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长安，张　欢

（1.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武汉 430022；2.西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1130）

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和原则

鲁长安1，张欢2

（1.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武汉 430022；2.西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1130）

美国生态社会主义日益发展成具备较为完整理论体系和较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思潮，逐渐成为“红绿交融”阶段社会主义流派的典型形态。科威尔作为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生态中心化生产思想，是从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出发，试图将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有机融合，其逻辑的发展必然建构了具有生态自治主义形式的、追求生产性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未来绿色社会的政治模式。这一思想不仅充分体现了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范式，而且为我们“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理论借鉴。

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乔尔·科威尔；生态中心化生产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两大学术共同体：一是以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以下简称奥康纳）、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以下简称科威尔）为主要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Ecological Socialism，Ecosocialism），其理论阵地是《资本主义、自然和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二是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其理论阵地是《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必然结果，而马克思的生态学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初步回归”。［1］2其中，美国生态社会主义日益发展成具备较为完整理论体系和较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思潮，逐渐成为“红绿交融”阶段社会主义流派的典型形态。科威尔作为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生态中心化生产思想，不仅充分体现了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范式，而且为我们“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理论借鉴。

一、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

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异军突起，逐步发展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这与它产生的历史前提紧密相关。总体而言，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主要包括：从实践前提来看，“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球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绿色运动”，“建构起当代人的生态意识”。［2］273具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黄金时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化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引发了一系列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与此同时，垄断资产阶级还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推行“生态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主要通过掠夺能源资源和环境污染转嫁等手段，促使生态危机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蔓延为全球性问题。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全世界众多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并探索它的生成根源和解决办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群众性自发性生态运动蓬勃兴起，逐渐成为“新社会运动”的主流。后来，从日益高涨的生态运动中，绿党崛起，并登上政治舞台。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代表科威尔曾经是美国绿党（GPUS）的领导成员。2000年，他参加了美国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此后，他还积极参与生态社会主义国际的领导活动。正是在绿党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不仅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也着力反思传统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生态问题，不再停留于改良型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而是进一步追求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不断迈入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思潮的前列。

就理论前提而言，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揭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这也为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具备了生态学的血统，而且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基因。例如，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论到科威尔“资本主义历史性崩溃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到科威尔的“重视使用价值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到科威尔的“生产者自由联合”。［3］264-274这些都生动体现了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脱胎于西方的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它最终从美国绿党中分化出来。因此，它也扬弃了美国绿党的十大核心价值观，即：基层民主；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生态智慧；非暴力政策；分散化；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学和经济正义；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尊重多样性；个人和全球责任；未来发展的重点和可持续性。［4］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也离不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滋养，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学批判以及生态危机理论，为美国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养料。

总之，美国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是美国学者将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以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可贵探索，它不断地反映着美国左翼从生态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日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指导意义，深刻地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路及其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联系。因此，探讨以科威尔为代表的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范式，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科威尔未来绿色社会建构范式的基本逻辑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5］21，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5］24-25，“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5］9，并由此必然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各个思想流派的研究范式异彩纷呈，而这些思想流派的兴衰更替则意味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具体到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而言，以科威尔为代表的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对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范式上，也是独具匠心，经历了一个范式创新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建构范式的演变过程中，贯穿着以下基本逻辑：

首先，从总体上看，批判与建构交相辉映。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6］416科威尔对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范式中，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一逻辑思路。一方面，科威尔对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是建立在全面深刻的批判基础上的。“科威尔从展现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境况破题，以批判自然的敌人和人类的刽子手：资本为逻辑起点，对资本的反生态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癌性增长进行了理论批判，得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制正在历史性地走向崩溃'的结论，从而奠定了建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基础。”［7］26科威尔除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来批判资本，还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生态政治学展开了批判。他对新亚当·斯密主义、社区经济学等绿色经济学，对深层生态学、生物区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等生态哲学，对民主、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思潮展开了总体批判；特别是对他曾经参加并领导过的美国绿党及其观点，对他的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都展开了无情而彻底的批判。在苏东剧变后的时代背景下，他不仅着力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而且还对传统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进行了生态反思。应该说，科威尔对“旧世界”的批判是全面而深刻的。正是得益于这种生态批判的坚实奠基，科威尔在扬弃以奥康纳为代表的改良型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了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绿色社会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科威尔对“旧世界”进行全面深刻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未来绿色社会。科威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之一，扬弃了西方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中若干绿色思潮的理论主张，提出了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具体而言，科威尔探讨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变革的一般模式、生态社会主义动员的四种类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在此基础上，他对弟兄会团体社区进行了案例分析，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若干预表（prefiguration）①根据科威尔与笔者学术通信中的解释，从文本语境和互文解读的视域来看，鉴于基督教精神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笔者在此将prefiguration校正翻译为“预表”，这样更接近原生态语境语义。“预表”是一种关于圣经研究的神学理论，也是一种希伯来圣经（旧约圣经）与基督教圣经（新约圣经）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科威尔来信解释“预表”的基本特征是：在目前想象并实现未来，从目前来看，未来还很遥远，然而，它要求我们从此时此地开始行动。，这主要包括：使用价值至上、生态中心化生产、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原则。总之，以科威尔为代表的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对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范式上，立足于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绿色思潮的彻底批判，扬弃了绿色思潮中的思想传统，诊断出资本主义制度生成生态危机的病根所在，建构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图景。

