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晚唐神策军的迁转问题再探讨

2015-03-19

何 先 成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达州 635000)



中晚唐神策军的迁转问题再探讨

何先成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达州635000)

摘要:神策正员官每三年一迁转。甘露之变后,神策将吏的迁转原则颇为畸形化。神策军将卒的迁转类型主要有:由京师神策将军出为方镇节帅或地方刺史,由神策城镇将领转任为方镇节度使或刺史,神策城镇将领入为京师神策将军或军使,由京师神策将军出为外镇神策城镇、行营统帅,神策军士卒迁转为神策大将军。神策军将卒迁转的主要原因是:向中尉行贿,德才兼备,文武兼优,立功,甄录功臣之后,战略布署的需要,伎艺。

关键词:中晚唐;神策军;迁转

天宝十三载(754)哥舒翰在磨环川建立神策军,神策军遂以边军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代宗广德元年(763),鱼朝恩率领在陕神策军入主禁中,神策军的性质由边军转变为天子禁军。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和党项入寇京畿,鱼朝恩以神策军驻屯苑中,从此,神策禁军“势居北军右”。贞元十二年(796),德宗创立中尉制,神策军与宦官集团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宦官典军成为一种制度。唐代宦官中尉掌握了神策军,上以废立君主,下以胁制群臣,并在一定程度上威慑藩镇,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直到天复三年(903),崔胤、朱全忠尽诛宦官,停废神策军为止,神策军在唐代一共经历了149年的历史,中尉掌军制则相沿存在了107年。可以说,神策军是唐代中后期北衙禁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唐廷直接控制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也是唐代后期政坛上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对唐后期政局和历史发展走向影响巨大。鉴于此,笔者拟在前贤的基础上,缀辑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对作为禁军的神策军的迁转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一、神策军将卒的迁转原则

唐制规定,神策正员官依资改授,每三年一转迁[1]81。甘露之变后的非常时期,神策将吏的迁转原则颇为畸形化。神策中尉在神策军系统之内,自主任命、迁转将吏,皇帝、朝臣、兵部、中书均成摆设。史载,“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2]8058。宦官权势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开成三年(838),仇士良暗杀李石未遂,李石惊惧请求出镇,文宗虽心知其事,却无能为力。此事之后,中尉对文宗才略为放心,在名义上将神策将吏的迁转之权归还文宗。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颁发“癸未诏”,对神策将吏的迁转进行重新规定,其辞云:“左右神策所奏将吏改转,比多行牒中书门下,便复奏处。起今以后,宜令军司一一闻奏,状到中书,然后检勘进覆。”[3]1782即是说,神策将吏的迁转需先奏闻,中书“检勘进覆”后,符合相关资格,才能迁转。

武宗即位后,对于神策军正员官的改转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会昌元年(842)二月颁发的敕书云:

左右神策军,先有奏正员官大将请授官事,起今已后,宜依资改转。如无正员官者,军司欲为奏论,须有功绩者,宜具事迹奏闻,当为甄奖,不在注拟之限。[4]1297

从敕文内容看,武宗将资历和功绩确定为神策军将士职级改转的原则。其中,神策军中的正员官将士,需依资改转;非正员官将士,需要有相应的功绩,才可以不循资历而得到相应级别的改转。

会昌五年(845)七月四日,武宗又下敕,对神策军内部的僚佐定额官的迁转标准进行规定,其敕文略云:

左右神策军定额官各十员:判官三员,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各一员,孔目官二员,驱使官二员,改转止于中下州司马,并不拟登朝官。其驱使官从使挟名敕下,各从补后,计四年优放选。其十员官,如官满及用阙,本军与奏,仍由中书门下依资拟注官判以下员,如老弱不任道途,事须停解者,终身不许更有参选。如有殿犯,即据官判以下,或谪官覆资,或罪轻停解者,亦须终身不许更有参选。仍永为例程。其元和二年十员定额官敕,不在行用之限。[4]1297

