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进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当代荷兰阿姆斯特丹学派文化分析观念溯源

王进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当下学界的文化研究思潮日渐式微，其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危机重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多见批判意见，却少有改造实绩。以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等为代表的欧美文论家群体，提倡从文化批判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转向，主张基于“文化相关性”的文艺研究，逐渐形成以阿姆斯特丹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分析学派。本文围绕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考辨文化研究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范式危机，探讨文化分析学派主张的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研究转向，从“文化景观”到“博物馆”的范式重建，以及从“文化批判”到“历史祛魅”的理论回归。

关键词：文化批判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米克·巴尔；文化分析；阿姆斯特丹学派

晚近以来的理论界关于文化研究可谓争论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盛。历经学科体制的整合归化、学术市场的冲击震荡，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其理论范式倍受诟病。对此，霍尔强调“文化研究不是一个事物”，本尼特认为“它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伊格尔顿直接批判“厚颜无耻的文化”。[1]39-40文化研究已经呈现“虚胖体乏”的理论现状，国内外学界从不同研究视角多有批判反思之举。以荷兰学者米克·巴尔、安柯斯密特为代表的理论家群体，以阿姆斯特丹大学为学术中心，逐渐形成文化研究的文化分析学派，主张从文化批判论的文化研究积极转向文化唯物论的文化分析。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阿姆斯特丹学派不断崛起和壮大，在乌特勒支大学和莱顿大学等荷兰名校相继出现《文化分析》的研究课程和专业学位，并于1993年正式成立“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院”(ASCA)，2011年正式成立“全荷文化分析研究会”(NICA)，甚至于远在英国的利兹大学也相应设立“文化分析理论与历史研究中心”(CATH)。与大众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批判论相比，阿姆斯特丹学派的理论创见更多在于其文化唯物论形态的文化分析观念。

本文紧密围绕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梳理文化研究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范式危机，考察文化分析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研究对象，从“景观”到“博物馆”的分析范式，以及从“批判”到“祛魅”的理论旨趣，同时探讨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成因和历史局限。

一、“主义”之争：文化研究的范式危机

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文化研究发端于二战以后的英国学界，大致呈现出四个阶段：其一,20世纪60年代以威廉斯、霍加特为代表的文化主义时期，提倡研究“整体生活方式”和“个体生活经验”；其二,70年代以霍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阶段，主张对“意指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其三,80年代以来由约翰逊、辛菲尔德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时期，倡导“微观历史”与“情境主义”的文化史批评；其四,随后兴起的英美大众文化传播学派和欧陆社会理论批判学派。文化研究历经文化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不同阶段，却始终呈现出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思辨主义两种思想脉络，直接体现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两种理论范式。文化主义源自威廉斯的文化经验论，将文化范畴看作个体经验和集体意识的生产过程、将主体性看作文化生产的能动力量、将个体意义和主体经验视为文化生产的社会产物。源自欧陆学界的结构主义视角，将文化概念视为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产物，转向“制码”和“解码”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加专注大众文化及其传播方式的意识形态分析。然而，英国文化唯物论与欧陆社会批判论的潜在矛盾，不仅造成文化研究在经验与思辨之间的两极对立，而且导致其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范式危机。

作为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各具理论高致，亦自有思想局限。在经验主义的实证模式当中，文化主义的文化概念充满生活经验的人文主义色彩和“道德说教”的意识形态导向。由于其研究方法总是经验的、实证的和描述的，文化主义过度关注文化生产的主体经验，明显轻视文化范畴的结构分析和批评经验的理论生产；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则提倡意识形态的文化概念，将其视为符号秩序或话语结构的显在效果，抵制文化主义的经验论形式，要求批评经验的体系化、理论观念的系统化。[2]将文化界定为个体和群体的生活经验，文化主义的理论范式明显缺少文化范畴的理论沉思，或许只能局限于社会层面的经验描述；然而，结构主义视角过分强调社会结构的符号秩序对主体经验的塑造作用，也有可能落入形式主义的理论极端。