其次，从方法上看，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中与众不同的亮点之一。如前所述，以科威尔为代表的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来深刻批判资本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还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生态政治学展开了全面批判。他在对未来绿色社会建构范式的思考上，也继续发扬了这一方法论上的辩证法。科威尔提出了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四个阶层力量，通过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生态社会主义。除了这一社会实践路径，他还着重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生态社会主义动员的四种类型中，还是在对弟兄会团体社区的预想中，科威尔都强调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信仰，以打破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他始终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意识必须先行，要促使更多的大众生态觉醒，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和不可持续性，最终在生态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从归宿上看，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建立与工业文明社会不同的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实现社会建构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一般而言，“建构未来绿色社会的环境范式，由于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所持有的价值立场不同，区分为生态中心主义范式和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生态中心主义范式所建构的是生态自治主义社会，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建构的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8］167-168很显然，以科威尔为代表的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范式上，实现了创新与转换。他以生态中心主义范式为价值立场，扬弃了生态自治主义的形式，致力于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追求生产性正义，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科威尔未来绿色社会的建构原则

科威尔以批判自然的敌人和人类的刽子手——资本为逻辑起点，对资本的反生态本质和资本主义的癌性增长进行了理论批判，从而奠定了建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基础。他作为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在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中，鲜明地提出了：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态中心化生产。他的生态中心化生产的思想构成了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建构范式的原则。

（一）科威尔的生态中心化生产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928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基础上，科威尔指出，生态中心化生产就是这种理想社会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七方面［10］235-238：

其一，生态中心化生产与生态化产品是密不可分的，生产的过程也是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威尔指出，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和快乐，正如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或一件衣服，在其烹饪过程或衣服设计和制作过程中人们也会感到快乐。这些过程性的快乐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被保留为爱好［3］231；而在围绕生态中心化生产组织的社会中，快乐将会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二，生态中心化生产应该完全实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科威尔看来，为了完全实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生态中心化生产就要求自由地选择和发展劳动力，换言之，劳动力应该充分实现其使用价值而不应被贬低为仅仅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劳动力。由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能立即比较，这就涉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通过对资本主义价值的消除，交换价值被否定，在此背景下，使用价值的实现随之而来，之后，取消资本的合法地位，然后，促进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离。

其三，生态中心化生产过程和生态化产品之间相互认可。科威尔指出，这是维护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条件。它们之间相互认可的重要意义在于：消除了等级制和劳动中的剥削关系，并促进了生产各个层面的民主化，更准确地说，促进了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民主化。

其四，生态中心化生产必须符合熵增加原理，使自然系统保持在较低的熵值。在科威尔看来，生产位于自然进化的熵关系之中，其中，外界太阳辐射的输入可以促进秩序的形成。由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应用的这个“封闭”系统就是地球和周围宇宙，大自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以便从固定太阳能中创造较低的熵，但是，这个空间需要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科威尔认为，与资本不同的是，将这个范围控制在运转中的生态系统之中，这恰恰是生态中心化生产的目的。所以，理所当然的是，生态中心化生产会充分利用各种不可再生和可再生的能源。生活于熵增加原理下的额外意义是：低熵的远古沉积物所形成的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将“尽可能地”代替直接的人类劳动，这些化石燃料的消耗，将显著加快熵的不稳定状态。但是，“尽可能地”是通过人类对自然的主动干预决定的。实际上，人类不再被动地寄生于储存在化石燃料中的熵而生活，而是将更直接地与人类和谐相处；并且，也从感觉上更加克服一种古代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技艺的提升，通过主体层面的一些满足、快乐和美学的实现，使用价值或生态系统也得以实现。所有这些，都被概括在“美德”（virtue）的观念中了，并且它包含了自由人联合起来的辩证总体。

其五，与“生态中心化生产”相对应的是“生态化需求”。科威尔认为，“增长的极限”是通过提高感受性而重新定位人类的需求来实现的。很显然，高度发达的生产不需要依赖于能源的不稳定输入。科威尔举例说，唱歌当然属于生产性的，而创作歌曲更是如此。甚至解释梦境也是生产性的，这是因为它把一种新的主观结构引入到人类生态系统中。所以，消磨时间的方式也成了与生产方式相关的一部分，我们感知到的也是必要的。通过将“增长的极限”视为改变了的需要，我们仍然需要解决“可持续性”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以非专家政治的，并且是与基本的劳动组织和“满足”的问题相联系的方式来对待“可持续性”的，换言之，我们是从定性的立场来看待它的。

