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葹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唐代排佛论对林罗山神道思想中的排佛思想影响
——以《怪谈全书》中傅奕的排佛观为中心

张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林罗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神道思想家和汉学家。历来的先行研究关于他的排佛思想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对朱熹排佛思想的继承，一种认为他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林罗山所编译的中国怪异小说集《怪谈全书》中的唐代傅奕反佛的故事，证实林罗山的反佛思想各方面均受到了傅奕的影响，并就他对傅奕和韩愈反佛思想的接受以及与朱熹反佛思想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林罗山；《怪谈全书》；傅奕；排佛；韩愈；朱熹

林罗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著名的朱子学者、神道学家和汉学家，可谓是整个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奠基人。作为一个神道学家，他创立了日本神道思想与朱子学思想相结合的理当心地神道，而这种神道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出了鲜明的排佛口号，反对日本自平安时期“本地垂迹说”以来的神佛习合思想。

关于林罗山排斥佛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他的神道著作《本朝神社考》《神道传授》以及其子整理的《林罗山文集》第二十六卷中的十一篇文章中。研究者们在研究其排佛思想时往往也会在这些文章中寻找其排佛观点，然而却没有人用《怪谈全书》作为论述材料。

《怪谈全书》是林罗山从中国的大量类书中收集关于鬼神妖魔的神怪故事，编辑、翻译成的用通俗的片假名和汉字混合文体所书写的日语怪谈集。关于这本著作的版本考察、以及该书对其后的江户翻案文学的影响方面在日本均有相关研究，却没有人将其作为研究林罗山思想的材料。实际上，作为一本怪谈翻译集，在该书的选材、编辑和翻译过程中均留下了林罗山神道思想的痕迹。本文以《怪谈全书》中林罗山的“排佛”思想表现为切入口，探讨唐代的傅奕对林罗山排佛观点的影响。

一、傅奕排佛观对林罗山排佛思想的影响

在《怪谈全书》第四卷中有一个《赖省干》的故事，原文出自《古今说海》“说略”部的《谈薮》一书，该书早已佚失，其佚文散见于各古籍之中。这个故事原作者的最初意图也许就是为了宣扬佛法。

故事讲述了宋代有个叫赖省干的人会使用邪术，因为他的所卜之事全都应验，所以很得人们信任。有一天他用女子祭鬼，此鬼怪的原形乃是一条大白蟒蛇。被用来做祭品的女子因其母“喜诵佛书”，此女亦习得心经。当妖怪出现时，女子“急念揭谛咒，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进复却。女诵咒益急，良久，口中光渐大，直出射此物。物仆床下，铿然有声，不复起。”[1]]507女子因此得救，赖省干也因为利用蛇精作怪的事暴露而被捕，黥配海外。林罗山在翻译这个故事时，没有在译文里将佛教因素删除或是置换，而是在文末添加了这样一段评论述：

凡ソ人ノ心一ニシテ真実ノ敬アレバ、鬼神モオソルル道理アリ。況ンヤ虵蟒バケ物ノ類ヲヤ。呪文ニヨリテ然ルニハアラズ。性理字義ニ此理ヲ云ヘリ。(一般来说只要人全心全意地崇理，鬼神也会感到畏惧。何况是蛇蟒之类。击败蛇蟒并非在于依靠咒文。性理字义所云就是此理。)

林罗山提出，消灭妖怪的并非佛法的力量，而是“性理字义”。

提出“性即理”的是程颐。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2]254即把命、理、性、心、都看作是“理”，这个理是指理气说中的世间所有现象事物存在的规定和道理。

然后仔细分析这段话与该故事的关系，会发现林罗山的这个评论在此处有些牵强。朱子学中的理是对世间一切存在的道理和规定。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神力般的效应。坚信理就能消灭妖怪的想法是说不通的。林罗山此处写出这个评论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只是想排除这则故事中佛教的神力，而用自己平日推崇的朱子学理气观牵强附会。其二，他把理气论当做了一种宗教信仰，他希望理能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战胜妖魔。林罗山将理与神的关系在他的神道著作《神道传授》中已有相关论述。他在该书《神之理》一章中写道：“神无形却有灵，是因为神是由气所成的。不管是气萌发之前或是萌发以后，理原本就是存在的。此理无声无味，无始无终。产生气和神的都是理。”[3]28林罗山承认朱熹理气说所提倡的“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鬼神只是气”[4]33-55等神由气产生的观点，但他同时也认为神和气都产生于理。同时，他也承认神是有“灵”的，灵就是指神具有神力、灵力的属性。他在《国常立尊同体异名事》中写道：