从敕文可以看出,左右神策的十员僚佐定额官的迁转由中书门下依资注拟,且改转只限于中下州司马,这实际上是皇权强化的表现。武宗及宰相李德裕的强势造成了中尉及神策军的不满。宣宗即位之初,韬光养晦,对于拥立自己的左中尉马元贽恩宠有加,会昌六年(846)十一月,下敕废除了《会昌五年七月四日厘革定额转官敕》,其辞略云:“左右神策军,自今已后,如有奏判官以下官额十员请转官者,宜委中书门下,依元和二年流例,与覆奏进拟,其会昌五年七月四日厘革定额转官敕,自今已后,不要行。”[4]1297即是说,武宗关于左右神策的十员定额官改转只限于中下州司马的敕令仅实行不到一年时间,即宣告废止。

二、神策军将卒的迁转类型

神策军将卒的迁转情况较为复杂,通过对现有史料进行爬梳,大致可以将其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由京师神策将军出为方镇节帅或地方刺史。如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右神策大将军张维清为单于大都护,充振武麟胜节度使[5]476;大和四年(830)春正月,左神策军大将军丘直方为鄜坊节度使[5]535;大和七年(833)六月,右神策大将军李用为邠宁节度使[5]550;大和九年(835)六月,右神策大将军刘沔出为泾源节度使[6]5194;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以左神策军胡沐为容管经略使[5]562;开成初,田弘正之子牟以神策大将军出为盐州刺史,后迁鄜坊节度使[6]4786-4787;高骈,世隶禁军,由神策军将转迁方镇节度,联居大镇,“起自禁军,从微至著。领剑南,荆、润、维扬,联居四镇”[5]4707;咸通六年(865)五月,以神策大将军马举为秦州经略招讨使[5]659;咸通十年(869),右神策马军大将军知军事荆从皋充义昌军节度、沧齐德等州观察处置使[7]1090;光启年,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为振武节度[8]4101。

唐末,神策军将出为方镇节帅出现了新的特点。由于当时唐廷实际控制的地方有限,藩镇林立,各镇已有固定的节度使,神策都头虽被任命为节度使,但大部分为遥领,实际上并没有赴任。如光启三年(887)正月,朝廷以保銮都将李鋋为黔中节度观察使,陈佩为宣歙观察使[5]726,但二人并没有赴任,昭宗时,他们仍然是神策都头;大顺初,天武都头李顺节领浙西节度加平章事[5]4652,非真正出镇,而是遥领;景福二年(893)三月,昭宗为削弱神策诸都军权,欲用杜让能及亲王典禁兵,相继任命捧日都头陈佩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扈跸都头曹诚为黔州刺史、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鋋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晟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并加特进、同平章事。各令赴镇,并落军权。[5]749但五人仍然没有到镇。

其二,由神策城镇将领转任为方镇节度使或刺史。如元和四年(809),李光弼少子李汇由同官镇将迁转为宿州刺史[9]236;元和十年(815)七月,左神策行营长武城使杜叔良为朔方、灵盐、定远城节度观察使[5]453;大和七年(833)十一月,以左神策长武城使朱叔夜为泾州刺史,充泾原节度使[5]552;开成四年(839)六月,以长武城使苻澈为邠宁节度[5]578;等等。

其三,神策城镇将领入为京师神策将军或军使。如梁荣干为右神策军奉天镇都知兵马使,因“塞护长榆,兵分细柳,恩加士卒”之功,擢为右神策军将军知军事充马军都虞侯。[10]284-285

其四,由京师神策将军出为外镇神策城镇、行营统帅。贞元九年(793),朝廷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盐州纳入到神策军镇体系当中,任命左神策将军兼御史中丞张昌为右神策军盐州行营节度使。[3]11501

