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心理
——从“五四”启蒙运动讲开去

刘畅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20世纪初，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因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因此又被称为“五四”启蒙。这场运动将以资本主义配置为典范的现代性观念广泛传播，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文化心理上来看，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即“五四”青年传播的启蒙思想本身存在误读，混沌不明;近代中国的启蒙一直面临着“救国存亡”的压力，社会主义更好地回应了富国强民的需求;儒家传统文化作为群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参与进现代性建构，影响着民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五四”启蒙;社会主义;儒家文化

引言

20世纪初，旧式中国风雨飘摇，西方列强的践踏、政府的无能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思想革新、救亡图存的斗志。前人的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要救国绝非仅仅依赖技术而更要改变政治，并且在政治变革之前，首先还要改造“国民性”。然而，封建中国民众愚昧麻木、积习深重，想要改造国人思想必须向西方寻求出路。这些精英分子们通过留学接触到了西方文学、哲学和科学的精髓，向西方借鉴了自我反思、叛逆的道德观和思想批判的范例，拥有了反思、批判传统的能力，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自主的国民意识，从而可去唤醒他们的同代人。

“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鞭笞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广泛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以期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就此展开。

与此同时，寻求“富强”的理念再度加强。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就意识到要发展军事首先要有强大的工业，对“富强”的渴求促使他们切身投入“洋务运动”中去。虽然甲午海战的溃败暴露了制度建构的问题，继而“戊戌变法”又将“新民”问题提了上来，并最终走向“五四”，但“富国强民”“救国存亡”的任务一直都在。因而“五四”知识分子在宣扬启蒙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时候时刻不忘亡国灭种的压力。这也敦促着他们在寻求精神独立自由的同时，要找到一条通往“富强”的现代化之路。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早期的“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五四”启蒙，无论是从“五四”精英的留学经历，还是从他们所宣扬的理性、独立、自由等学说来看，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精英们所接受、宣传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架构模式，而这种以资本主义配置为典范的现代性观念在中国虽然轰轰烈烈一时，最终走出来的却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深究。

一、启蒙的混沌

如今，我们通常把“五四”时期一系列宣扬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活动视为类似西方启蒙的运动，甚至就把它叫作中国的启蒙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但事实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发起这一系列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启蒙”的口号，更没有有意识地用启蒙这一核心概念指导启蒙主义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他们深怀对传统文化的失望，舍弃了本土精神资源，大量援引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平等”“自由”“人权”“辩证法”“自然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一系列词汇尚未被充分解释就被广泛传播和运用。对西方文化“大杂烩”式的接受和误读、悲愤急迫的变革热情和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五四”知识分子陷入一种“混沌”“失语”的困境。可以说，20世纪初叶，中国文学的启蒙主义就是在一种词汇的“爆炸”与贫乏、意识的所指与能指所构成的张力中确立起来的①。虽然这些所谓“新”的知识和理性精神都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但这样冲劲有余而底气不足的启蒙姿态是很难指导中国走上一条有系统、有脉络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或者可以说，立志于唤醒国人、启迪民智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以自己所掌握的这套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如果从西方内在的思想谱系上了解现代性，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太相同的径向。一个是通过法国启蒙学派、“百科全书派”到康德，是哲学、世界观、知识论，包括伦理学等方面的现代性建构，这是一个精神性和价值性相当突出的现代性叙事②，代表着欧陆理性，也是许多“五四”青年所探求的“科学的世界观”，用以反传统、反权威、反思想禁锢。它所突出的是启蒙的理性精神，突出现代性的价值认同。另一个是从新教伦理开出的现代性，其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通过肯定人格的独立和权利的自由改变了人们的财富观，从而引导了一种突出市场、突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种突出人和人权、打破宗教迷信的观念进入中国后，演变成为对自由和民主的诉求，知识分子借此号召民众打破对君权和专制统治的迷信，呼吁人们释放本身的欲望，从而有力打击了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儒家伦理纲常，但资本主义却仍没有因此而发展壮大。

撇去社会经济基础不谈，仅从“五四”青年所宣扬的启蒙精神来看，我们只能说它是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传播者的误读，进入中国社会后的变形，以及理性和实用两种谱系的交织混杂，启蒙精神变成了一些针对近代中国国情而生的口号和旗帜，它的混沌使它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鲜明特质。失去了理论的明确性，那启蒙精神原本所对应的资本主义的一套现代化配置也很难发生作用了。这从理论传播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二、“救亡图存”的压力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考量的话，中国“五四”启蒙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着很大的不同。

欧洲的启蒙是缘起于它内在的精神结构上出现的问题，是为了抵抗教会的绝对统治，而转化、重组它自己的精神资源。这种思想资源的转化其实是对传统的接续，启蒙事实上是接到文艺复兴，再上续希腊精神，它是西方内部希伯莱传统与希腊传统相互转化的结果③。

与欧洲启蒙不同，中国的启蒙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产生的。反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其实可以说是“救亡图存”的压力最终引导了启蒙的出现。虽然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并且各个思想谱系之间、儒家文化内部也都有着反思和碰撞，但是外部世界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对中国的压力太大，富国强民成为最为紧迫和直接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变得激愤，很多深刻的有远见的思想理念和精神价值难以被充分展开——中国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被全盘否定，西方真正深刻的思想资源难以进入。改造国民性、实现社会变革、“救亡图存”成为最为急切的诉求。

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一边开展思想启蒙，一边寻求中国未来的出路。其实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可行的、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但在民族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启蒙先驱因批判传统、传播西学已经被冠以“非中国化”④的罪名，若要再宣扬侵略国家的西方列强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那面临的压力应该更大。

