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唯蔚

一、成长小说《女勇士》简介和成长引路人

《女勇士》是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1976 年出版的成名作，为她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奖。全书共五部分：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羌笛野曲。作品展示了移民到美国的第二代华人女性的艰难成长历程。《女勇士》是一部成长小说。莫迪凯·马科斯的文章《什么是成长小说》提到：“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改变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1]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每个青少年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扮演的社会角色从正、反两方面影响着青少年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使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角色和生活方向。在成长小说中，这些人物被称为‘成长引路人’,是成长小说的重要构件之一。”[2]通过观察周围的人，主人公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角色，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正面影响、指引的人是正面引路人。反面引路人可能把主人公引向歧途，也可能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了反面参照。在《女勇士》中，作者塑造了各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为主人公提供了三类引路人指引“我”的成长历程，解决成长困惑，促使其觉醒。

二、双面引路人：母亲勇兰

“母亲是孩子出生后接触的第一个‘他人’，第一个客体，是孩子‘我’的‘客观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2]在《女勇士》中，母亲勇兰是主人公最重要的成长引路人，她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语言影响“我”，她总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给“我”正面的榜样与成长的动力，为“我”提供正面的引领。正如母亲的名字一样，她非常勇敢，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她的行为都算得上是现代社会的女勇士。书中第三章“乡村医生”描述了母亲在中国的家乡等待父亲接她到美国期间的生活，母亲用父亲寄给她的钱到学校学习中医和助产术。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母亲在一间没人敢住的“鬼屋”内捉鬼。 捉鬼事件展现出母亲的勇气与决心，证明了她勇敢的性格特征。到了美国以后，母亲没有了受人尊敬的女医生的工作，失去了从前相对优越的生活，和父亲开洗衣房谋生。她一直努力奋斗，“一下床就一刻不停地干活”“搬着100 磅德克萨斯大米上楼下楼……在洗衣房从早晨6：30 干到半夜”[3]。

母亲教育孩子的典型方式是讲故事，但是所讲的故事里传递出矛盾的信息，“同时高举父权制和女性英雄主义”[4]，因此这些故事会在正、 反两个方向给“我”带来影响。母亲一方面鼓励女儿成为勇敢的女勇士，一方面又向女儿灌输“妇道”“女儿不值钱”等观念。母亲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展现出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维护者的形象，向“我”传递着父权主义的思想观念。但是这些负面的信息并未让“我”选择错误的人生方向，没有选择错误的理念，反而和所有的正面信息一起促使“我”决心逃离各种压迫，要成为受人尊敬的人。

三、反面引路人：无名姑姑和月兰姨妈

“反面引路人有三类：一类是把主人公引向生命的歧路；第二类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反面参照，在与‘坏’的比较中，‘好’获得了清晰的界定；第三类就像《圣经》中的撒旦，没有他的诱惑，亚当和夏娃永远处于天真无知的状态，他把人类引向智慧的同时又让他们失去了天真和快乐。”[2]无名姑姑和月兰姨妈均属于第二种反面引路人，“我”从姑姑和姨妈树立的“坏榜样”上得到启示，促使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女勇士》中，母亲勇兰给“我”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无名姑姑，“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无名姑姑的悲惨命运。由于家里人觉得她带来了耻辱，大家都否认她的存在。无名姑姑和丈夫成亲后，丈夫很快就去了美国谋生。在姑姑的丈夫离开家乡几年之后，无名姑姑却怀孕了。村里人在婴儿即将出生的那个晚上，袭击了“我们”家，毁了庄稼，撕破了姑姑的衣服和鞋子，杀了牲口，还不停地咒骂。当晚，婴儿就出生在了猪圈；第二天母亲发现无名姑姑和婴儿在井里。在整个怀孕和生产的过程中，无名姑姑始终保持着沉默，她没有说出孩子父亲的名字；她带着孩子自杀，没有留下任何话。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的态度表明她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对妇女的要求来思考和做事；而“我”运用了充分的想象力，把姑姑想象为一个主动追求幸福的人，而且还认为她始终不肯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体现出她的反叛精神。