国常立尊是一切诸神的根本。……万物之始，皆根源于此神。[3]26

在这段论述中，由国常立尊产生了诸神，天地万物之始也是源于国常立尊，也就说国常立尊有生成世间万物的“气”的功能。“神”也产生于“气”，但同时也产生于“理”，也就是说，国常立尊也同时具有“理”的功能。在《神之根本》一章中，林罗山所论述的“神”和“理”的概念明显重合在了一起：

神乃天地之根，万物之体。无神则天地灭，万物不生。……此乃无色无形之神，又乃无始无终之理。从古至今通常的道理认为因为神一直存在，万物才能无始无终。此乃神道奥义。[3]44

在朱子学的理气说中，“理”是世间万物存在的道理和法则，而“神”在理气说的解释中，也成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然而在林罗山的神道理论中，他一方面承认“神”由“气”所生成，另一方面又将最初之神国常立尊推崇到“理”的地位，进而明确地提出了“神道即理(神道ハ即理也)”[3]45的观点。

为了加强“性理字义”能够击退妖魔的说服力，在评述之后，他又紧接着讲述了一个傅奕击退西域胡僧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初唐时，一个西域胡僧来到唐朝，他可以从口中喷出火来，使众人感到惊奇。而傅奕却口中念叨着“乾乃元亨利贞”，击退了西域妖僧。自《左传》中以人之四德“仁礼义干”解释“元亨利贞”之后，“元亨利贞”就被赋予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色彩。[5]965到了朱熹那里，“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南西北。”[4]1690“元亨利贞”更被衍伸为万事万物变化的基本规律。林罗山在此处添加这个故事，想必是为了和《赖省干》文末评论中强调“性理字义”作用之大的说法相呼应，为自己提出的朱子学的“性理字义”能够击退妖怪的观点提出依据。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傅奕确实是唐代有名的排佛人士。

傅奕是初唐时期代表性的反佛人士，他官拜太史令，曾多次上疏唐高祖，请求废除佛教，其发佛的内容得到了高祖的一定认同。现有《请废佛法表》《请除释教疏》等文章收录在《全唐文》。《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也记录了其反佛的言论。朱熹在撰写《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纲目》)时，也将傅奕的反佛言论编录其中。在宽永元年(1624年)林罗山为《资治通鉴》所写的跋文中，明确说明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读完了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并在同年所写的《题通鉴纲目后》一文中表示完成了《通鉴纲目》的全部加注训点工作。那就说明林罗山仔细阅读了傅奕的反佛言论。并且，《怪谈全书》中林罗山记录在《赖省干》文末的傅奕击败西域沙门的故事记载在《太平广记》《类说》等类书之中。这两种类书均被列在了他二十二岁时写下的“既读书目”之中。林罗山年少时就对中国的各种类书产生了兴趣，还在宽永十七年(1640年)58岁时重读了《事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书目，并添加了朱点。在《赖省干》文后添加傅奕的故事，可见其对傅奕排佛故事印象的深刻。

笔者将傅奕的排佛观与林罗山的排佛思想的相似点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将佛教异端化，二是将佛教妖魔化，三是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对佛教。

(一)佛教的异端化

傅奕击退的沙门来自西域，这表示佛教自西域印度传来。而佛教来自西域本身就成了林罗山排佛的理由。

林罗山在其神道思想的理论著作《神道传授》中关于“神之理”有这样一段话： “神无形却有灵，是因为神是由气所成的。不管是气萌发之前或是萌发以后，理原本就是存在的。此理无声无味，无始无终。产生气和神的都是理。理确实是万物之根源。异端则不知此理。”[3]28这段话是说，理创造了神和万物，而异端不知。此处的“异端”就是指佛教。正是因为佛教是外来者，不知理，才会到处宣扬佛教思想。

