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著）万惠琴，邵艳（译）

（常熟理工学院a.马克思主义学院；b.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1897年5月10日，罗马再次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我必须承认我在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时还是有些担忧的，尤其是当它被看作代表一种普遍科学时，我唯恐因在某些地方错误地使用了这个术语而使它变得很可笑。如果这两位不是传说中的圣人，仅仅是某个有着经典形式和清晰要点的体系和制度的创造者，这就已经很容易使他们获得赞赏了。但是不，先生！这两位是批判的、有革命性的思想家，这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且还体现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上。他们从不将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理念树为榜样和典型。他们认为事物的革命性确实存在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是存在于那些用幻想和冲动的个性作为尺度来衡量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的精神里。因此，他们非常鄙视那些人。他们也可以像某些亲爱的教授们一样，偶尔从他们的神台上走下来，装扮成社会问题的防御者和监护人，昂立在那些令人怜悯而又罪孽深重的人们中间，给他们一些建议，并以此为荣！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恰恰相反。他们确信自己与无产阶级事业相关，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意识和科学探索密不可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彻底的革命者（虽然没有表现出慷慨激昂或激情四射），然而他们从不建议使用阴谋或者政治诡计；他们阐述了自己的新政治理论，也促进这一理论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并通过现代工人阶级运动表明新政治理论表征的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必然的存在方式。换句话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天真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许多这样简单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更简单的革命论者通常如果不是带着怀疑，那至少也是带着蔑视和厌恶看待他们的。

如果要我试着列举多年以来阻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客观讨论的所有原因的话，我应该做不到。你很清楚某些法国革命政党的左翼作家不是以对待其他科学遭受批评时的科学精神之礼的习惯方式来对待唯物史观的，而是以把它看作是这两位作家的个人观点的方式来对待的。无论这两位作者可能多么的著名或伟大，在那些作家看来，永远只不过是其他的社会主义领导者中的两员而已。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宇宙中这么多其他X中的两个①我邀请那些X’s去联合广场。。更清晰一点讲，我只是要说这种或好或坏的争论已经完成了向新理念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和绊脚石进攻的任务，这尤其在那些专业化的智者们中表现明显。通常反对意见总是源自一个非常特殊的动机。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被当作是这些左翼作家们的主张，并根据他们的喜好程度来衡量它正确与否。这真是草率民主的奇特结果，这样的民主不允许我们摆脱这些不称职者的控制，甚至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不过还存在其他原因。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首次出版时，首先接触到它的那些教授和理论家们（尤其是德国的教授和理论家们），他们的头上就像被打了一记重拳。那时候正是经济科学中的一段非常低迷的时期。历史学派当时也还没有出版像那种稍后在德国出现的冗长无味但往往有实际使用价值的著作。在1840-1860年间，在法国、意大利甚至在德国，庸俗经济学的平庸作品已经毁掉了伟大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精神，并且正在走向一种臆断的存在状态。英国曾推崇约翰·穆勒，他虽然是个专业的逻辑学家，但就重要性而言，他就像是我们喜剧舞台上所熟悉的人物之一，既重要又不重要。没有一个人针对后来享乐主义者提出的新经济学给出一个思考结论。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在马克思最先应该被研究的德国，而洛贝尔图斯几乎不被人所熟知，在平庸精神的主导下，那些博学且有缜密综述报告的著名作家中引人注目的是罗雪尔，他喜欢用形同虚设的，往往也是无意义的定义使非常清晰的文章变得复杂。《资本论》第一卷的及时出现使教授和学者们的思想觉醒，尤其是那些号称思想家领域中的特权者、自我标榜的博学之人，他们太需要去学校回炉深造了。他们不是在知识海洋的微小细节中迷失，就是试图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护教式辩护，或者是为了找到一种能将在另一国家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发展的结论应用到自己国家的合理方式而使大脑备受煎熬。因而，那些身处超群博学领域中的教授们已经忘记了分析和批判的艺术。《资本论》驱使他们从零开始学习。他们必须设法获得一个全新的基础。就《资本论》而言，它是出自于一个激进而又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手的作品，它没有表现出一丝主观臆断或体系构造，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进行了严格、缜密和客观的分析。显而易见，这位革命的新闻编辑在1848年的日子和1849的流放中的有些事情比起为了发展社会主义而面临的问题更加可怕。虽然这种社会主义是自英国宪章运动失败和法国七月革命胜利以来，所有国家资产阶级文化都梦想着一定要战胜的。《资本论》使得研究经济学重新成为一种必要。换句话说，这一科学再次开启了一个批判的时代。平心而论，在那个日子后，也就是说，从1870年起，更是可以说自1880年起，必须承认德国的教授们用那个国家的博学者在所有研究中展示出的勤奋、毅力、良好的意愿以及辛劳对经济学进行了批判。虽然他们写的东西无法被我们完全接受，但教授和学会会员们用习惯的劳动方式对经济学领域进行了新的耕耘，而现在这个科学就和懒人的功课一样简单，可以不再致力于思想塑造，这仍然是真实的。最近马克思的名字变得如此时尚，以至于能常常在大学报告厅听到他作为批判、论战和参考的优先选择对象之一被提及，当然也不再只是听到带有遗憾的措辞和低俗谩骂的话。德国的社会文化也正完全沉浸在对马克思的回忆中。