其五,神策军士卒迁转为神策大将军。神策军中的下层军士,由于家世、立功、特长、深受中尉赏识等因素,最终成为神策大将军。李孝恭就是由一名神策基层士兵逐步升迁为神策大将军的著例。对此,《李孝恭墓志》有详细的记载,该墓志对于我们了解神策军系统内部的迁转体制大有裨益。兹节录于下:

公讳孝恭,字道礼,易州易县人。公以广场之妙能,遂系禁戎之右职。迁衙职,兼知马军将事。辩音律之能,迁衙职,充音声使。公武艺周身,弓开叶碎,箭发猿伤。迁马军厢使。授盩厔镇遏使,移授奉天镇遏使,授步军将军、知军事,迁授本军大将军、知军事。以咸通十年死。[11]

从墓志内容看,李孝恭的仕途非常通达顺利。他因武艺过人而被选入右神策军中,不久,迁为衙职,使他能跟中尉深入接触。由于在军中展现了其它技艺,“辩音律之能”,又以衙职的身份充音声使。加之,他能“弓开叶碎,箭发猿伤”,因而被提拔为右军马军厢使,负责管理右军中的部分马军。又出为盩厔镇、奉天镇镇遏使,后征调回京师任右神策军步军将军知军事,最终迁授为右神策步军大将军知军事。

与李孝恭几乎同一时期的荆从皋,亦是由一名神策军士迁为神策大将军的著例。据《荆从皋墓志》[7]1090载,大和五年(831),从皋以右神策衙前正将开启了在右军中的仕途。会昌五年(845),以衙前正将加兵马使,此兵马使为基层兵马使。大中四年(850),又管马军衙前六将。到大中十一年(857),加散兵马使兼押衙,其年又充“清美显达”的马步音声使。大中十年(856),迁为先锋使。大中十四年(860),迁为马军厢使,步入了神策军中层管理层,此时的右军中尉王茂玄对从皋非常器重,“以公独领五方之卒,勤劳王家,将验九迁之荣” 。懿宗咸通二年(861),被派往右神策行营的襄乐镇担任镇遏使,一年后,被调回京师,为右神策军都押衙。咸通七年(866),转为右神策军马军将军知军事并充都虞侯兼教练使等重要使职。咸通八年(867),迁为右军马军大将军知军事,达到了神策军迁转序列中的顶点。

二人在神策军中的仕途之路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能够从一介普通士兵达到神策军系统中权力金字塔的顶层,并非空得虚名,而是名副其实。李孝恭有“广场之妙能”,“武艺周身,弓开叶碎,箭发猿伤”。荆从皋“读儒书,究兵术,尤能下士”。其次,在转迁为京师神策军系统中的中层将领之后,即被调往神策城镇任镇遏使进行锻炼,然后再入京,迁转为神策军系统中的核心层——三都(都兵马使、都押衙、都虞侯)或神策军将军,最后由神策将军迁为大将军。唯一不同的是,二人入选神策军军士的途径不同。李孝恭是因武艺过人而被选入右神策军中;荆从皋能入右军,得益于在右神策军中担任要职的父亲的推荐提拔,“大和五年(831),先将军以职重禁营,荣膺右广。不避内举。补衙前正将”[7]1090。

三、神策军将卒的迁转原因

神策军将卒能够得到迁转,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向中尉行贿。自中尉制度形成之后,当时军将“率市儿辈,盖多赂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也”[10]90。《旧唐书》卷一六二《高瑀传》载:“自大历已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5]4250《资治通鉴》则对禁军大将为出镇巨藩而重赂中尉的现象作了更为形象具体地描述:“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2]7976可见,市井富人及军人赂中贵人以求军将及节度的现象不在少数,而且是不争的事实。韩全义“以巧佞财贿结中贵人(窦文场),以被荐用”;王茂元以家财赂两军,求为忠武节度使[5]4070;岭南有金银,十分富饶。宰臣李石上奏称“近岁皆厚赂北司而得之”[2]8050。开成元年(836)十二月,文宗任用以清惠著称的卢钧为岭南节度,“朝士皆相贺”。太常卿高瑀曾为陈州刺史,大和元年(827),陈许节度王沛去世,陈许诸兵将奏请高瑀为帅,宰相韦处厚、裴度等人也以高瑀曾为陈州刺史,熟悉陈许军情,奏请他为陈许节度。就是这么一次正规且正常的人事任命,反而被朝野看作是反常,有不少朝臣不无叹服韦处厚任人之至公至理,“韦裴作相,天下无债帅”[6]5193。朝士的态度正好反映了当时贿赂中尉求巨镇、富镇成为一种常态。

