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纪梅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死亡不仅是哲学和宗教永久思索的问题，也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台湾作家陈映真的笔下有很多关于死亡的书写，有逃避现实的黑暗而追求解脱的死亡，也有躯壳活着却精神枯萎的死亡。陈映真在叙述死亡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如芦花、白头翁、乌鸦、猫等一系列意象，这些意象出现在文字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描述而存在，而是具有其深刻的意蕴，体现了陈映真的死亡观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这正如汪耀进在《意象批评》一书中说的，“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不会重复无价值和偶然的细节。至少他不会超出语言内在必要性的严格限制去这样做。所以重复——姑且不论我们以为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其过程尚无明确界定的创造性想象的必要作用形态——使得重复词语具备了特殊的、超乎语言界限的价值”［1］。这些死亡意象并不是偶然出现一次，而是在陈映真的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并且每次出现都会伴随着死亡。研究这些死亡意象将帮助我们了解陈映真的精神世界。

一、死亡意象背后的含义

自然界的物象并不都可以成为意象，但是文学作品中的意象肯定是以客观物象的形式加以呈现的，意象的选取、剪裁、组织都反映作者的主观性。意象是一般与个别、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我们可通过意象更加了解作家的精神世界。意象创造的第一步是区分诉诸作家感官的种种事物，这些事物具有各自的特性，准确地区分它们的不同，把握它们的特点，这在意象创造中显得尤为重要。作家只有将诉诸感官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加以区分和把握，才能将一江生活之水的小水滴结晶为意象。黑格尔认为:“作为象征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由艺术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方面见出它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显出个别事物更深广的普遍意义而不只是展示这些个别事物本身。”［2］一方面，意象既具有其作为物象而存在的特性，同时显示出更为广阔的普遍意义，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另一方面，意象的内容选择、表现形式是作者自己的主观情志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选择和表现并不能脱离物象的客观性，意象是作家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考察作品中的意象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些意象作为自然界存在物的一般属性，而且可以了解这些意象在某一个作家的笔下具有的特性，从意象的背后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作家。因此，对于这些死亡意象的考察将会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与死亡相关的意象有什么含义，背后蕴藏着作者怎样的生死观和人学思想。

(一)死亡——关注生存，反思历史

陈映真的死亡书写不是通过鲜血淋漓的细节展示，也不是通过具体的死亡过程的描述，而是常常通过反复出现的意象来暗示死亡，这样的叙事模式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注芸芸众生的作家，在他的笔下，死亡寄寓着作者对历史的思考。

1880年高尔顿针对人在视觉上重现过去所能达到的程度做过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人在视觉上重现过去的能力是大不相同的。在面对一个物象的时候，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同时视觉的重现能力也是因人而异，作家将这些物象经过加工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意象，这些意象便带有作家的主观特性。秋天的芦花是视觉意象，陈映真将芦花描绘成“黄白色、绵绵的”［3］7，花开的时候，初夏好了一阵的乞食婶现在病重不支，显得萧条衰败。此时的芦花是和生命的衰败相关联的，表现了作者对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如果说陈映真笔下芦苇开花经常和死亡相伴，那么竹子开花则更加是厄运的象征，“竹子开花本就不好，而况开得那么茂盛”［3］79。季家褐褐的竹花，在季妻离世时大片开放，“季妻的全身覆盖着白色的被单。依然是满院的红、白、黄花，依然是绿油油的竹;只是这些竹都怒开褐色的尖削的竹花儿”［3］74。带有死亡气息的白色被单和怒开的褐色竹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是身体羸弱的季妻的生命枯竭，后者是尖削的生命的怒放。竹花和芦花一样是死亡的象征，繁花之盛和生命之衰形成鲜明的对照。乞食婶和季妻都只是普通人，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了陈映真对普通人的“生”与“死”的观照。

