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纯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武汉 430077)

在2004 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笔者认为，存在一个星云团一般的武侠结构，它是华夏神话在文学领域中的变形与置换，推动其演化的主导因素是道家－道教－丹道学系统，在武侠小说所刻写出来的江湖世界里，侠客们通过“内丹术”等修炼，获得超自然的力量，之后将这种力量投入到身体与国家的二元对应关系中去，完成“性命双修”的内在使命与“为国为民”的伦理任务。［5］鲁迅所指认的明清侠义、神魔、公案小说，是武侠结构的“古典型”，如果将民国武侠指认为“近代型”，港台武侠指认为“现代型”，大陆新武侠指认为“当代型”的话，推动这四部曲主题与变奏演化的力量，也应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五四运动”所引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韩云波为表彰“大陆新武侠的文化先进性”，也就是武侠文化的“现代性”，提出的三大主义——科学主义、理想主义、和平主义，所表达的，也就是“五四精神”推动武侠小说由“古典型”向“当代型”演变的三种动力，这三种动力，引入到“明清武侠——民国武侠——港台武侠——大陆新武侠”这样一个“中时代的群体史”的阐释中，也是成立的。

和平主义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转换为民族主义的问题。现代中国由朝贡体系确立起来的“家天下”的美梦中醒过来，向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努力。这一转变，映射到武侠结构之中，产生出来的是“反清复明”、“抵御外侮”、“周游列国”。“反清复明”是民国武侠的重要主题，一直到金庸的《鹿鼎记》尚有回响，反清复明并不是要恢复明朝的典章制度，而是要建立起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现代型国家，韦小宝就明白这一点，所以金庸借他的感悟为这一主题划上了句号。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里，霍元甲跳上上海租界中的擂台，“抵御外侮”，是为了确立中华民族在身体与精神上的尊严，证明华人并非是“东亚病夫”，而到凤歌、燕垒生、沧月、步非烟等新武侠一代，在完成了“反清复明”、“抵御外侮”等“救亡”的任务之后，侠客们的使命变成了“周游列国”(有时候是架空的“列国”)，在其中寻求制衡，给武侠小说的展开，带来的全球化的视野。凤歌的《沧海》与《昆仑》里，梁萧承担起将东方的武学与西方的“数学”交会起来的任务，而步非烟的《华音流韶》，是在东亚的背景下展开的，她的《玫瑰帝国》，更是将故事推演到了未来，推演到了各个大洲的文明冲突，燕垒生的《天行健》系列，则是以中华文明来理解人类命运的更为广阔的宏大叙事。“和为贵”、“仁者无敌”的和平主义精神是作家们为武侠叙事的场域不停地扩展，所确立的主题。汤哲声指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创新运动:第一次是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使武侠从“江山”转向“江湖”，是“文体的融合”;之后朱贞木《七杀碑》令武侠小说历史化，是“学科的融合”;第三次是金庸等人进行的“文化的融合”，说明现代武侠小说本身即是传统与现代“融合”后得以扩展的产物［6］。平江不肖生可看作传统武侠与现代武侠会合的一个出发点，韩云波指出:从平江不肖生开始，现代武侠的“江湖”和“历史”两大基本元素就已经开始奠基［7］144－147。以上两位谈到的，也正是武侠叙事由江山到江湖，由江湖到列国，由列国到星系的扩展。