但是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1867年。当国际工人联合会刚开始被人们谈及，在一段时间内它还处于自我忧虑状态，不仅要从本质上考虑到它所代表的事物，若没有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悲剧事件带来的沉重打击它可能成为不了什么，而且还要考虑到一些成员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谈和一些成员鲁莽愚蠢的革命行动，而《资本论》的出版才引起了对马克思的热议。出自于马克思笔下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就职演说（社会主义者从这个演说中都可以学到很多）不就是众所周知的吗？是不是没有好的理由将国际工人联合会更坚定的国际行动和决议归功于他？如果一个忠诚、睿智如马志尼一样毋庸置疑的革命家无法区分马克思倾注心血的国际工人联合会和巴枯宁主义者联盟，那么也就不会对德国的教授们不愿意同《资本论》的作者进行批判性的讨论感到奇怪了吧？怎样才能获得与一个人进行友好讨论的条件？可以说这个人在其他异常规则中被悬挂模拟像以泄私愤，但他肯定法夫尔及其伙伴们的价值所指。同时，尽管这个人就像一个新的李嘉图，难以置信地参照几何学方式研究了经济过程，并且同样写出了一部经典著作，他还是要在道义上为所有的革命者行为、甚至他们的错误和放纵的言行负责。事实就是要去批判那种让作者的动机为结果负责的奇怪的论战方式。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为了给某些趋势赋予力量的目的想出来的科学分析。这导致了多年来那些耸人听闻式的文章替代了客观分析的著作。①“马克思从原理出发……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唯一决定。现在如果除了劳动，商品价值没有任何其他的影响因素，如果除了劳动的结晶，商品其他什么也不是，那么很明显地，它应该完全的属于劳动者，并且资本家不应该侵占它一丝一毫。因此，如果劳动者只得到他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就意味着剥夺是唯一的结果。”于是洛里亚于1895年3月在“新的选集”462页发表的著名论文《卡尔·马克思的遗作》中写道：“我引用这些词，它们不是洛里亚写作方法的唯一形式，只不过是作为马克思免费译本的说明方法可能被赋予蒲鲁东的范式。这些免费译本全部是以1870-1880年我后面要提及的那些奇思异想为基础的。”