在《铃铛花》一文中，白头翁不仅喜欢嘁嘁喳喳地叫着，而且赶不走，令人生厌，它们会一直在身边聒噪着，而这种声音被看作是不吉利的，常常和死亡相伴。“白头翁们振着翅膀飞走了，停在不远的树梢上，却又依旧鼓噪起来。”［4］533在传统文化中，喜鹊的叫声被认为是吉利、喜事的象征，与之相对的是这里的白头翁，前文中刚提到士兵死了以后被毡子裹着，抬到公墓上埋了，后文中就出现了白头翁喋喋不休的叫声。此时此刻，曾益顺显得十分焦躁，因为自己的二叔不慎被深山滑下来的大木材猛撞了一下，吐血以后，至今还躺在床上，他觉得这些白头翁是在预示着二叔的死亡。“‘我二叔，他死定了，’阿顺忧烦地说，‘前年我们隔壁的阿冬姑要死了，这些白头翁也来竹围里吵了两天的嘴。’”［4］533曾益顺还只是个小孩子，他对死亡并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当他看到白头翁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是二叔活不长久了。这里的白头翁已经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通的林间鸟儿而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死亡的含义。白头翁具有不太惧怕人的性格，赶不走就只能听着它们的嘁嘁喳喳声。“我于是也捡了几颗石头，远远地扔到白头翁们正在聒噪着的树影里。白头翁们果然鼓翼飞起了，在树枝间跳跃了一回，就飞向更远的林间，又开始在远处叽呱、叽呱地叫着。”［4］534这里的白头翁不仅和二叔的死有关，而且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当它们吵架就可能预示着死亡。白头翁不是人力所可以驱赶的，它们也仅仅是去更远的地方叽呱、叽呱地啼叫，而不是停止啼叫。《铃铛花》一文中，这种死亡不是仅仅指士兵、二叔、阿冬姑，更多的在暗示高东茂老师所处的状态，正直、善良、有理想的高东茂老师最终还是被黑暗的政治环境戕杀了。

我们看到，这里并没有对士兵死亡场面的描写，也没有直接描写曾益顺二叔受伤的场景，阿冬姑的死亡也只是一笔带过，但是当写到白头翁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死亡的氛围。《铃铛花》一文是以儿童的视角展开的，曾益顺和“我”是两个小学生，曾益顺的老师高东茂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追求民主、自由，可是却受到迫害。作者避而不谈政治犯高东茂的心路历程，却通过儿童视角来诉说，以儿童的天真、善良反衬政治的黑暗。这里的白头翁意象所形成的死亡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政治上的恐怖。陈映真不是通过鲜血淋漓的细节描写来表现死亡，而是用一种诗意的叙述方式，借助白头翁这一意象来暗示死亡。对迷雾下历史真实的揭示，对那些政治犯的关注，反映了陈映真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最终放弃幻想，认同底层大众，走向实践的道路。

(二)“死亡”——批判自我，反思自我

有一些人意识到所处社会的黑暗时，便会寻求改变的方法并为之付出思想或者行动上的努力，但是在苦苦挣扎之后，他们失败了，便选择了死亡。陈映真早期的作品中经常书写一种死亡，那就是逃避黑暗的现实，用肉体的死亡换来新生。这其中有《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乡村教师》中的吴锦翔，《故乡》中的哥哥等。这一时期的陈映真的作品中弥漫着幻灭、忧郁的色彩，陈映真对康雄这类逃避黑暗的现实，想要追求新生的知识分子总体是持悲悯的态度，并寄希望于后来者的身上。

下面我们以《我的弟弟康雄》中的乌鸦意象为例来加以分析。

与白头翁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乌鸦也是死亡、不吉利、黑暗的代表，乌鸦已经不再作为自然环境中的一种动物而存在，而是一种深存于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象征物。“乌鸦那么难看的形象和难听的叫声，人们从来就把它当作不祥之物，看作丑恶的象征。”［5］陈映真在《我的弟弟康雄》中写到:“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3］6乌鸦作为这里的死亡意象，不仅仅预示着死亡，背后还代表着和黑暗决裂的康雄。关于这里的乌鸦意象，我们有必要回到原著进行细读，《我的弟弟康雄》在康雄的葬礼后，特别写到了乌鸦:

