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造与政治革命——论王光祈与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交谊与分化<br/>

文化改造与政治革命——论王光祈与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交谊与分化

2015-03-19吴丽君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

吴丽君

(四川音乐学院社科部，四川成都 610021)

王光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除了在音乐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外，令世人称道的还是他组织创办了五四时期最著名的青年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也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这两位在各自领域里熠熠生辉的人物，在五四时期因共同怀抱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强烈愿望，聚集到了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旗帜下。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和初创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和负责人，这个学会在他的主持下，影响和感召了一大批积极向上、纯洁有为青年的追随和加入，这其中就包括恽代英。

王光祈和恽代英之间围绕少年中国学会的交往只有短短几年，虽有为共同理想而携手共创“少年中国”的初始目标，但在思想激荡的五四时期，两人终因不同的经历造成彼此思想的差异，在社会的影响之下做出了个人不同的选择:王光祈留学德国后，开始致力于音乐研究，他希望通过音乐来唤醒民族精神、振奋社会人心，进而改造整个国家，但最后夙愿未能完成，却客死他乡;恽代英则在国内选择了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并最终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人在探索中国出路方面的思想分化，也为我们了解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与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本文拟就探讨一下五四时期王光祈与恽代英围绕少年中国学会的交谊与分化，以略窥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历程。

一、王光祈与恽代英的相识

恽代英和王光祈的相识及对少年中国学会的了解，最初是通过刘仁静的介绍。恽代英是刘仁静在武昌求学时期的良师益友，刘仁静曾参加过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并在各方面都颇得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后，在恽代英的帮助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和许多爱国学生一道参加了集会游行，并被捕关押。出狱后，王光祈来看望了他，并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少中”会员的刘仁静很快将这个学会介绍给了恽代英，给他寄去学会最初出版的四册会务报告和学会规约，希望他能加入学会。在少年中国学会内，刘仁静也把恽代英介绍给了学会负责人王光祈。此时，主持少年中国学会会务工作的王光祈正在为学会征集会员，因此便和恽代英之间开始通过书信联络。恽代英在接触少年中国学会前，就有组织进步青年成立社团的经验。1917年，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读书时，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互助社”，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制定了互相督促砥砺的条文和戒约，在武汉积极开展了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和组织工作，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爱国活动的开展，并影响该地区成立了近十个类似的小团体。基于这个经验，他在初步了解“少中”以后，觉得“少中”的事业“很有希望”，于是在1919年9月9日写给王光祈的信中，热烈地表达了他对少年中国学会的高度认同:他觉得学会既有“能为社会做事的人”，里面又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更重要的是学会的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与他身体力行的人生信条是一致的。恽代英对王光祈谈到喜欢看《新青年》、《新潮》，但是更喜欢看“少中”的会务报告，对“少中”的倾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以一种钦敬的语气热烈表达了诚心希望做一名“少中”会员［1］621的意愿。同年十月，恽代英如愿以偿，经王光祈的介绍，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恽代英与王光祈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络。我们从《恽代英日记》里可以见到从1919年9月到12月，恽代英每月都跟王光祈通信，这样的通信王光祈应该也是积极回应了的。恽代英在1919年10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王光祈认为团体活动可以从结小团体做起，这种小团体无须精密完备的章程，即便有章程，还可以随时斟酌改变，“这所说，恰如互助社的办法”［1］649。字里行间都透出了恽代英对王光祈思想观点的赞同与折服。观点心意的相通，让两人在初期的交往中印象颇佳，并开始寻找机会见面。1919年10月27日，王光祈到武昌中华大学，去访问了会员恽代英，余家菊后来回忆说:“民国八年的秋季，光祈赴欧，特意绕道武昌来看恽代英。”［2］54恽代英也在日记中记载邀请王光祈到中华大学演讲“动的训练”，并专门提到了王光祈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650这是两人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王光祈会特意绕道去看恽代英，可能是太想亲见一面这位神交已久的鄂省精英青年，替少年中国学会纳入一名优秀会员。1920年2月5日，远在法国的曾琦写给王光祈的信中，从旁印证了对恽代英的评价:武昌新会员恽代英君，确系鄂中青年界之精华，弟曾闻诸此间湖北同学，并读其所主撰之新声也。［3］59当然也可见，王光祈在为“少中”物色会员方面的谨慎细致。