针对文化研究的范式危机，欧美学界的理论意见主要有三种。其一，以霍尔为主的大众文化范式，主张话语结构对文化经验的塑造整合，强调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就是这种整合能够形成的特定结构以及各种限制条件”[3];其二,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视角，坚持文化主义的经验形式对意识形态的厚度描写，提倡“解构这种‘生活的整体性’以求思考它的各种决定条件”，强调探讨“作为‘众多决定要素之产物’的具体历史经验”[4]62; 其三,以约翰逊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范式，认为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持续和相互强化的对抗中，它们不认为有一种轻易综合的前景”，断言“在文化研究中，它们的理论就是‘游戏的各种名称’”。[5]65霍尔和伊格尔顿，都在构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视域融合，却又各自偏执于文化经验与社会结构的理论界限，反而是约翰逊充满“游戏”意味的解构视角，倒是寻得回避经验-结构二元思维的理论突围。因此，“文化”与“结构”的主义之争，实则是透露在经验和思辨之间的西方二元论传统禁锢。

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争同样蔓延到文化范畴的界定问题。“经验”或“结构”的不同理论立场，加剧文化研究阵营的不断分裂，不同立场的理论主张纷纷转化成为文化研究的学派之争；不同学派的理论话语，加之不同的政治诉求，逐渐又演变成为价值观念的各种“主义”之争。后现代主义思潮将文化概念的这种“不确定性”推向相对主义的理论极致：在颠覆传统观念、学科边界，以及思维模式的同时，文化范畴的疆域无限扩容，文化研究的对象日益模糊，文化学者更加热衷介入诸如国家、阶级、种族、身份和性别等不同世俗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理论战争。应该说，文化范畴的多样视角、文化研究的多元化导向，对于综合考察社会文化经验不无裨益，而且有助于理解其社会机制和历史成因。但是，倘若一味沉溺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批判，在消解文化经验之后的各种理论虚胖，导致“非学术性的沙龙式文化批判对学术的知识性产生的销蚀问题”，而且“文化批判的倾向性和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突出”。[6]文化研究的范式危机，看似是它的研究方法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实则是其研究对象在意识形态与文化经验之间的价值争议。

二、从“文化”到“文化性”：文化分析的理论转向

文化研究的范式问题、以及其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极大激发出当代学者的理论想象和政治热情，然而在文化批判的繁荣表象之后掩藏不住知识生产的经验匮乏。究其原因，文化研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潜在问题。其一,其研究对象不是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而是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其二,其研究方法不是文化经验的历史批评，而是理论对理论的文本批评；其三,其理论导向不是历史主义的文化精神，而是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知识生产和文化批判的不同理论导向之间，保罗·鲍曼指出：“研究文化的学者被学术体制收编、引导、激励、管控和区分，实际上决定了他们对于其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的理解程度”；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文化研究是忽视文化经验、沉溺文本结构的理论潮流，表面上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本质上却是作为“增长神话的谎言”。[7]2，7-8换句话说，文化研究的“未尽工程”是源自它自身的种种“不确定性”：它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却总是临时搭配其它学科理论、忽视建构自身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其作为“增长神话的谎言”则指向相对主义的文化批判逻辑：它在研究对象层面过分强调文化范畴的文本形态，忽视文化经验的知识生产，陷入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解构游戏。

专注于文化范畴的界定方式，当代学界呈现的是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的三种文化分析观念。首先，以威廉斯为理论先驱的社会学模式，主张“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个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强调“分析知性和想象的作品与特定的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以及“对生活方式中诸因素的分析”；[8]125-126其次，以克利福德·格兹为理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模式，提倡“社会审美”的文化分析“考察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和常识等社会行动的符号维度”；[9]30再者，以霍尔、麦克奎安为代表的传播学模式，倡导新型的文化分析“研究的是文化的当下状态”，以及“其应对的是文化的流通、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包括文化形式的物质性和意指特征”。[10]1-3文化研究的这三种新型模式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在本质上都只是围绕文化范畴的不同理论视角重新界定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其范式危机和理论困境。文化研究的理论批判始终围绕其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研究方法的“反学科性”。它的真正危机，存在于其“过犹不及”的理论误区，即“泛文化”和“不确定性”的理论偏执，最终化身成为越演愈烈的阐释欲望和理论泡沫，以至于其自身彻底陷入理论虚无的历史困境。因此，在米克·巴尔看来，文化研究的理论弊端主要有三。一是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严重脱节：在跨学科的理论导向之中，研究对象不断越界、极度扩容，研究方法却未能随行就市、相对滞后；二是其理论创新情节急速加剧理论形态的新旧之争议，以及学者群体在此基础上的经典与现代派之对立；三是文化研究跨学科、反学科观念对于合并、取消传统学科的负面影响，但是其自身却又明显缺乏整合现有学科、创立独立学科的思想体系。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转向，实际上是对“不确定性”理论视角的扬弃过程，必须避免全面否定的矫枉过正，合理保持其文化分析的理论创见。