关于佛教是“异端”的说法，林罗山在《本朝神社考》的序言里阐释得十分清楚：“夫本朝者神国也。神武帝继天建极已来。相续相承。皇续不绝。王道唯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中世寝微。佛氏乘隙。移彼西天之法。变吾东域之俗。王道渐衰。神道渐废。而以其异端离我而难立。故设左道之说曰。……虽然犹幸有日本书纪。延喜式等诸书。而可以辨疑。是亦读书知理之人。可少觉也。非为庸人而言之。夫沙门之不得入伊势。伊势贺茂之有忌词。内侍所不献僧尼赠物。敏达帝之不信佛法。尾兴镰子之不拜佛像。是犹上古之遗风余烈也。……”[6]365-366并指出自己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庶几世人之崇我神，而排彼佛也。然则国家复上古之淳直，民俗致内外之清净”[6]366。

在这一段序言中，林罗山明确地指出佛教是“西方之法”，是“彼佛”，是中世时期乘虚而入的异端；而日本是神国，神道是“我天神所授之道”，并列举出《日本书纪》《延喜式》等史书、法典中所记载的中世以前排佛的事实，以支持自己排佛的主张。

林罗山选择傅奕的故事是因为傅奕反佛的主张也跟他的排佛说辞很像，或者说林罗山排佛也许借鉴了傅奕的观点。据《旧唐书》记载，傅奕上书请求废佛时的理由之一即是“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7]2715。“胡”是古代在“大中华思想”的影响下对汉族以外民族的蔑称，傅奕将佛典视为“胡书”，表现出对佛教的蔑视。在与唐太宗谈论佛教时，傅奕明确说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7]2717“胡中桀黠”“夷狄”等对佛教的蔑称均在林罗山的排佛思想中得以沿用。他提出：“夫佛者一黠胡，而夷狄之法也，变神国为黠胡之国，譬如下乔木而入幽谷，君子之不取也。”[6]419将佛教视为“异端”也是为了突出日本神道的“正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林罗山在此指出佛教是异端，反对的只是“神佛习合”，反对中世纪以来的把日本的神道佛教化，否定神佛不分的各种现象，但却没有否定如来、菩萨等佛教之神的存在，佛教所具有神奇法力也没有被否认，即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佛教。他只是提出异端之佛教，不应该入主神道。

由于林罗山没有从根本上对佛教上进行否定，在傅奕的故事里，胡僧会使用喷火的幻术，而《赖省干》中的女子平日跟着母亲习佛，遇到妖怪时急念揭谛咒，口中吐出光而击退蟒蛇精的情节得以保留。虽然林罗山在文末加注说明击退蛇精是因为性理字义的关系，只是为了模仿傅奕念着“乾乃元亨利贞”击退西域胡僧的情节，但由于故事中没有任何跟理学相关的因素，这段评论只能说是牵强附会。这种牵强附会正是由于林罗山将佛教的佛法显灵视为一种神奇的法力想用另一种神力克制它，无法从根本上否认神佛妖怪法力存在的思想造成的。

(二)佛教的“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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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从根本上否认佛法显灵的存在，为了排佛，林罗山只能将佛教“妖魔”化，让其披上邪恶的面纱来对其否定。在傅奕的故事中，傅奕将西域胡僧视为妖，而沙门具有的异能，也仅仅是会吐火，并没有具体危害世人的表现。林罗山在故事后评价道：“由此可知：妖由人生，邪不胜正。”[8]422在简短的故事中，并没有叙述胡僧有什么恶行，然而其异能却被视为妖邪，从这句评论可以看出，林罗山完全将僧侣视为妖怪无疑，已然将佛教“妖魔”化了。

将佛教“妖魔”化其实也是林罗山排佛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表述。

在散文《越后国伊夜比古神庙记》中，他将佛称为“天竺之鬼”，并论述：“岂执天竺之鬼而混我朝之神哉。神风之与佛道之不相干涉，譬如冰炭之不能相容也。”[9]172又在另一篇散文《石动山记》中，他将佛称为“异域鬼”，并反对渗入了佛教思想的神仙思想，认为“仙佛同源是彼说也，吾岂肯哉”[9]178。在诗集中，更收录了这样的诗句：“岂图西域黠胡鬼，来此山中作野狐。”这句诗不但直接将佛称为“胡鬼”，更在将佛看做山中的野鬼狐妖之辈。

在《怪谈全书》中，还有一个《聂隐娘》的故事，也隐含将佛教“妖魔”化的因素。聂隐娘在十岁的时候被一个前来化缘的尼姑偷走。原本偷走孩子就是一项恶行，然而，尼姑的作为还不仅如此。五年之间，她教会聂隐娘法术，训练隐娘去市井里杀人。虽然所杀之人，尼姑认为有该杀的理由，但是杀人数量之多，手法之残忍(取其头颅，化其为水)，让人不免对尼姑亦正亦邪的做法心生畏惧。中国的志怪类小说浩如烟海，况且《太平广记》《事文类聚》等大型类书都在林罗山的“既读书目”之中，他应该有很大的选择余地。然而，偏偏选中了这篇故事翻译收录在了《怪谈全书》之中，也许暗含了将佛教的尼姑“妖魔”化的意图。