从一些零星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方镇节度使的价格一般不会低于两万贯。如伊慎曾赂中尉第五从直三万贯求河中节度[3]1709;羽林将军孙璹赂弓箭库使刘希光二万贯求方镇[2]7808。神策大将军的月俸是三十六贯,其年收入不过四百贯左右,若大将军在尽职守责,不贪污腐败的情况下,大约需要五十年才能凑足两万贯。按照唐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大多数神策军将迁转为神策大将军时的年纪在三十五岁以上,即使一名军官在三十五岁为神策大将军,他也要到八十五岁才能凑足贿赂中尉的钱物。也就是说,抛开神策家族本身资财积累等因素,即某些神策军将的父祖辈本身就是富商豪强之外,通过区区俸禄来凑足购买方镇节度使的钱物,即使神策军将的待遇福利十分丰厚,对于神策大将军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月俸30贯的神策将军就更不能了。因此,他们采取“寅吃卯粮”的方式,先向中尉及富商们借贷。中尉及富商因能获得比本金更高的收益,“自神策两军出为方镇者,军中多资其行装,至镇三倍偿之”[5]2201。也乐于借贷,于是,在神策军中出现了不少神策债帅。神策债帅到镇后,为了还清借贷之资及获得比在神策军将任上更多的财物,就加倍收刮民众,克扣军人粮资、赏赐,这些大肆残民的举动造成了军人、民众不安,影响了地方政局的稳定。如市人李泳纳资隶籍于左神策军,后为左神策军将军,不惜财货贿赂中尉,大和元年(827)九月,出为振武节度使,不久转为河阳节度使,“所至以贪残为务,特所交结,不果宪章。犒宴所陈果实,以木刻彩缋之。聚敛无已,人不堪命”;开成二年(837),河阳军乱,李泳二子被杀[3]5118;河阳节度使罗元杲,“本神策将,状短陋,倚中官势,剽财输京师,凡巨万,人怨之”[6]5441。

如果节帅在资钱未偿的情况下卒于任所,中尉及富商则征之于该镇继任者或者所卒节帅之子。大和九年(835)八月,左神策大将军赵儋出为鄜坊节度[5]560,资钱未偿而卒,左军中尉仇士良征钱于新任鄜坊节度萧洪。时李训为宰相,权势熏人,“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2]8030-8031。萧洪结交李训,不与所偿,仇士良等无法,又征于赵儋之子[5]2201。

其二,德才兼备,文武兼优。王栖耀之子王茂元“幼有勇略,从父征伐知名。元和中,为右神策将军”[5]4070。陈士栋“才质”俱佳,“艺攻骑射,学览诗书,誓志从戎,将身许国”[12]2192。李良僅有谋略,为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使、延州安塞军蕃落等副使[13]37。

其三,立功。长武城军将高霞寓随崇文讨西川刘辟有功,迁为左神策长武城使[5]4249;长庆四年(824)四月,左神策大将军康全艺率左神策军平定张韶、苏玄明之难有功,迁为鄜坊节度使[3]4609;神策将军何文哲先后平定张韶之难、清斩刘克明之党、拥立文宗有功,大和元年(835)九月,文宗下诏嘉奖他,以之为鄜、坊、丹、延节度使[5]527;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弈与右神策大将军魏仲卿平定李训之乱有功,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丁卯,陈君弈迁任为凤翔节度使[5]563,开成元年(836)闰五月己丑,魏仲卿转迁为朔方灵盐节度[5]565;神策军将王宰诛训、注党有功,出为光州刺史[6]5203。