月兰姨妈是另外一个反面引路人，她的丈夫离开家乡前往美国，她独自一个人把女儿抚养成人。尽管月兰姨妈与无名姑姑不同，遵从“三从四德”，但有着相似的悲惨结局。在丈夫面前，她是一位温顺的妻子，总是保持沉默。丈夫从未提议她到美国，她也从未告诉丈夫她有着一家团聚的愿望，但她没有抱怨过被抛弃三十年，她甚至在听说丈夫再婚消息的时候没打算打扰他。对于丈夫给她寄钱的行动，她甚至心怀感激；当勇兰谴责他抛弃妻女的时候，她还为他辩护。在勇兰的鼓励和帮助之下，月兰在67 岁才最终来到美国。月兰一直都顺从丈夫，已经养成了保持沉默的习惯。月兰在独居的三十年间，总是压抑自己的欲望，保持沉默，像一个寡妇一样地生活着；三十年后，当她终于来到美国之后，在丈夫野蛮人似的盯她时，依旧沉默着。月兰的沉默、顺从没有为她带来幸福，反而最后让她精神崩溃至疯狂了。

“我”的无名姑姑和月兰姨妈虽然是不同的两种女人，但她们之间也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总是保持沉默；而“我”本来也是一个沉默的害羞女孩。从姑姑和姨妈的故事里，“我”受到了启发，懂得了女性表达个人意愿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讲，姑姑和姨妈两位反面引路人促使了“我”的女性主义觉醒，刺激“我”打破沉默。

四、精神引路人：花木兰和蔡琰

精神引路人是指主人公从故事或者传说中得知的人物，能够给主人公精神力量，引领主人公向正面成长。精神引路人是《女勇士》中特有的，大部分小说中的成长引路人都是生活在主人公现实生活的人，而花木兰和蔡琰这两个在“我”成长中起到正面影响的人物，她们都是我从母亲讲述的故事里得知的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和蔡琰的故事是经过“我”的想象之后改编的。

花木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女勇士，她代父从军，勇敢地作战，最后荣归故里。“我”是从母亲讲的故事中得知这位与其他大多数中国女性不一样的女英雄。“我”把自己想象成花木兰的形象，经过多年的修炼和功夫学习，女扮男装，投身战斗中。化身为花木兰的“我”学习生存技能和神奇的法术，当修炼完成之后，“我”决定代父从军，带领军队创造了多个神话，杀死了欺压妇女的地主，最终砍下了皇帝的头。同时，变身花木兰的“我”英勇之余并未丧失女性的一面。“我”在战争中结婚还怀孕了，儿子出生之后被送回了老家，“我”日夜想念儿子，这说明“我”变为了“雌雄同体”的女勇士，既具有男性的力量，又具有女性的温柔。新的花木兰的形象体现了“我”对女性平等地位的追求。

蔡琰是生活在汉代末年的著名女诗人，被少数民族蛮匪绑架到南匈奴，在那里生活了十二年，最后才被父亲赎身，回到家乡。《女勇士》中的蔡琰在南匈奴生活的期间，努力适应现实的生活环境，同时又坚持保持汉文化的传统；回到汉朝后，创作出从匈奴那里带回的流传后世的《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象征着“我”最终想要拥有融合了中美两种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化，打破华裔女性惯有的沉默，沟通起两种不同的文化。

成长是每个青少年都必然会经历的过程，美国华裔女性当然也不会例外。成长不会是青少年独自进行的，他们会受到他人的影响。作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表的“我”，受到了成长引路人的深远影响，最终建立起自己的身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给予有成长困惑的青少年极大的启迪。

[1]孙树苹.展示文化冲突中的成长艰辛——简析《所罗门之歌》[J].科技信息，2009(26).

[2]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4]Feng,Pin-chia,The Female Bildungs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A Postmodern Reading,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1998.

[5]莫翠华.成长小说《女勇士》的叙述策略[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6]李琳.《女勇士》中成长领路人形象剖析[J].电影文学,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