其六，充分发挥“适当技术”在生态中心化生产的作用。科威尔指出，这种考虑也适用于技术问题，一旦它不再被看作“技术”问题，就会被利润和效益所压制。在生态中心化生产中，技术的创造和使用都是直接指向生态系统的形成并参与生态系统的。现在，不像在资本条件下，将劳动时间转换为剩余价值和金钱，而是使用价值的强化和相应的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了技术的社会调解器。我们将会发现在资本主义和生态中心化生产之间存在许多领域的技术重叠。例如，在每个病例中，每个人将会选择富有经验的医学成像，而这一应用体现了信息和电子科学的整个大厦。但是，如果技术参与医学牟利，或者技术是用于关注人类生态系统的有机体方面，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资本将会使技术和多维的社会关系元素相分离。但是，生态中心化生产也包括理论，并且将最充分的彼此联系作为其最深层的考虑。因此，从一开始就将一部机器或一种技术看作生态系统生活的充分参与者，这是从一开始就消除其交换价值并恢复一种实现的使用价值。这在生态论述中被亲切地称为“适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确如此，技术使我们能够以人类的方式占用自然。

其七，人类要有“人类生态系统”（human ecosystems）的意识。科威尔指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人类生态系统”这一观念的话，我们将会完全参与其中。“完全”（fullness）一词在这里指的是接受性存在方式的发展。根据人类生态系统彼此联系这一原则，包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主观认可，它使自然意识具体化了。科威尔举例说，一个有机农场并不仅仅是一些生物体的集合，而是那些通过农民在意义认可的世界里相互联系的生物。这就不会使农民成为凌驾于农场之上的主人，或者成为凌驾于花园之上的园丁夫人。这就意味着农场、花园，直至它们所联系的整个宇宙，是通过它们生产人类自身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威尔认为，如果我们在生产中能够实现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认可的意识，那么这种完全活跃的意识将扩展到整个世界。

（二）科威尔生态中心化生产思想的基本特点

总体来看，科威尔的生态中心化生产思想是从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出发，试图将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有机融合，其逻辑的发展必然建构了具有生态自治主义形式的、追求生产性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未来绿色社会政治模式。因此，科威尔的生态中心化生产思想呈现出以下理论特点：

第一，生态中心化生产思想是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有机结合。科威尔承认，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之首，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一直试图将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有机融合。科威尔也是从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出发，提出他的生态中心化生产这一思想，并建构未来绿色社会的。众所周知，“生态中心主义”不同于主张以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来保护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保护环境不仅是为了维护人类的经济利益，而是出于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和生活质量。因此，人类必须按照生态系统的要求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11］108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立足于“生态中心主义”这一哲学基础的。他不仅在阐释有关控制自然的思想时强调人类要注重保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且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中明确指出：“现在，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为了使用价值而斗争来呈现自身。揭示本身在争取使用价值，并通过一种实现了的使用价值，为了内在价值。”［10］215具体而言，科威尔选择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源于以下原因：其一，“生态中心主义曾经在绿党和生态运动中占据主流地位，即使在今天，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11］110科威尔曾经作为世纪之交时期绿党的领导者，接受了这一主流思想。其二，一般而言，“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的思想基础；而生态中心主义是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核心思想。”［11］108科威尔在对资本主义生态政治学进行批判时，受到了深层生态学的影响，接受了其核心思想，以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立场来建构未来绿色社会。其三，科威尔将生态中心主义和前辈奥康纳的“生产性正义”有机结合，提出了“生态中心化生产”。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正是通过实现使用价值，进而完成自然的内在价值，这就必然要求通过生态中心化生产来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第二，生态中心化生产思想是对奥康纳生产性正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奥康纳和科威尔同属于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学术共同体。前辈奥康纳提出的生产性正义思想深刻影响了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念。奥康纳的生产性正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一，奥康纳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而忽视了生产性正义的要求。他认为：“从逻辑上来讲，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导向‘生产性正义'。但事实上，它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但后来却去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12］514-515，生态社会主义应该高度重视生产性正义的。其二，奥康纳认为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他提出：“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正义之惟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12］538从资产阶级的“分配性正义”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性正义”，奥康纳勾勒的未来绿色社会的核心价值为科威尔所继承和发展。科威尔正是在坚持追求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性正义”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中心化生产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一思想融合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分野，综合了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整合了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路径，融入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析，强调了生产的价值诉求。因此，科威尔发展了奥康纳的生产性正义思想，拓展了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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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 Kovel's Eco-socialism:Thought，Logic and Principle

LU Chang-an1，ZHANG Huan2
（1.The Party School of CPC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Wuhan 430022；2.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American eco-socialism has increasingly developed into a more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 greater social impact theory，gradually becoming a typical morphology of“red-green integrating”stage of socialist genre.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eco-socialism，Kovel proposed the thought of eco-centric production，trying to integrate socialism with eco-cent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eco-centrism，and creating a future green social and political model，where the logic development is bound to construct the ecological autonomy，and pursue the eco-socialism of productive justice.This thought not only fully embodies American eco-socialism for the paradigm construction of a future green society but also provides a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s to“strive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merican eco-socialism；Joel Kovel；eco-centric production

D07

A

1008-2794（2015）05-0037-06

2015-08-2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逻辑及其中国意义研究”（JBK1509098）；2015四川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成都市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化协同推进的路径研究”（SCI5C043）

鲁长安（1982— ），男，湖北宜昌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张欢（1982— ），女，四川渠县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