织产业分工体系，提升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对中国经济体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出口一直没有起色，2011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陷入负增长泥潭，究其原因与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密不可分。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前，中国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战略意义重大。目标是以中韩自贸协定为支点，撬开东北亚一体化的大局面，同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推动重点建设工程，另外重点落实中国—中亚区域一体化。具体而言，首先使用少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和申请亚投行贷款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其次转移过剩产能产业和转移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该大力推动中国金融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对外扩张，改变当前金融机构“走出去”规模较小、竞争力不足的局面。

第二，对制造业对外投资而言，生产率变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符合经典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走出去”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的确比留在国内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表明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对生产率水平要求较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货物出口贸易，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是货物出口贸易增长的 Granger (格兰杰)因，因此制造业对外投资是促进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重要推动因素。二是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较强。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存在显著的“生产率悖论”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服务部门开放程度仍比较低，因此商品贸易成本下降幅度大大高于服务贸易。二是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明显滞后于商品部门，从而导致相同的贸易成本下降对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作用低于商品部门。

第三，双边贸易成本下降推动中国商品部门提升幅度大大高于服务业，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生活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贸易成本与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率相对应，而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较高生产率增长率相对应，因此双边贸易成本下降推动中国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带动的。二是医疗保健、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可贸易性低于生产性服务业，同时信用服务业、高端审计等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国家安全，政府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走出去”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三是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对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增长率不存在促进作用，但对商品部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我国服务部门对外开放程度未达到应有的程度，规制壁垒是引起服务贸易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同时商品部门的生产率及增长率大大高于服务部门，并且服务部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滞后增长，因此相同的贸易成本下降对商品部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影响远远大于服务部门。四是贸易伙伴国对中国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也较显著。

表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第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国际竞争力不足。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出现不良互动发展的特点，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作用仍较弱，同时我国制造业和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较少。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国际竞争力薄弱是导致我国企业“走出去”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通过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贸易竞争力指数可以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多数行业TC指数为负，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同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贸易竞争力指数具有长期波动和长期为负的特征。除了广告宣传业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以外，通信服务、金融业和保险业、运输业、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都是我国具有明显竞争劣势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笔者计算了2002年至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RCA指数为0.2，因此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服务、保险、通信服务、运输、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许可等产业RCA指数均小于0.72，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低。

三、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充分吸收服务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完善科技创新环境。考虑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决定了东道国的收益程度，因此中国作为服务贸易进口大国，必须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充分吸收服务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企业创新，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制定政策构建服务业科技进步平台，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由当前中国单纯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建立并主导全球价值链转变，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逐渐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

第二，推进服务业开放，重点吸收和引进高关联性和高溢出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当前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对于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外溢具有促进作用，但直接引进国外技术和服务的效率极低，应制定政策，推动服务业开放，着重加强引进和吸收高关联性和高溢出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在政策上向生产性服务业倾斜，大力推动和引进外商投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步伐。

第三，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倾斜力度。当前中小企业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面对同样的竞争环境变化，中小企业比其他企业能迅速做出反应。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支持中小企业快速学习先进技术。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群体的中小企业开始走上了国际化经营的道路，尤其是我国制造业中小企业应以全球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为契机，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同时发挥我国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中流通渠道以及服务等方面特长，提升自我品牌价值，并通过首先进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然后逐渐构建国家价值链，推动当前仍处于世界产业链中间环节的我国大多数OEM/ODM供应商(代工和贴牌生产)勇敢走OBM(自主品牌)转型之路。

第四，加大对研发资本存量丰富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得科技进步带来的收益。当前，研发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制约是造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吸收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对外投资进程中，必须注重加大技术获取型对外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大对研发资本存量丰富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通过各种投资方式获取国外丰富的研发资源。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在研发资本存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基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服务。

为了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应该重点培育和扶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骨干企业、大型企业集团、高新技术企业和出口创汇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到国外建立生产企业和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逐渐构建以我国企业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鼓励和推动我国“走出去”的排头兵，发挥其示范效应，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五，考虑到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停留于简单“拓展市场份额”的需要上，而不是将其与推动产业结构高极化和技术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因此，为了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应该重点培育和扶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骨干企业、大型企业集团、高新技术企业和出口创汇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到国外建立生产企业和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逐渐构建以我国企业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鼓励和推动我国“走出去”的排头兵，发挥其示范效应，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外，在做好产能转移类和资源开发类对外投资的同时，大力做好技术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鼓励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收购当地科技型企业或设立研发中心，提高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六，正确判断和理解当前我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水平及其形成机理，制定政策，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改变当前单纯考虑产品出口的技术复杂程度而不考虑产品出口的技术复杂程度的形成机理，从而导致当前部分地区对政策的误判。部分地区为了推动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转型升级，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通过抬高准入门槛排挤加工贸易，而不考虑该地区高端产品竞争力不强、高端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的事实。因此，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加大制定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能力，改变当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虚高”成分提高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错误认识，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