林罗山将佛教“妖魔”化不仅表现在他翻译中国怪异小说的选材上，这种思想在日本传统的怪异故事中也有表现，而且其反佛意识更加强烈，对佛教的“妖魔”化也更加直观。

天狗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妖怪。在《本朝神社考》里《僧正谷》一文中，林罗山先写出了源义经在僧正谷里跟着天狗学本领的传说，接着写道：“我邦自古称天狗者多矣，皆灵鬼之中，其较著者。相称曰天狗。……此等类甚多。或为狐，或为童，或为鸠飞行，或为僧为山伏，出于人间。或为鬼神貌，或为佛菩萨相。时时出现。其说曰，见人福则转为祸，遇世治则复为乱。或发火灾，或起斗争。”[6]553就这样僧人菩萨都被林罗山视为作恶起乱的天狗的化身，不仅如此，他还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将最澄、空海、円仁、円珍、日莲、法然和荣西等日本历史上有名的高僧都说成天狗的化身。由于他们分别是天台宗、真言宗、日莲宗、净土宗和临济宗的鼻祖和代表僧人，就这样日本佛教被林罗山全盘“妖魔”化了。

在傅奕的反佛言说中也多次将佛教“妖魔化”。傅奕在《请废佛法表》中，将佛教称为“胡佛邪教”“妖胡”，并且同该表一起上书的“益国利民十一条”中称佛教“以幻惑而作艺能，以矫诳而为宗旨。然佛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岂可催驱生汉供给死夷”。[10]1346又在《请除释教疏》中写到佛教“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10]1347。傅奕和林罗山将佛教视为异外妖邪的立场并无差异。

(三)佛教对儒家忠孝思想的悖逆

林罗山亦有相同的看法。他在《谕三人》写道：“浮屠氏毕竟以山河大地为假，人伦为幻妄，遂绝灭义理，有罪于我道。故曰：事君必忠，事亲必孝，彼去君臣，弃父子以求道，我未闻君夫之外别有所谓道也。”[9]672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林罗山以忠孝之理排佛的论证与傅奕不但没有差异，“事亲忠君”与“事亲奉上”在用词上也是十分相似的。

“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7]2716在傅奕看来，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国家、社会的动乱均与当时掌权者崇佛的行为相关，梁武帝、齐襄帝崇佛亡国就应该成为后世借鉴的明镜。

林罗山同样列举了日本历史上崇佛乱国的例子。他在《苏我马子辨》中写道：“马子之弑君，诚佛之罪也。若马子知夫五典，则岂如此乎。”[9]293苏我马子指使东海直驹杀害崇峻天皇，事后拥立外甥女推古天皇即位，这原本是飞鸟时代日本历史上的一场宫廷斗争，但由于苏我马子一生在日本推崇佛教，林罗山就将这场政治斗争的原因归罪与佛教。如果苏我马子懂得儒家忠孝纲常之道，就必然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之事。由此足以说明提倡抛弃肉身、人伦关系的佛教对儒家忠孝思想的悖逆。

二、韩愈与傅奕排佛思想的关系

在关于林罗山排佛思想的先行研究中，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林罗山的排佛思想与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排佛思想相近，是对其的吸收接受。另一种观点认为林罗山的排佛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11]林罗山接受了韩愈的排佛思想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其与松永贞德围绕佛教的争论《儒佛问答》中他提到：“韩子曰，佛不过是夷狄之一法。”据学者龚颖统计，朱熹在称佛教或印度时几乎不用“夷狄”这个名称[11]119-152，她认为林罗山多次称佛教为“夷狄”是对韩愈称谓的沿用。但是在傅奕的反佛言说中，同样将佛教称为“夷狄”，并且傅奕的言说早于韩愈，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韩愈与傅奕排佛思想的关系。