然而最糟糕的是，这种严重错误评论的影响使得他们自己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特别是那些在1870年到1880年间开始从事无产阶级事业的年轻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世界上许多激进的变革者开始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捍卫者，好像他们就是被正确选出作为合法看护者一样，但恰恰这就是我们的敌人表现出来的或多或少的伪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党派辩论和小众文化中，这种状况是最严重的。整个错误最荒谬的一点是：就如大多数新手做的一样，那些倾向于简单推论的人认为就像通常在最常见的阐释中表达的那样，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包含了所有无产阶级奋斗的当下实践活动的准则、动力、道德与法律基础。对于数以百计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将被剥夺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这一表述如此简单、深刻，以至于现代的巴士底狱都应该在耶利哥的第一个科学爆炸的新号角吹响时崩溃。这种简单认识被拉萨尔的许多理论错误强化了，例如工资铁律、真假参半的内容等，当它不能充分地被解释时，再加上拉萨尔自身相关知识的欠缺就使它们变成了一个绝对的错误。还有他著名的国家资助下的合作社，就他而言，那可能是面对激烈争论时的应急手段。不管谁倾向于将他的整个社会主义信仰的教义限制在从承认剥削到消灭剥削的最简单推理上，不可避免仅仅只是因为，为了将整个人类的始末根源还原成一个道德良知案例，把人类社会生活的连续发展当作一个持续的误差变化过程，这只不过是在逻辑不可靠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在1879年到1880年之间或者更晚一点，围绕着某个事物模糊不清的构想形成了一种新的乌托邦主义，这也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就像过季的水果一样平淡无奇。没有傅立叶的天赋，也没有孔西德朗的雄辩，只剩嘲弄的到底还是什么乌托邦主义？这种到处活跃的新乌托邦主义已经在法国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它已经在我们革命劳动党勇敢的支持者与其他教派和学派进行的斗争中留下了印记。这些革命劳动党的支持者是第一批尝试沿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不断获得政治权利的道路来发展社会主义的人。到目前为止，只有通过如实考查的经历、阶级斗争的日常研究、无产阶级力量的考验和再考验让他们有组织地凝聚在一起，我们才能预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使那些以马克思的名义用不同方式努力奋斗的人们，依然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我们的两位作者不断地运用他们的批判方法来反对这些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那些激进的旧学派代表，反对同时期社会主义的各种边缘思想。在他们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将自己的科学思想当作实际工作的指南，从实践经验中收集素材，并且获得科学发展的方向。他们从来不会把历史看作就好像是匹能被任意驾驭的母马，也不会带着敏感的短时幻想去寻找方案。因而，他们因形势的迫切需要不得不去和那些被他们视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危险人物进行尖锐、锋利和无情的论战、较量。比如，谁不记得宣称用空想的渐进方式来消灭国家的蒲鲁东主义者？想通过武力政变来获取国家权力，进而引发了一场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者们？偷偷潜入国际工人联合会，致使其他人不得不把他开除出去的巴枯宁？还有到处假借社会主义不同流派之名，斗来斗去的众多领导人？

从马克思和天真的魏特林进行个人辩论①俄国的安年柯夫是这场辩论中的一个私人见证人，后来在1880年的“欧洲通报”众多关于马克思的回忆录中被提到。（1883年5月在《新时代》被转载。）并胜利时起，到他1890年才出版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犀利的批判，马克思的一生都处在持续战斗中，不仅仅是和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而且还要和恶意假借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各种革命和反动的潮流战斗。所有的这些斗争都是在国际工人联合会范围内进行的，我说的是在现代所有的无产阶级活动中至今仍然有着辉煌纪录的国际工人联合会，而不是随后出现的滑稽可笑的模仿品。被某些评论家仅仅定位为政治教育类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着大量的争议，这应归于那些被巴枯宁肯定的革命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尤其拉丁美洲国家的）的传统。除了过去岁月里的哀歌和错误之外，我们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还在重复些什么呢？

二十年前，除了那些在家中反复研读书本知识的科学工作者，大多数的意大利民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一无所知，但是通过对马志尼的猛烈抨击和巴枯宁的怨恨的回忆他们知道该保存什么。