其四,甄录功臣之后。宪宗元和九年(814)八月,颁发“庚寅诏”,对康日知、李洧等有功于国的十一家的后代进行甄录,其中“左神策军、华原镇遏兵马使康志宁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左龙武军将军、知军事。左神策正将杨屿为袁州司马,薛之逵夔州司马,苏缜为陇州司马,李克展为凤翔府仓曹,李融为常州司户,李仲謩为襄州司仓,田知清为冀王府功曹,李元正为循王府功曹”[3]1439;康志睦乃忠臣之子,并且“修谨可委”,以勋隶神策军,累迁至右神策军大将军[5]514;孙德昭以父勋由盐州都校迁为神策军都指挥使。

其五,战略布署的需要。乾符六年(879),黄巢之变影响了唐廷的稳定,王处存首唱义举,由左军巡使迁为义武节度使[5]4699。广明元年(880)十一月,田令孜的心腹神策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防止黄巢由河阳入关[2]8358。光启二年(886),田令孜挟僖宗幸山南,为防止邠宁、凤翔兵追击,特置感义军于兴、凤二州,以神策指挥使杨晟为感义军节度使,驻守散关[2]8452。其年六月,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将兵二万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5]724。

其六,伎艺。武宗会昌三年(843),下敕选方镇才校为宿卫。周宝与高骈以善击球隶于右神策军为军将。后来,周宝在良原镇将任上,有戎政,迁授为神策右厢都押衙马军知军事[6]5415。广明元年(880),神策大将军陈敬瑄、杨师立、牛勖因击球得胜而分镇三川。其中,陈敬瑄为西川节度[2]8343,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 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2]8345。

当然,多数神策军将卒仕途能够顺畅的原因并非单一,而往往是以上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朔方子弟魏茪为神策散将,武艺高强,少有匹敌者。贞元九年(793),朝廷将城盐州,邠宁节度张献甫表荐其为邠宁马军兵使[2]7662。高骈隶于神策军能得到重用的原因,一是因为善击球,迎合帝王的喜好;二是得到两军中贵人的奖擢。“幼而朗拔,好为文,多与儒者游;喜言理道。两军中贵,翕然称重,乃縻之勇爵,累历神策都虞候。”[5]4703

[参考文献]

[1] 吴泳.鹤林集[M].永瑢,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王钦若.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4]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5]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 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9] 沈亚之.沈下贤集校注[M].肖占鹏校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0] 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 曹龙.唐神策军步军使李孝恭及夫人游氏墓志考释[J].文博,2012,(6).

[12]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五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刘力]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romotions of the Shen-ce forc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He Xianc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chuan Old Revolution Area Development in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Abstract:The Shen-ce forces would be promoted every three years. After the Ganlu Incident, the principle of the Shen-ce forces’ promotion was pretty abnormal. The Shen-ce forces’ promotion primarily had several types. The first one w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hen-ce general to Jiedushi or the prefectural governor. The second one wa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eader of the Outer Garrisons to Jiedushi or the prefectural governor. The third one was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Shen-ce general in Chang'an to the leader of the Outer Garrisons. The last one was the Shen-ce soldiers became the Shen-ce generasl.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e Shen-ce forces’ promotion were: giving bribes to the Palace Commandant-protectors, having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being well-educated and trained in military exercises, making contributions, awarding the offspring of meritorious statesman, the need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the artistic skills.

Keywords: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he Shen-ce forces; promotion

文章编号:1673—0429(2015)06—0056—05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何先成(1986—),男,四川达州人,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唐史、川陕苏区史。

收稿日期:2015-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