韩愈关于排佛的言论，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论佛骨表》。将《论佛骨表》与傅奕的《请废佛法表》《请除释教疏》相比照，发现韩愈并无对傅奕排佛思想有超越性的观点。宋代魏仲举在辑注韩愈此文时写道：“予谓愈之言盖广奕之言也，故表出之。”[12]2920说明在宋代时，韩愈与傅奕排佛思想的关系就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傅韩两人在排佛上的相似之处大致可总结为三点：1.均从忠孝纲常等儒家观点来反对佛教。2.均将佛教称为“夷狄”。3.均认为修寺建庙劳民伤财，从民生层面反对佛教。

其实仔细分析傅韩两人的反佛文章，是可以发现韩愈受到了傅奕的直接影响。在《论佛骨表》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12]2904-2905韩愈写此文进谏宪宗时，希望“高祖之志，行于陛下之手”，而此处的“高祖之志”是指高祖李渊曾于武德九年(626年)，颁布《沙汰僧道诏》，下令整顿、控制佛教的发展。而李渊发布这样的诏令则是对傅奕在武德四年(621年)上疏的《请废佛发表》和“益国利民十一条”，以及武德七年(624年)上疏的《请除释教疏》的回应。据旧唐书记载，傅奕上疏高祖，高祖的态度是“高祖将从奕言，会传位而止”[7]2716。傅奕当年上疏高祖反佛，得到了高祖的认同，并且高祖还颁布了相关遏制佛教发展的法令，后来因为玄武门之变未能顺利进行，李世民登基以后为了笼络人心而撤销了抑制佛教的法令。韩愈在撰写《论佛骨表》时也许将自己置于傅奕的立场，希望宪宗像高祖那样采纳自己的主张。此外，在《论佛骨表》中，韩愈写道：“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认为，崇尚佛教的君王和国家都命短，在傅奕的言论中也有相似的论述，傅奕在《请除释教疏》中写道：“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不管是所举的事例还是观点都是相似的。由此可见，韩愈的反佛思想受到傅奕影响的可能性极大。

先行研究已提出林罗山的排佛思想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笔者也已经在本文的前半部分证明了林罗山细读过傅奕反佛的相关文章，并且还熟知傅奕反佛的传说轶事。因此，在接受韩愈反佛思想影响了林罗山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傅奕的反佛思想对其的影响。至于为何林罗山在《儒佛问答》中提到韩愈而不是傅奕，笔者认为自然是韩愈的名气远大于傅奕的缘故。作为文人，韩愈的文章“文起八代之衰”，在重视汉学的日本，韩愈亦有很高的知名度，在与日本崇佛学者辨析佛教时韩愈的言说更能成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同时，韩愈对于朱熹为代表的宋学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一名朱子学家，林罗山提到韩愈更是无可厚非。

此外，如前文所述，傅奕称佛教为“胡中桀黠”，林罗山也在多篇文中将佛教称为“黠胡”。然后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韩愈的所有诗文，发现韩愈并没有将佛写为“黠”的相关叙述。因此，可以认定“黠胡”是受到傅奕的影响，而非韩愈。

关于傅奕、韩愈、林罗山排佛思想的关系，笔者认为，因为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思想相近，傅奕对韩愈的排佛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林罗山又细读过两人的排佛言论，可以断定他同时受到了两人排佛言论的影响。但傅韩反佛思想的差异性也应注意。傅奕的出发点是作为一个道教的信奉者，他本质上是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他将佛视为异端，称“佛为一姓之家鬼”，也承认其以“幻惑而作艺能”，即对佛法神力的认同。而韩愈的反佛主要是立足于儒家的立场，用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鬼神观作为反佛的依据。相比之下，傅奕的用儒家的忠孝人伦观反佛只能视为其反佛思想复杂性的一方面，他作为道教人士的立场思想也不能被忽视。因此在论及林罗山受到唐代排佛思想的影响时只谈及韩愈，而忽略了傅奕，那么对于林罗山排佛思想形成的研究将是不全面的。

三、林罗山与朱熹排佛思想相异的原因辨析

关于佛教，朱熹亦持反对的立场，在《朱子语类》中也记录了他不少反佛的言论。那么为何作为朱子学者的林罗山排佛，并非对朱子学排佛思想的继承呢？这需要对朱熹、林罗山两人排佛思想的差异性进行辨析。