我的弟弟康雄的葬仪，是世上最寂寞的一个。平阳岗里，我们连半个远亲都没有。一个粗制的棺木后的行列，只有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不伦不类的女孩子。没有人哭泣。这个卑屈的行列，穿过平阳岗的街道，穿过镇郊的荒野。葬礼以后的坟地上留下两个对坐的父女，在秋天的夕阳下拉着孤伶伶的影子。旷野里开满了一片白绵绵的芦花。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走下坟场，我回首望了望我的弟弟康雄的新居:新翻的土，新的墓碑，很丑陋的!于是又一只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里了。

在这个场景中，乌鸦的出现，连同“卑屈的行列”“镇郊的荒野”“孤伶伶的影子”，共同渲染出一种寂寞、悲凉的氛围，强有力地表现出改革世界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悲哀。但是作为死亡意象，乌鸦的艺术功能并不局限于此。绵绵的芦花随风飘扬，箭一样的乌鸦划过天空，芦花和乌鸦构成了一组死亡意象，这个片段中，乌鸦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是“如同箭一般”，给人遒劲有力的感觉，“乌鸦刺穿紫灰色的天空”显出孤傲的反叛者形象。回头看了看康雄的新居，“于是又一只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里了”，这里乌鸦既是康雄的象征，又是广大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们“都曾怀抱过献身于建造一个更好、更幸福的世界的热情”［6］515，但是由于市镇小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性，他们的改革带有不彻底性和空想性，“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6］516。正是由于康雄在行动上的犹豫、无力，象征康雄的乌鸦有着如箭一般的遒劲有力，这是一种对市镇小知识分子软弱个性的补充，也渗透了陈映真苦痛的生命体验，正因为有这种苦痛，所以他希望在犹豫之后会有决断、勇敢、义无反顾。赵刚在《颉颃于星空与大地之间——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中说过:“寓言时期的陈映真小说的主调是内指的，是一个自反的、怀疑的、忏悔的主体对自己的无情的剖析，但这个主体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思考者与‘行动者’，承受了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的焦点压力。”［7］这里的寓言时期是指陈映真大约22岁到28岁之间的青年时期的写作，《我的弟弟康雄》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陈映真对康雄这类市镇小知识分子是持悲悯态度的，陈映真自己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他曾在《试论陈映真》中剖析自己:“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6］513，陈映真写乌鸦，其实也是在写自己，渗透着自己的苦痛经历，寄寓着未来的希望。评论者赵刚曾说过:“他的书写总是不安地回到了自己，而自己也经常不安地跳进了书写;让自己变为他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时而幻形为冰，时而幻形为火，看到作者的身影在这个角色身上，又倏然看到他在那个角色身上。”［7］这里的乌鸦与其说是指康雄，不如说是指陈映真，在批判康雄的怯懦就是在批判这一类知识分子在行动上的胆怯，作者在反省自我，批判自我。陈映真不但反思社会的弊病，批判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软弱、虚伪，而且将自己纳入被批判的一员，审视自己、反思自己，因此被称为“台湾文坛批判理性的代表”［8］。陈映真曾自我解剖:“当陈映真开始嘲弄，开始用理智去凝视的时候，他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和他所处的世界对决。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6］519陈映真关注许多社会问题，承担着崇高而远大的社会理想。他关注青年人的生存状况，抒发心声，同时“也显露出一种可贵的沉思的个性”［9］。不管是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还是对沮丧、哀怨的青年的关怀，陈映真的思想始终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立足于最基本的人，死亡意象经常出现在陈映真的笔下，不仅仅是文本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借助死亡意象的隐喻、象征的表达，寄寓着陈映真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关注个人的人格独立和理想追求。此外，陈映真还希望未来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在反叛黑暗时能够多一些勇气和行动，少一些怯懦和空想，能够获得新生。