针对“文化研究之后”的理论前景，新历史主义、新物质主义、新文化史等各种“主义”的批评学派，在主张和论证其理论转向的各种可能性的同时，却愈加呈现理论想象景观的视界混乱和观点嘈杂。盛宁强调其问题根结在于“我们始终未能找准自己的研究对象，始终未能提出应该解决的问题，致使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怪圈”。[11]具体来说，当代学者的突围之道或是围绕文化范畴的重新划界，或是专注理论范式的重新建构。对此，米克·巴尔主张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在文化对象和理论范式两个层面上规避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问题，提倡研究对象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理论转向，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到“学科性”的范式转型。为了区别英美传统的文化研究，米克·巴尔特别强调“文化分析不研究文化，文化不是其研究对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性”不再聚焦文化范畴的本体形式，而是注重分析“研究对象的文化存在”和“文化相关性的问题”；作为研究方法的“文化性”则不再拘泥“经验”或“结构”的理论范式，而是致力探讨“研究对象对于文化问题的启发意义”和“研究对象加入到文化分析的意义生产过程”。[12]8-9整体来看，作为文化分析的核心概念，“文化性”呈现的不仅是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和“文化相关性”的意指关系和批评观念，而且是其研究方法作为“学科对话”和“意义生产”的过程意识和分析视角，更为重要的则是其理论范式从“意识形态”到“文化存在”的思想转型。

三、从“文化批判”到“历史祛魅”：文化分析的范式重构

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理论转向，表面上是应对和解决文化研究的种种“不确定性”问题，实际上却是反思和批判其“文化景观”的理论思维。文化研究的文化范畴，纠缠于“泛文化”形态的本体论视角，转向的是日渐时髦且务虚的理论对象、愈加高深且玄乎的理论方法，由此不断呈现快餐式的知识生产、景观式的文化批判，以及泡沫型的理论研究。对此，荷兰哲学家德弗里斯主张文化分析首先就是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反思：“这个开放性的限定词‘文化’包括理论反思的所有模式”，其不仅是指“文化现象的反思”，而且包括“这种反思自身的反思，以及这种反思对于研究对象的各种效果”。[13]3-6文化分析提倡的是“文化性”作为反思视角和理论范式，关注则是研究对象的文化存在、历史成因和理论反思。藉于此，米克·巴尔强调“文化研究必须被重新命名为文化分析”，原因有二：其一，文化分析的“文化性”观念“同时可以被定义为研究领域、或是研究主题”；其二，其“理论反思”主张“研究对象总是反‘客’为‘主’、参与理论观念建构的理论反思与阅读的共同过程”。[14]11文化分析的“文化性”的反思视角，淡化的是文化研究挟“文化”之名的学科消解意识，强化的则是各个学科借“文化性”之实的理论协同创新。

与文化研究的“景观”模式不同，文化分析并不聚焦于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批判经验，反而更加注重经典文艺形态的当代视角和知识生产，其强调的是以“文化现象”为中心的反思视角，以及以“文化性”为基础的学科协同。在“文化现象”的反思层面，米克·巴尔强调对其“文化存在”的关联研究视角，文化分析过程必须“通过语言学、文学、视觉、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综合协助”；在“文化性”的协同层面，她提倡对其“学科存在”的理论旅行视角，跨学科研究必须“通过相互协作的具体学科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在文化分析的范式层面，巴尔则主张“博物馆”作为“文化分析关注的各种文化对象的良好范式”，在学科协同的基础上分析和探讨各种文化现象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性”的意义生产过程。[15]7总体观之，巴尔主张的博物馆模式，立足的是“当下的文化记忆”，涉及到“文化过程”、“主体间性”、“概念体系”三个关键环节，以及“当代与历史的关系”、“文化性的解读方法”、“理论的反思与自我反思”这三种核心问题。[16]30-40借助文化对话和学科协同的博物馆范式，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化存在的生产过程和历史成因、文化记忆的当代阐释与主体间性，以及文化理论的学科视角和概念体系，它的理论原则涉及人文研究的学科性、文艺形式的文化性、文化批评的历史性，以及理论话语的反思性等四种维度，其研究范式呈现出一种以“文化性”为中心、整合人文研究与知识生产的理论旨趣。