1920年春，恽代英到北京，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工作，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在北京呆了4个月。但此时的王光祈却已离京，准备出国，1920年4月1日，王光祈与“少中”会员魏时珍一起从上海乘船远赴欧洲。所以两人失去了再次见面交流的机会。王光祈出国后，与恽代英通过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通讯文章来进行交流，继续探讨学会会务和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但是在围绕少年中国学会进行的这些理论辩论与探讨中，我们可以看见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两人，在探索怎样创造一个新的“少年中国”的思想见解上开始渐行渐远。1924年，恽代英写了《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一文，对王光祈的“少年中国”理想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彻底的批判，并阐明了自己关于社会改造思想的见解。至此，两人共同携手创建“少年中国”的历程也就划上了一个句号。

二、共同探讨创造“少年中国”

“少中”成立后，王光祈积极探索实现“少年中国”的途径，并开始积极地从事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1919年7月，少中成员左舜生倡导要建立一种“小组织”，靠有志青年自觉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来对抗旧社会的恶势力，以保持自己的人格。这种设想得到了王光祈热烈地响应，他设想在距城市不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让十余人能在乡间劳动、读书、娱乐。这样的菜园“新村”也是恽代英曾心向往之的，1919年他也曾和互助社的成员，一起讨论如何实现新村，他们主张在乡村中建立一种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简单生活。［1］256恽代英在此时积极倡导新村运动，是认为“这样可以制造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4］256。对于这样的新村，王光祈一直都将其视为将来要建立的“少年中国”的基础，几年后，他留学德国还致信恽代英说，“将来新村的大联络便是我们的少年中国”［5］58。

但是王光祈提倡的这个“新村”因为必须要有土地，而大家又基本上生活在城市［6］，这些问题使乡村里的“新村”运动难以为继。1919年底，他开始提倡“城市中的新生活”，倡议发起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在王光祈看来，“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如果其成功并被推广，那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就会渐渐实现。［7］42工读互助团发起后，王光祈便写信给恽代英，希望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8］126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恽代英曾专程北上观摩，到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第一组里进行了考察。他曾和第一组的成员傅彬然等两人谈过一两个钟头的话，其瘦长的脸孔上坚毅果敢的表情，让傅彬然多年后回忆起都还历历在目。［9］4951920年初恽代英在武昌发起了工学互助团。1920年2月1日，又倡议创办了利群书社，并承认它是“工读互助团性质”的一个营业机关，将其作为试验半工半读共同生活的基地，从而为改造社会创造条件。

从王光祈和恽代英筹划、参加的“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活动看，在如何改造社会这个问题上，其思想中杂揉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等各种学说。“五四”运动时期，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等西方的各种思想都纷至沓来。王光祈和恽代英早年就是从这些思想流派中去寻找改造中国的方案，他们都替中国开出了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来改造中国的医方，王光祈曾宣布要以毕生的精力投在社会事业里，因为“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10］5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事业，王光祈认为就是教育与实业，教育能让国人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实业能让国人在物质上获得解放。［10］6王光祈明确将教育和实业定为“少中”的社会活动方向，对恽代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恽代英在最初入会时，也认为中国的事情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从社会活动方面去努力。［11］15但是在中国，最大的弊端却在于教育没能够普及，实业没能够振兴，所以才导致自己的贫弱，遭受别人的侵略，因此要改变现状，就只有从实业和教育这两方面着手。［12］127－130恽代英本人也亲自从事了多年的教育，并且颇有建树。这一时期，他同王光祈一样都主张通过从事社会事业和活动对社会进行一种“平和的改造”，反对用激烈的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王光祈和恽代英具有的这些思想，具有五四时期的时代特征。他们都是急于打破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热血青年，但在科学社会主义未从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之前，都试图通过这种社会性示范和实验来实现改造社会的愿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因而在改造中国的手段上，都有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