理想主义的问题，所关切的是侠客的“现代性”。在“古典型”的武侠结构里，侠客承担的任务是行侠仗义锄强扶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济于普通人的困境。由平江不肖生开始，侠客的这种强悍的“他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侠客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进入到自身的困境之中，霍元甲要证明作为黄种人，也有强健的体魄与健全的精神，玉娇龙在自己的情感困境里一直处在两难，郭靖在去华山的路上，遇到了“我是谁”的自我追问，而傅红雪这样的古龙式侠客，则处在“自由”与“抉择”这样的存在主义的陷阱里——由启蒙思想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搅动新文学一池春水的一波又一波的西方观念，在武侠结构的变迁里，也从未例外。韩云波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核心观念是“彼岸性”与“乌托邦性”，我也特别的同意。不同时代的武侠文本，在丰富“侠”的精神内涵，产生出累积与叠加的效应。大陆新武侠一代，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外，为侠客开辟出了终极性与超越性的精神资源。小椴塑造出的骆寒等侠客出身荒野，拥有先天真气，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因“还原”而高蹈于江湖;凤歌塑造出来的梁萧是真正的孤独之侠，他由家国的牵绊里转身，“平等地看众生，执着地探求世界，冷静地对待生死，超然地处置名利”［3］129，达到了一种“高贵的孤独”;步非烟认为“侠即逍遥”，通过在江湖与家国中的历练，侠客几乎能够超越由人到神的鸿沟，拥有创世的力量。这样对人的发现、肯定、提升与完善，无疑是与“五四”以来，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相关的。大陆新武侠事实上也是关于“人”的理想之歌。

我自己感触最深的，还是韩云波谈及的科学主义之于大陆新武侠。事实上，科学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思维，正是令武侠结构由“古典型”向“当代型”脱胎换骨的核心动力。

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科学思维确立起来之前，主导人类的思维模式是前科学思维——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如果说科学思维是以抽象思维的形式逻辑地存在着的话，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则更接近于一种形象思维，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它们更接近于艺术思维，在《野性的思维》中，他指出，“自然的拟人化(由其组成宗教)和人的拟自然化(我们用其说明巫术)形成两个永远存在着而只有比例上相互变化的组成部分……无巫术就无宗教”［8］203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都是要求秩序的“结构化活动”，它们于科学思维的区别在于:“巫术以一种彻底的、囊括一切的决定论为前提;另一方面，科学则以层次之间的区分为基础，只有其中某些层次才接受某些形式的决定论。”［8］12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我们不再把数看成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或看作事物的形而上本质，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特殊的获取知识的工具。”［9］302如果说“数”是人类发现的“对秩序的要求”的话，将之当作“神秘力量”，显然是巫术思维，将之当作“形而上的本质”，则是宗教思维，将之当作“获取知识的工具”，则是科学思维，卡西尔引用培根的话，指出:“科学力图‘按照宇宙的尺度’而不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看待世界。”［9］313

明清侠义、神魔小说的文本世界显然是“按照人的尺度”搭建起来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还保留着《山海经》以来半人半兽的形状，而在《水浒传》里，梁山英雄们的力量的源头其实是星宿下凡。“五四”之前，绝大部分的读者或者是书场里的听众，对这个世界是深信不疑的，他们相信鬼神就在身边，身怀绝艺的侠客出没在山林。

但是随着“宇宙的尺度”的出现，科学随同现代西方的学院体系进入中国，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脑海里，科学思维已经确立起来，在击退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或者说，形成一个由科学思维、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相互作用而成的无意识结构。一种“科不科学”的共识，代替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经验主义的理性，随着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的增多，科学主义逐渐成为主流。

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如何整合科学思维、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的关系，形成新的“武侠思维”，创造新的武侠世界，就成为武侠作家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有意思的是，科学思维取得强势地位之后，并没有像茅盾等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五十年代所期望的那样，将武侠小说这种“反动文艺”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反而促使了它爆发式的发展。究其原因，实则是因为科学思维、巫术思维、宗教思维是人类千万年以来形成的不同的“操作系统”，有相斥，也有相生，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们之间的整合，反而令武侠文化的时空得到了急骤的扩展。科学思维兴起后，武侠小说的发展可以举出三条路径。

