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雪姣

翟雪姣/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福建漳州363000）。

莫言，是新时期的文坛新秀，更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1]。他以乡土小说家著称，由《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构成的《红高粱家族》是其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而《红高粱》又是他“红高粱”系列小说的压卷之作。

莫言让我们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人。作者笔下生活在红高粱地里的人物多数是像红高粱一样的农民，有着红高粱般的精神。那么，究竟何为“红高粱”精神呢？笔者就结合作品，从“我奶奶”“我爷爷”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特征及“红高粱”意象的营造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我奶奶”戴凤莲——追求自由平等，为抗日献出年轻的生命

“我奶奶”戴凤莲是《红高粱》中最主要的女性形象，她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作者在文中曾这样肯定她：“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显然，戴凤莲是那个时期农村妇女的代表，但她却敢于冲破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伦理道德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

“我奶奶”刚满十六时，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奶奶曾盼着嫁给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丈夫，在闺中刺绣嫁衣时，就想象出了她未来夫婿的一幅幅精美的图画……当峨冠博带儒雅风流的丈夫形象在眼泪里先模糊后漶灭，奶奶恐怖地看到单家扁郎那张开花绽彩的麻风病人脸，她感到透心的冰冷，生不如死。她在出嫁前就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无论是为单扁郎准备的，还是为她自己准备的，都充分表现了奶奶捍卫自己的婚姻、追求爱情自由的精神。

奶奶是一个向往自由，追求女性解放的代表，在她看来，男女是平等的。作者以儿童的视角，大胆地描绘了奶奶在回门的路上与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2]。那时“两颗蔑视人间法则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这不仅是人的欲望的燃烧，更是两颗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自由心灵的碰撞。“有人在一分钟内成了伟大领袖，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现实粉碎了她的梦幻，把她置于丑陋污秽之中。但陷入绝境而不甘毁灭的英雄气质在她的身上觉醒了，反抗不幸的婚姻、主宰自己的命运、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在她的内心成长起来了。

“我奶奶”是抗日英雄，她不仅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奔赴抗战前线，而且最终献身于抗日战争中。当奶奶为潜伏在河堤坝的游击队员们送大饼时，不幸遭遇敌人的袭击，中弹身亡，完成了人格的升华。

《红高粱》中“我奶奶”戴凤莲这一人物形象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又是《红楼梦》中王熙凤式的女强人的形象。她一生都渴望自由平等并努力追求，临终前的真诚“天问”也是对自由精神的体现。她发自肺腑的呼唤，是任情任性，在肉体饱受痛苦的垂死之际，她的灵魂依然如一棵疯长的红高粱，自由自在，无所拘囿，直至生命的终结[3]。

二、“我爷爷”余占鳌——集正义与叛逆于一身

品读莫言的《红高粱》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摒弃了以往作品的既定模式，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中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4]。比如“我爷爷”余占鳌在开篇一出场就表现出了土匪头子兼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了一种粗野、狂暴、叛逆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人物，他的鲁莽粗野的缺点和刚直正义的英雄气概都未经过任何政治标准的评判和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

余占鳌出身贫寒，父亲早丧，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因对自己的母亲与和尚的苟且行为强烈不满，刺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尔后逃离村庄。他叛逆性格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从小生活的那个社会环境使他无法自在舒适地生存下来。面对丑陋，面对舆论，他不得不奋起反抗，发泄内心的不满。也许从杀人那一刻起，叛逆的性格便在他身上滋长起来。

作为抗日英雄，他不愿受制于任何一方势力，对于各种政治势力及地方势力的拉拢，他一概拒绝[5]。余占鳌不受制于国民党，也不受制于共产党。当卑鄙狡猾的国民党冷队长来收拢他时，他断然拒绝；打过伏击战后，共产党胶高大队的队长想要与之联合，他亦坚决地拒绝了。他不愿受制于任何人，这不是敌对，而是他独立人格的体现，也是他对当时各种势力叛逆的一种体现。