(三)“死亡”——批判虚伪、反思战争

死亡客观存在，选择死亡并不是懦弱，而是对黑暗现实的反叛和对新生的追求，而对于虚伪的苟活者，陈映真是批判的。

猫这一死亡意象在陈映真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总体来说，对象征着虚伪人性的猫，陈映真是持批判态度的。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决断、勇敢、义无返顾的战士为陈映真所呼唤，虚伪、狡猾、蝇营狗苟的“君子”为陈映真憎恶，猫就是后者的象征。法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布封曾经说过:“虽然猫这种动物优雅漂亮，尤其在它们年幼时更是如此，可是它们同时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狡猾，一种虚伪的性格，一种作恶的天性，这些特点随年龄而增长，驯养只不过将这些特点掩饰起来。”［10］猫给人以阴森、谄媚的感觉，在文学作品中猫多是以负面形象出现，《文书——致耀忠毕业纪念》一文中，新婚的“我”看到妻子怜爱地怀抱着鼠色的猫，也“止不住为之怔然地呆立着”［3］20。猫象征着丧失独立人格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它们大多在和善的外表下隐藏着虚伪的本质。《文书——致耀忠毕业纪念》一文中，安某有猫一样的胆小谨慎，但是他身系多起血案，这正如看起来和顺温柔的猫总喜欢冷不防地袭击小动物，甚至当它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小动物来充饥时，猫也会在长时间的戏耍后把猎物弄死。

猫这一死亡意象不仅仅作为一种普通的动物而存在，而且象征了虚伪、胆小的市镇小知识分子，也蕴含着对人性中虚伪性的审视和批判。“这时它用那一对翠绿得很的眼睛，温柔地，洞识地注视着伏在地上的我。”［3］14猫在注视着安某，安某感到自己虚伪的面具在猫翠绿的眼睛中被无情地撕裂了，显得无所遁形。安某在猫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大约便从那时起，这鼠色的猫便噬住我的灵魂了”［3］14。安某的灵魂深处是一个充满了杀戮、极度自卑、虚伪的胆小者。安某潜意识地将自己的杀戮经历埋藏了，猫见证了他一个个杀戮的时刻，“顷刻之间，远远地传来一声猫的长啸，继而又一声、一声地渐去而渐远了”［3］19。胖子的腹部被安某的子弹射穿，右肺子弹穿过的伤口处，血和肉开着灿烂的花朵，猫见证了这个时刻并且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当安某被猫的翠绿色的眼睛注视着的时候，曾经的回忆都渐渐清晰起来，组成一个个片段。安某最后精神崩溃，杀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胆小、虚伪、恶毒是安某和猫共同的特点。猫注视着安某，安某回忆起一桩桩罪行，猫和安某审视着彼此。猫的意象，是作者对安某虚伪人性的批判，也是对丧失独立人格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批判。他们带着伪善的面具苟活着，背后隐藏的是他们虚伪的人性。陈映真批判这些肉体存活、精神死亡的虚伪者。

还有一点我们不得不关注，那就是造成安某如此的战争因素，安某的精神失常是战争的梦魇的凌迟，战争造成了人性的异化，他们把人命当成草芥，戕害无辜者，甚至出现食人肉的非人道行为，盲目的杀戮和血腥记忆会潜藏在记忆深处，给参战者带了无法泯灭的创伤。《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因为曾经活埋过几百名共产党人而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选择了自杀。《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因为在战争中吃人肉被别人知道后，最终也选择了自杀。《贺大哥》中的贺大哥因为虐杀平民，战争后精神分裂，不能面对自己。这里的猫，是战争的见证，是非人道行为的见证，猫这一意象体现了陈映真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二、死亡意象群的整体性