所以官方科学界迟迟不褒扬这种批判的共产主义，这使得它在自己的阵营中遭遇了最坏的窘境，面对了自己支持者的反目。

所有这些困难如今或者已经被克服，或者至少大部分即将消失。

思想的内在美德都是有迹可循、有理可据的，但是唯一的事实是：无论社会主义政党在哪里出现，它们都呈现相同的倾向，通过对严峻形势的判断启发，引导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自己放在《共产党宣言》的视角上看问题。难道你不觉得我应在适当的时间写篇文章来纪念这个《宣言》吗？剥削阶级为被剥削阶级设计了几乎在任何地方都相同的条款。因此，所有地方的被剥削者中的活跃分子们行进在同样的骚动之路上，追循着他们的宣传机构和组织的共同理念。许多人把这称之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关于这个词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呢？尽管马克思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沦落到仅仅只是个单词，或者只是对马克思的巴黎半身石膏像的尊崇，或者只是被看作如同一个纽扣发挥的功能（意大利警方经常对这样单纯的象征表现出深情）。可事实上，这种象征性的全体一致是现实中初期联合的证据，也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在思想和行动上逐渐统一的证明。换句话说，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团结正在远距离内通过物质条件而形成。那些用资产阶级颓废派作家的语言误解这件事的意义的人们正在说这是马克思个人的胜利。这就好像是说，基督教是拿撒勒的耶稣的个人胜利一样（或是为什么不直接说是他的成功呢？），是放弃了自己特质的具有人的外形的上帝的儿子耶稣的胜利，用你柔和细弱的勒南语来说，具有这样天真的神性的人似乎就是上帝。

由于这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直观影响，旧学派的分裂已经尘埃落定。事实上，除了字面意思的区别和徒劳的诡辩最终必会让步于处理实践问题的不同方式自发产生的差异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这在确定而笃实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现实中，不管是否所有的首脑、领导人、演说家和代表们都遵照或不遵照这一理论，不管他们是否公开信仰它，这都无关紧要。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有固定教条或准则的教派和学派。如果现在这么多人以不成熟的简单方式表达这样一个本该用强调方式来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时，仅仅意味着从今以后没有人能成为社会主义者了，除非他时时刻刻都在问自己：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无产阶级的最大利益，应该去想、去说、去做些什么正确的事情呢？对于像蒲鲁东这样的辩论能手、诡辩家，或者对于那些个性化社会制度的发明者和秘密革命的发动者来说，那样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②我在1897年5月写的文章内容确定不能用1898年5月发生在意大利的事件来证明。那些事件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行为，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发的混乱事件。。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指的是它本身，不是象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断前进的标准，所以，通过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表现出来的可行的现实道路，恰恰还是明显可预见的。可预见的和预见的这两种情况，尤其是当它们近距离可观时，都是一个基于对历史进程的观点的理论思考。

实际上你也能看到，就社会主义实践策略的要点而言，现在能达到清楚识别的程度。所有旧的诗意般的荒诞思想都会被驱散，在它们的身后也就只留下了措辞的痕迹。同时，对经济科学的批判性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各方面都已经出现增长。被流放后的马克思一直待在家里，在他逝世以后，至少在官方科学界不会再把他当作愚弄的对手了。正如社会主义者已经用许多不同的方式理解革命不可能是制造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因此对于正在逐步发展中的公众来说，唯物史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真实而独特的理性必然。近年来，你已经看见许多人对这一理论横加指责，甚至带着邪恶的意图抹黑它。现在，如果你好好看一看，你会注意到我们已经不再让步了。从我年轻时候起，我就经常听到有关黑格尔是如何说只有一个学生理解他的。这个故事因为这个追随者从来没有被确认过而无法得到证实。但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从一个学派到另一个学派，同样的事可能无数次重演，因为事实上，智力活动不是纯粹的个人想象，思想也不是脑对脑的机械交流。除非相似的社会条件使许多想法同时支持它们，否则也不会有伟大体系的普及。唯物史观将被扩充、扩散、专业化，将会有它自己的历史。从一国到另一国，它可能会在形式上出现变化。但是只要保存了它的核心，即其所有的哲学思想，就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它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人类本性中对历史的创造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当我说起实践时，暗含着理论与实践间庸俗区别的消除。因为，很明确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的历史。劳动一方面暗含和包括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相关的、均衡的、相称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的历史这一概念暗含着劳动的社会形式及其变化。历史人也就是人类社会，并且是做出一个前社会或超社会的人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生物这一推论的依据。我们的确也是那样。

在这儿，我需要停顿下，主要是避免自我重复，也让你不再重复我已写的两篇文章中提到的事情。你肯定感觉不到这一重复的必要性，而我也不是特别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