一是以科学思维来规范驯服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令侠义神魔小说一变而成为技击小说。侠客们的超自然的力量不再来自于摹仿巫术或者星辰的力量，而是来自“体育”，经过体能的科学训练，通过方向、速度的改变，通过“回合”的组合，而发挥出超过平常人的力量，所以武功体系后面参照的，实则是牛顿力学体系。《近代侠义英雄传》里面，霍元甲作为武术教练出现，组织国术馆，他的迷踪拳看起来像一种更加高明的拳击术。郑证因更是以“国术”为核心，推演出了他的“技击武侠”，而王度庐的鹤—铁五部之中，作者始终未让神秘的《拳剑全书》由侠客施展出来，其中的“点穴术”，实际上是民国武侠小说的一个核心问题——到底是让侠客拥有一个由经络组成的“巫术”身体，还是一个以解剖学为根据的“科学”身体?由港台武侠中的梁羽生、古龙等人，直到大陆新武侠中的慕容无言、徐皓峰、缺月梧桐、鼠七里等人，他们遵遁的大多是“技击派”的传统，遵循着“国术”加上“武馆”(门派)与擂台(外国大力士)的模式。

但这种模式显然限制了侠客的“超自然的生命力”的发挥，限制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象征小说构造一个广阔无垠的想象力的世界的能力。而且以科学思维来说明“国术”，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霍无甲去世之后，为了说明他的力量的来源，日本医生特别解剖了他的身体，发现他与常人不同，皮肤下面有一层厚厚的膜——“霍元甲之膜”的出现，其实就是科学思维与巫术思维在民国武侠小说中的紧张关系的象征，这种以科学来规范巫术所带来的紧张感，恰恰给民国武侠打上了特别的印记。

一是科学思维与巫术思维、宗教思维达到平衡。梁羽生表扬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批评自此之后，他就走了上了“怪力乱神”的不归路，实则是梁羽生不满金庸让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又在武侠小说里复活过来。郭靖一开始在江南七怪的“武馆”中学习“国术”，就像陈家洛学习“百花错拳”，但事实上，郭靖武功的飞跃，却是来自于“降龙十八掌”与“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与九阴真经为什么会产生出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力量，让郭靖成为名副其实的“万人敌”呢?这实则是金庸让周易中的巫术与道家中的内丹术重新回返武侠小说的结果，给武侠小说带来了一种“科学加上道家”的“新道家”的气象［5］31。这一回返，令射雕世界焕发出来的神奇光彩，是读者所体验过的，自不待言。但是读者也始终可以感受到金庸的“武侠思维”里，科学思维是一种显意识，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是一种潜在的内含的意识，三者达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卡西尔指出:“在各种自然事件——天体的运行、日月的升降、四季的变换——之中，存在着一种规律性，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是人类最早的伟大经验之一。甚至在神话思想中，这种经验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与独特的表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的一种普遍秩序的观念之最早迹象。而且早在毕达哥拉斯时代以前，这种秩序就已经不仅用神话的术语而且还用数学的符号来描述了。神话语言与数学语言在早期的巴比伦占星术体系中以非常奇特的方式互相结合起来……”［9］290回到《射雕英雄传》里，即可明白，在君山之上被杨康绑住、眺望星空的郭靖，他大概就是经历了这种“巴比伦占星术”式的领悟，从而窥见了“北斗七星阵”的秘密。至此，也可解开霍元甲的迷踪拳的秘密——“禹步”的神话与拳击术“以非常奇特的方式互相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由科学思维与巫术思维、宗教思维和谐并存的武侠世界。

正如韩云波指出的那样，凤歌作为改良的模范，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更进了一步。“金庸武侠产生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哲学”［3］125，这种哲学其实是“以非常奇特的方式互相结合起来”的新道家的观念。受到更加严密的科学的训练的凤歌、江南、沧月、燕垒生们，他们在努力将更加宽博的自然科学引入到武侠世界中来，力图形成一种新的“占星术”。凤歌《昆仑》中的“天机宫”武学与《沧海》中的“西城八部”武学，都是很有意思的范例，说明以“新道家”的渐进革命，依然能够创造出非凡的武侠作品。