我们要关注陈映真笔下整体的意象，而不是单个的意象，寻找意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用社会的、文化的视角予以观照，从死亡意象系统中挖掘陈映真的精神世界、人学思想、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我们很难说，陈映真是有意地营造一个死亡意象系统，但是客观来说，陈映真的笔下确实存在着一个死亡意象的世界，它们是在作家不自觉的创作中自成的一个意象系统。陈映真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死亡意象，它们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一部作品中，而是统一在作者的创作过程中。在意象的塑造中倾注了陈映真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和深刻思考，同一意象反复出现，芦花、白头翁、乌鸦、猫这些不同的死亡意象相互交织，这样才构成了死亡意象系统，蕴含着陈映真的思维方式、人文关怀、自省意识等。当我们开始对整体意象模式进行考察时，我们讨论的意象批评才具有完整的意义。我们要从意象入手挖掘吸附在意象上以及意象之间相互碰撞辉映产生的深层蕴涵。

陈映真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因此他从小受到了基督教的熏陶，养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芦花和竹花意象反映了陈映真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繁花之盛对应的是生命的衰败，陈映真用悲悯的眼光去关注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芦花和竹花是静态的植物意象，白头翁、乌鸦、猫是动态的动物意象。白头翁这一意象体现了陈映真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对迷雾遮蔽下真正的历史的揭示与反思。乌鸦这一死亡意象是对行动怯懦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这种批判融入了陈映真对自己的批判，同时作者以乌鸦“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来寄予希望，只有一代代人付出行动去改造黑暗的现实，才能让未来充满希望。猫这一死亡意象，一方面，表达了陈映真对于蝇营狗苟的虚伪者的批判，他们虽然活着，却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他们是虚伪、胆小的杀人犯，苟活者有时候才是真正的死亡者。另一方面，暗示着作者对战争的思考，人性在战争中异化，战争摧残了人性。这些观念和想法在陈映真的笔下盛开出一个个瑰丽的死亡意象，这些意象无不体现着他对芸芸众生的关注和思考。古继堂在《简明台湾文学史》中曾提到“陈映真别出心裁地构筑层次结构，设置多重主题”［11］。陈映真被公认为是一个独特而有相当思想深度的作家，他的小说一般都不止一个主题，这样使得他的作品更具立体感和真切感。死亡意象的设置上，死亡意象群中的每一个意象都是互相关联的，一方面，如芦花意象和乌鸦意象，它们共同出现在康雄的坟地上，共同暗示死亡，共同表现作者陈映真对死亡的思考和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另一方面，陈映真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也许会有阶段的差异性，但是他的思想必然是在作品中相互渗透的，不可以割裂来看，这些死亡意象共同反映了陈映真的精神世界。

真正的思想家不是仅严厉客观地批判客观现实，而是透过生活的现象，关注他人的生存状态。陈映真通过这些死亡意象，以一种象征的、隐喻的表达来增加思想的内涵和容量，对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予以深刻的关注和思考。“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12］这些死亡意象保留着作家的心理印记，背后隐藏着作家无意识、潜意识的内容。考察陈映真笔下的死亡意象，让我们对他的精神世界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体验与作家的一次“心灵交流”。

［1］ 汪耀进．意象批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171．

［2］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8．

［3］ 陈映真．陈映真自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 陈映真．陈映真文集:小说卷［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5］ 马勇生．从“乌鸦”身上窥探作者的苦心［J］．中学语文教学，1994(8):36－37．

［6］ 刘福友．陈映真代表作［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

［7］ 赵刚．颉颃于星空与大地之间: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78):47－114．

［8］ 王向阳．论陈映真乡土小说的平民生存关怀［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176－179．

［9］ 吴海燕．论陈映真的创作特质:上［J］．华文文学，1998(4):66－73．

［10］ 布封．动物素描［M］．刘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1．

［11］ 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450．

［12］ 伊夫·迪塔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