对于米克·巴尔来说，文化分析主张的“文化性”的理论基点，实际上是文学艺术的作品文本。文化分析主张从文化范畴回到文学作品，并不是完全排斥文化批评的社会介入作用，更不是简单的恢复文学批评的经验主义传统，而是充分考察文学与文化文本自身的文化指涉、历史传播和知识生产，即文艺作品的“文化性”问题。借助“文化性”的研究对象，文化分析“将文学和其它文化产品视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地带”，探讨“文学作为文化力量的介入作用”，强调“对于文学的文化分析所包含的张力地带，涉及到习以为常的价值关系、需要综合的文化观念和方法的边界问题”。[17]在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当中，“文化性”和“反思性”本质上是并行不悖的：前者强调文艺作品作为文化存在的社会维度，面向意义生产过程的文化批评；后者则关注文艺作品作为文化形式的文本维度，通向文学文本的细读方法和文化文本的厚描效果。对此，米克·巴尔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必须整合“文化性”和“反思性”的两种理论视角，其研究方法应该融合“文本细读”和“文化批评”的两种批评范式。

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已经彰显其主张的“博物馆”的理论模式。它不仅是在保持传统学科的独立性基础上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同时也是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或文化产品的跨文化理论反思。正如卡勒指出，文化分析是作为“所有学科兼备特征的自反性发生的领域”，“其自反性能够与其它学科交集，它也完全能够就市入行”。[18]341-343巴尔本人是作为符号学和叙述学专家，从叙事学介入到文化分析的理论建构，历史学家安柯斯密特从历史叙述学探讨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文论家卡勒从文化批评强调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理论，艺术史学家伯莱森从艺术学视角主张作为文化分析的艺术史学，更多理论家们则是从自身学科领域探讨文化分析对其它学科的理论影响。

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当下的文化分析学派自身也正在经历“泛学科化”的理论过程。本尼特主编的《文化分析赛奇指南》更是推波助澜，他对文化分析学派进行“大百科全书式”的全面总结，指出其谱系视角包括普世主义、本质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理论框架横跨人类学、文化地理、社会学、文化史、文学研究和视觉分析等众多学科，由此强调“这些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已经使得文化及其分析活跃在相互交叉的广阔学术领域”。[19]3-4应该说，庞大学者群体的研究热潮固然有助于营造和扩大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声势，却也在混淆和消解文化分析的学科边界和思想根基。

面对文化分析日渐“巨无霸”的理论景观，米克·巴尔本人非常警惕“泛文化研究”的覆辙重蹈，始终坚持人文研究的学科边界，坚决反对借文化分析之名整合学科的理论构想，其主张的是从自身学科的独立视角考察文化分析的理论体系，以及从理论旅行的对话视角探讨文化分析的跨学科意义。换句话说，文化分析最初源自米克·巴尔在叙事学领域的“一致之思”，理论家们则在各自领域“各以其情而自得”。然而，无论文化分析学派如何壮大，文化分析理论如何蔓延，米克·巴尔视域中的文化分析必须立足于文艺作品的文化存在，从“文化性”的反思视角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和理论范式的文化范畴，从“博物馆”模式的学科协同视角探讨“文化性”的意义生产过程。对于米克·巴尔本人来说，在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文化分析，不在于制造文化批判形态的理论景观，而是在于推进历史祛魅过程的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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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丕智]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ploring Cultural Analysis of Amsterdam School in Contemporary Netherlands

Wang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Cultural studies have been on the decline, and its paradigm of cultural politics was in crises. There are radical criticisms, while few ide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 group of literary theorists, with the Dutch scholar Mieke Bal as the lead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turn from cultural studies to cultural analysis, and from cultural critique to cultural materialism, advocates the literary-artistic studies based on “cultural relevance”, and establishes Amsterdam School of Cultural Analysis. This paper, applying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alysis, interrogates the paradigm crisis of cultural studies between culturalism and structuralism, explores Bal’s methodological shift from “culture” to “culturality”, the paradigmatic turn from “spectacles” to “museum”, and the theoretical return from “cultural critique” to “historical demystification”.

Keywords:cultural critique; cultural materialism; Mieke Bal; cultural analysis; Amsterdam School of Cultural Analysis

文章编号：1673—0429(2015)06—0010—05

中图分类号：G15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王进(1979—)，男，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是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收稿日期：2015-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