一是科学思维作为工具，服务于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文学的世界是想象力的世界，武侠小说更是如此，所以武侠世界未必会被科学思维所束缚。与“渐进的革命”不同，奇幻小说的兴起，冲破科学思维的束缚，让作家的想象力借由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的翅膀达到新的高度，这大概才是步非烟们“武侠就是要革金庸的命”的潜台词，也是2005年前后，新武侠小说“奇幻转向”的内在动力。

这一转向在“新武侠之父”平江不肖生的创作中就已经存在，在创作《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同时，他连载《江湖奇侠传》，让他的想象力在中国内地的巫风神雨中驰骋，这样的“双手互搏”也给平江不肖生带来了另外一种奇妙的紧张感。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几乎是重回到了神魔小说的传统，而步非烟、沧月、九州诸作家的创作，也是在由黄易等传承下来的“玄幻小说”的脉络上展开的。

即便是在奇幻小说里，科学思维也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顽强地存在。还珠楼主讲他的创造出神魔的办法，是用放大镜去观看昆虫——这与由《山海经》等神话里请来混沌的人兽混合体已经不同了，神魔是被作家“科学地”创造出来的。步非烟《华音流韶》里，卓王孙、杨逸之等人展现出来的武功，很容易让人想起光与电，想起量子力学所揭示的非常的能量——科学的世界被奇妙地奇幻化了，神魔化了。再考虑到精密构造对于文本结构的启发，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物刻画方面的启发，历史地理知识对武侠世界想象的启发，即会体会到，科学思维作为奇幻小说中的潜意识，有力的“创世”工具，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

更为重要的是，被科学思维所主导的奇幻小说的作家与读者，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奇幻世界是一个虚构的镜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允许神与巫术的存在。这一共识，是作家“织梦”、读者“代入”的前提条件。如果将之称为“武侠世界的科学共识”的话，这种共识在“古典型”的侠义神魔小说里是不存在的，读者们都相信梁山好汉是星辰下凡;在“近代型”与“现代型”的武侠小说，如金庸的作品里，读者则是半信半疑——正因为如此，武当山与少林寺才会被金庸赋予神奇的色彩，而许多读者都相信《九阴真经》是真实存在的。有的读者看了《蜀山剑侠传》，会离家出走，去深山找道士学本领。相信今天沧月与步非烟的读者们，不会相信“华音流韶”世界与“云荒世界”的真实存在吧!而这种共识给作家们带来的，是天马行空的创作自由。

正像红黄蓝三原色一样，科学思维、巫术思维、宗教思维的互动，将“古典型”的侠义、神魔小说推演成为技击(会党、黑帮)、武侠、奇幻这三种“当代型”的通俗小说样式。科幻小说以科学思维为主导，但是了解《星球大战》、《变形金刚》等科幻电影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它们与神话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思维并不能解释一个完整的世界，正是因为有局限，才有科学，而文学始终需要神话所给予的整体性。如果将技击、武侠、奇幻、科幻划入到“大武侠”的范畴之中，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新武侠结构。而这个武侠结构的确就是在科学主义的冲击之下，在过去的近一百年之中，由数代武侠作家运用新的武侠思维创造出来的。

“作为创作第一动力的科学主义”［3］161不仅化生出了以上亦旧亦新的新武侠的子类型，完成了武侠结构“现代性”的建构，科学思维还作为一种创作动能，对武侠文本进行提升，这也就是韩云波指出的“智慧性提升”［3］125，他认为提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学等知识进入小说后，改变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话语模式和意识形态;一是作者所具备的科学的观念，确立了作者的专业眼光与专业精神——这对分工日益精密的类型小说的写作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于是思维就从经验的多样性过渡到了概念的简单性，然后又从概念的简单性过渡到意指的综合性。”［8］120他所阐明的，实则是巫术思维、宗教思维、科学思维分别由人类的意识中产生之后，最后可能达到的一种“综合性”的涌现，这种涌现当然会体现出超越经验与概念的智慧，形成多元而复杂的结构。武侠结构这样一个经过变形的华夏神话体系，也是说明这一论断的一个例子。我们已经在上文中分析到三种思维模式互相化合，在这一结构里创造出来的复杂主题，另外一个方面，这种化生文本方面的催化作用也非常的明显——作家们纷纷创作超级长篇，以各自的江湖世界来拼出一个浩瀚的武侠世界。由平江不肖生到还珠楼主，由王度庐到梁羽生、金庸、黄易、温瑞安等人，“超级长篇”成为一种核心的文本样式出现了，而这种样式在新文学的其他领域，在“古典型”的武侠小说之中，是罕见的——如果那些呼唤中国文学的超级长篇小说的评论家将目光转向武侠领域，就会发现他们的理想其实早已经被阳光照进了现实。