在迎亲的路上，面对突然跳出的“吃拤饼”的劫匪，同行的轿夫们停住了，呆呆地看着劈腿横在路当中的劫路人，都把身上的铜钱掏出来扔到劫匪脚边。当劫匪催逼戴凤莲向高粱深处走时，余占鳌被“我奶奶”盯着自己的亢奋的眼神所触动。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劫匪展开了搏斗，最终打死了劫匪，保障了戴凤莲的人身安全。保护弱小，伸张正义，是余占鳌的性格特点，也是其追求真善美的一面。

余占鳌的亲叔余大牙，当时任军需股长，他嗜酒如命，贪财好色。一日醉酒后糟蹋了村里的第一号美女——玲子。余占鳌没有念及余大牙是其亲叔，依军纪处决了他。在大义灭亲后，余占鳌为叔叔披麻戴孝，逢年过节祭扫坟墓，以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为还一个姑娘的清白，他不惜枪毙了自己的亲叔，这是其识大体、明大义的具体表现。

在国共纷争的大背景下，看到日寇疯狂屠杀百姓，余占鳌奋起反抗。他自发地组织了一支抗日队伍，并带领他们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他带领着这样一支七零八落、缺衣少枪的小小队伍，却实实在在地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并且杀死了日军的中岗尼高少将。余占鳌从一个地道的土匪成为一名抗日英雄，这期间的转变过程是艰辛的，代价是惨痛的。余占鳌领导的农民队伍，没有经过先进革命思想的洗礼，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抗日，是因为看到了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疯狂屠杀，看到了罗汉大爷的惨死等生发出的一种报复心理，也是为了生存自由的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为生存而战的行为，展示他们了为追求自由正义而不屈的品格和强大的求生意志，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摧毁的战斗力量。

“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土匪，也是一名抗日英雄，但又非传统观念上的民族英雄。他英武剽悍，也胡作非为，他杀人越货，也精忠报国，他大义灭亲，也不忘孝悌……总的来说，他就是一个充满正义而又带有叛逆的人物形象；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应当批判的一面，是一个集真善美与假恶丑于一身的人物形象。他是追求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的代表，是敢于反抗封建世俗礼法的典范，也是正义的化身。

三、“红高粱”意象——自由、顽强精神的象征

“红高粱”这个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整个高密东北乡都笼罩在这种这种温热潮湿的高粱气息中，就像《红高粱》开场影影绰绰的大雾一样。莫言就这一鲜明的意象里倾注了浓烈的感情，他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对祖辈英魂的追思和对现代人“种的退化”的感叹，都是以红高粱为载体的。

在这部小说里，一方面，无边无际的红高粱是作为凸显人物性格的特殊氛围，另一方面又是意象象征。作为红色意象，“红高粱”是生命之火生命之欲的象征，是生命强力的象征，是诗一般沉醉、升腾、勃发的生命意志的象征，是先辈们雄强生命的象征。“这种不可遏止的生命欲望就是狄俄尼索斯精神”，也是我们在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里所发现的生命本体[6]。

虽然莫言的《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但旨在表现生活在抗战时期高密东北乡人民的一种红高粱般的精神[7]。他们具有淳朴善良、追求自由、刚直正义、顽强不屈而又带有叛逆的性格特征，他们身上蕴藏着像红高粱一样的精神，充满生命活力，经久不衰。

[1] 杨杨.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高芳芳.自由茁壮的红高粱精神—试评莫言的《红高粱》[J].学术周刊，2012(10).

[3] 孙曼歆.论莫言《红高粱》的死亡之叙述[J].社会科学报，2008(2).

[4] 庞丽娟.语文学刊（外语教育学）[J].2009（4）.

[5] 陆蕙莲.红高粱地理的生命赞歌—谈莫言的《红高粱》[J].语言文学，2008(4).

[6] 高君.论莫言小说中的色彩意象[D].西南大学，2010.

[7]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