此外，在理论架构上，上文提到的启蒙的混沌模糊性削弱了建设资本主义的可能;在现实层面上，辛亥革命的失败又证实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旧中国走不通。那“五四”青年们势必要将目光投向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

经过“五四”启蒙的鸣锣开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它接管了“五四”的遗产，在思想启蒙与现代化建设方面开掘了另一种可能。1917年俄国革命首先作为启蒙的象征吸引、鼓舞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罗家伦、傅斯年这些对国内政治失望的青年因此发现了思想解放、民族独立的可能。另外，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也在建立新的政权、实现现代化上为中国提供了范例。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理念确实代表了一种更先进的现代性，它比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更公正、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代表着更好的方向。而且从救亡图存的现实层面上来看，俄国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反封建，而且因为来自西方又反对西方，所以具备了反帝的意义，这与近代中国民主、民族的双重诉求一拍即合。因此，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在启蒙精神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更好地回应了富国强民的需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充分的理论和现实准备。

三、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除去上文所讲的“启蒙的混沌”和“救亡图存的压力”这两个颇具近代中国时代特征的因素外，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还具有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原因，那就是几千年来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如果先放下中国的特殊性，在一般意义上了解，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事实上都是从启蒙的源头流出来的⑤。但要讨论中国人为什么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寻求富强，就必须重视在这背后的一个现代性理解的预设问题。这主要是要考察当时社会上的普罗大众具备了何种现代性意识。

哈佛的曼斯菲尔德有一个观点，即精英一定要有他所代表的大众，精英才成其为社会的精英。“五四”启蒙基本上是个精英运动，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精英企图为中国重新创造一个观念世界，这些观念要想付诸实践，就必须有一定的群众依据，社会变革主要还是要靠草根社会和日常经验来参与。

在这样的预设下，以西方资本主义为配置的启蒙思想必然会在中国受挫。一方面，“五四”的典范基本完全否定了本土价值，认为全部的合理资源都是外来的。可是，日常生活中的草根传统几乎完全是以儒家为主的道德原则和行为习俗，孔孟对这一点有深厚的理解，他们说“礼失求诸野”、“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深刻的智慧。疾风骤雨式的启蒙对于中庸、规矩、安于小农式日常生活的老百姓来说太陌生了。另一方面，“五四”企图建立的观念世界与两千年来传统所锻造的生活世界太不相同了，它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紧张。像鲁迅作品中批评的猥琐小人物其实都是苦于日常生活的老百姓，精英们宣扬着要改造、启蒙的对象是深陷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而精神改造又对改变他们的生活现状于事无补，更遑论资本主义的一套个人主义价值观了。

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首先要把“个人”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高度肯定个人自身的价值，鼓励独立思考、自由判断，强调个人的权利。儒家虽然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说，但它强调的是提升个人的修养和品德，而不是提倡为谋取个人的利益而努力。儒家“修身”最终落脚点还是在家国天下上，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从来都不能脱离礼法而独立起来。另外，再加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礼”的规范，百姓们已经很习惯在一种完整的等级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安稳生活，想要让“个人”跳脱出来打破这种均衡是很困难的。

除了“个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必须有对财富和利益的狂热追求。从儒家核心价值来看，它是讲究“仁”的。几千年来，“仁者爱人”“忠恕”“中庸”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与资本主义对利益和财富的追求、对工具理性的弘扬都大相径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配合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唯利是图”的财富观在民间是很不光彩的。孔子还说:“君子不器。”这是说学习应该博通，不能拘泥于某一种技能。儒家先哲在几千年前就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进行了反诘。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儒家传统的矛盾是尖锐的，直到马克思主义的进入才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指引了明路。虽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套观念世界，可是这套观念世界的基础是诉诸大众的，它强调生产力，强调阶级革命，强调劳动者对占有者的革命，又强调平等权利，强调“大同理想”，不管它们在具体解读上有多大的差异，无论如何这套观念的话语特点与中国草根资源的很多方面趣味相投，它缓解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紧张。马克思主义协调了“五四”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在儒家道德权威主义和农民革命的双重资源中找到了它的草根基础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近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必然。

虽然“五四”启蒙是一场对传统的反叛，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儒家传统文化似乎完全被边缘化。但作为族群的心理力量和习惯性的生活方式，儒家又并未完全缺席，它在深度心理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⑦。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重大。

综上所述，“五四”启蒙时期的中国，虽然以资本主义为配置的一套现代性观念广泛传播，但最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五四”青年传播的启蒙思想本身存在误读，混沌不明;近代中国的启蒙一直面临着“救国存亡”的压力，社会主义更好地回应了富国强民的需求;儒家传统文化作为群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参与现代性建构，影响着民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这几个因素主要是从理论传播、社会心理与内在精神文化层面这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另外还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因学力所限，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注释:

①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9页。

②③⑤⑥⑦哈佛燕京学社:《启蒙的反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9页，第26页，第56页，第38页，第57页。

④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2］张光芒．启蒙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哈佛燕京学社．启蒙的反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李茂民．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J］．东岳论丛，2002(2):79-83．

［5］薛玉华．近代启蒙思想综述［J］．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06 (2):68-70．

［6］李宁．“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学术演进［J］．中州学刊，2004 (5):129-132．

责任编辑:庄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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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887(2015)02-0099-04

10．3969/j．issn．1673-0887．2015．02．023

2015-01-08

刘畅(1990—)，男，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