超过百万字的“超级长篇”，在大陆新武侠创作中，也在成为常态。沧月的镜双城系列，步非烟的华音流韶系列，缺月梧桐的《缺月梧桐》，燕垒生的天行键系列，拉拉与碎石的周天系列，九州作家群的九州系列，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等，都展现出来庞大的规模。深入研读这些文本，会发现它们绝非是日写万言、粗制滥造的结果，还是作家们科学设定、精心构思，以了不起的雄心与恒心，创制出来的一批杰作，平心而论，可能这些作家中还未出现金庸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家，但他们已经取得的整体成就，已经达到民国武侠与港台武侠的水准。科学思维与专业精神在催生出这一批文本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武侠小说的转型，也是与其载体的转型互相呼应的。古典型的明清武侠小说出现在明清刻本之上，而近现代型的民国港台武侠小说，出现在已经现代化的报纸、期刊与印刷图书上，当代型的大陆新武侠小说，则是在网络上出现并成长起来的。传播媒体的更新，当然也是科学推动的结果。

很难想象，以成千上万的作家日以继夜的参与、呈现出多种主题、以“超级长篇”为核心文本的大陆新武侠小说，在传统平媒上能够得以完整地展开，所以可以肯定，网络反过来，接纳并推动了大陆新武侠写作的革新与发展，大陆新武侠的主要阵地，因此也移师网络，并非滞留在传统的期刊与图书之上。所以大陆新武侠概念虽由《今古传奇·武侠版》提出，事实上，当时武侠版新发现的作家作品大部分来自清韵、榕树下、天涯社区等网络，等到2006年前，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网络文学的巨型网站兴起，建立起网站、读者、作者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稿酬方式、编辑制度，杂志与出版物对新武侠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因此，我并不同意韩云波关于大陆新武侠进入停滞阶段的看法。我倒是觉得，与日益兴盛的武侠网游一样，武侠小说借助网络的平台，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作者数以万计，作品浩如烟海，不同的风格与流派交错更替，如大海中的浮沤一样生灭，这样的创作生态，也是自明清以来，绝无仅有的，侠文化的研究者，特别是关注当代侠文化的学者，对此如何展开研究?这一项工作，的确是对脑力与精力的非凡挑战，需要以“科学思维”因应之。

韩云波兄以“三大主义”，特别是科学思维来分析这一古老而又弥新的文化结构，穷尽十余年的精力，将大陆新武侠的研究，由描述的层面提升到分析的层面，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科学主义”精神?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智慧与专业精神，足可媲美他所交往与研究的新武侠作家们。我还觉得，在这些艰苦的考察与求证的科学精神的背后，还有行侠的激情与求道的决心——我们会由字里行间体会到研究者本人展现出来的，由科学思维、巫术思维与宗教思维化生出来的活泼的生命力。

［1］韩云波．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2］郑保纯主编《今古传奇·武侠版》，2004年3月下半月版．

［3］韩云波．“后金庸”武侠［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郑保纯．大陆新武侠的轨迹［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1)．

［5］郑保纯．武侠文化的基本叙事语法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4．

［6］汤哲声．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7］韩云波．平江不肖生与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在纠结［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

［8］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列维－斯特劳斯文集2［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