朱熹排佛，重点从理学的心性论进行论述，关注佛理的内在本质。他认为“‘儒佛之所以不同，正义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具乎心者也。情也者，性之所以应乎物而出乎心者也。心也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而以统性情者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则物之所感、情之所发皆不得其道理，于是概以为己累而尽绝之，虽至于反易天常、殄灭人理而不顾也。’”[13]4989-4990他认为佛理的虚谬在于不能认识性之本质。性是理贯于人而生成的，而性之本体为善。至于由虚谬本质造成的“反易天常、殄灭人类者，论之亦可，不论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14]1295。他认为懂得理学之人即可辨是非，不用从灭纲常人伦等佛教的表层去反驳佛教。

然而，反观林罗山反佛的重心与朱熹恰恰相反。林罗山更加重视从外围排佛而没有触及辨析佛教存在的本质。他将佛教视为外来之异教，认为不该崇佛而忽略了日本传统的神道，并没有否认佛法的存在。这与傅奕身为道教信仰者，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而排斥他教的立场是十分相似的。林罗山想要维护和推崇的就是日本的神道。

虽然佛教传入中国远早于日本，却不如佛教对日本影响巨大，对于中国统治阶层而言，儒学一直占据着正宗的地位。朱熹排佛，从本质上辨析佛与儒的不同，更有利于其理学学理上的建构。而在日本，自佛教传来不久就推广到其统治阶层，甚至自平安时代起，佛教就浸入了日本传统的神道，产生了本地垂迹之说，儒家经典虽然也在很早的时间传入日本，但那些典籍被当做文学受到日本有学识之人推崇，儒家思想并没有浸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而儒学真正对日本产生影响的却是江户时期，而最大的推手不是别人，正是林罗山。

从政治统治层面来看，德川幕府之所以大力接受儒家思想，正是因为提倡忠孝纲常人伦的儒家思想非常适合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林罗山从忠孝纲常的实用立场来排佛，比从本质上辨析儒佛差异更容易取得统治者的认同，从而由上至下地推广儒学。从神道方面来看，对于同时作为一名神道家的林罗山而言，他所建构的理当心地神道是儒神结合的神道。这个神道是对神佛习合的平安以来的神道传统的反驳，林罗山致力于将神道从佛教思想中剥离，并用理学理论建立起神道的理论。但神道的本质毕竟是日本的传统神灵，与理学本质的万物客观之理有不能调和的矛盾之处，这种以神灵为本质的局限性使得林罗山无法否认佛法的存在，而只能学习傅奕等人的思想，将佛法蔑视为异端的妖法。

傅奕对林罗山排佛思想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从未被提及，经过本文的论证，不管是从排佛言论上的借鉴还是排佛的各种立场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成立。而这种影响被忽略的原因，是因为先行研究中没有人重视从文学材料入手分析林罗山的思想。《怪谈全书》虽然是一本中国怪异小说的合集，但是林罗山在选材、编辑取舍、翻译的过程中，自然会留下自己思想的痕迹。通过对该书中所译的傅奕排佛故事的分析，不但可以证实傅奕对林罗山排佛思想的影响，还能从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中辨析林罗山与朱熹排佛思想的差异，从而对林罗山思想研究产生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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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三三(<请废佛法>))[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龚颖.“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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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朱熹.释氏论(上)(《朱子全书》第2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4] (宋)朱熹.答汪尚书(《朱子全集》第2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5](日)砺波护著.韩昇， 刘建英 译.隋唐佛教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6]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朱丕智]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The Influence of Anti-Buddhist Theory in Tang Dynasty

on Hyashi Razan’s Anti-Buddhist Thoughts

Zhang Shi

(College of A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Hayashi Razan was the sinologist, the scholar of Zhuzi’s theory and Shinto in the early period of Edo. The previous scholars argued that the anti-Buddhist thoughts of Hyashi Razan were influenced by that of either Zhu Xi or Han Yu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nti-Buddhist thoughts of Hyashi Razan were influenced by Fu Yi’s anti-Buddhist thoughts by analyzing the stories about the anti-Buddhist stories of Fu Yi in Gaidan zensyo,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strange stories translated and compiled by Hyashi Razan. It illustrated the influences that anti-Buddhist thoughts of Fu Yi and Han Yu had on that of Hayashi Razan. At the same time, it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nti-Buddhist thoughts of Hayashi Razan and Zhu Xi as well as the reasons between them.

Keywords:Hayashi Razan; Gaidan zensyo; Fu Yi; Anti-Buddhism; Han Yu; Zhu Xi

文章编号：1673—0429(2015)06—0027—07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张葹(1985—),女，重庆北碚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方向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