王光祈和恽代英对通过少年中国学会来改造社会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所以他们积极关注学会事务的发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会成为一个健全互助的团体，以适应改造社会的需要。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积极参与“少中”的发展与建设，他通过通信和聚谈等方式，增加与学会会员之间的了解。但在对学会事务更加熟悉后却逐渐开始对学会现状产生不满。他通过对学会的观察，发现许多同志是有力的个人，但整个学会却是无力的团体，原因在于会员间彼此了解的程度不深，所以团体的意识薄弱，学会也没有分工与互助的共同计划。［13］8恽代英认为这样的学会是远不够去担任创造少年中国的重任的。所以他提议将会务分为对内对外两种，对内会务要注重会员间相互的了解，团体意识的形成，以及大目的下分工互助共同计划的成立。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月刊中撰文作出了积极回应，认为恽代英提出的问题“十分中肯”，并对此进行了自我反思，认为学会名不符实，他“作为主持人，应首负其咎”。王光祈认为少年中国学会要注重真实学术，从事社会事业，就必须组织两种团体:国内旅行团和国外旅行团。恽代英非常赞同这个提议，认为旅途中会员会晤时，“可以看出彼此的真人格、真性情，以便于将来彼此的互助。”［13］11此外，两人还就发行会务报告，学会分裂问题等进行了交流。对于怎样创建一个理想的少年中国，王光祈和恽代英都质直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双方的讨论热烈而真挚，对学会具体活动的探讨，显示出两人对少年中国的信念坚定以及对学会事务倾注的极大精力和热情。

应该说最初比较接近的思想基础和理想追求，使恽代英与王光祈能够共同聚集到“少年中国”这个共同理想的旗帜下，胼手胝足。王光祈曾称赞过作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是“当代俊才”，而恽代英也曾钦佩王光祈是个有“进步思想的人”。但是当美好的理想与严酷的现实碰头之后，双方潜在的分歧便逐渐浮现出来了。

三、思想分歧，分道扬镳

王光祈和恽代英都曾鼓吹和实践过新村与工读互助运动。王光祈自始至终都希望通过这样的改良运动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所以他到德国后，仍旧提倡半工半读，提倡新农村运动，提倡小组织新生活。他一直念念不忘要“组织一理想经济之模范村”，并且认为“此种模范村之集合，即是我们的少年中国。”［14］但恽代英在新村运动与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对自己曾经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团提出质疑和批判。

无政府主义曾经是恽代英多年的信仰。但从1920年起，在面对创造少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时，他提出如果我们仍然遭受欺压与掠夺，但还在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15］17而且他认为谈论无政府主义的少年中，十个有九个都不切实。同年十月他在《未来的梦》里，承认“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他认为新村运动是让利已的本能得到了一个孽生的场所，而利他的本能因缺少适当的刺激而得不到生长，并且新村运动的精神太注重对内，而忽视了对外的发展，即使能够成功，但这部分的成功对于改造全世界来说意义不大。而且这一部分的成功，还有可能让其他部分的恶势力所摧毁。所以世界的未来，不能靠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而要靠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4］254－255这样的思想转变使恽代英对王光祈还在构想的新村，就明确表示“很不赞成”，他认为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是不会产生多少模范村的。这种小组织新生活，只能是很少幸运的人才能求得，想推行到一般救死不赡的国民中间去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新村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革命以前的压制与贫乏”使得在中国没有实现它的社会基础。所以对于王光祈的继续坚守他的通过理想经济的模范村做示范，让全国受其影响的乌托邦想法，恽代英无法理解“他何以至今不肯舍弃”。［16］

王光祈不肯放弃的除了新村，还有就是他曾经倡导的工读互助运动。对于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王光祈并不认为这个运动的方向有什么问题。他认为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人的问题，是团员们“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理”，而不是经济问题。所以北京工读互助团虽有不好消息，但是他对这种组织，依然十分信仰，抱有很大希望。［17］近一年以后，王光祈致信恽代英，依旧坚持他原有的观点。认为北京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这些“有勇气脱离旧家庭的青年，有胆量征服恶社会的志士”没有自己出来组织团体，与家庭社会宣战，而让没有亲自参加团体的发起人来发动。所以团体的失败，要怪团员自己不努力，而不应责怪是发起人的引诱。基于这种认识，他重申要以工读互助团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决不会因为此次失败而灰心丧气。［5］65

恽代英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失败后，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曾经倾心向往的社会改造方案。1920年，他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里面就提出，工读虽然是好事，但是对于生活能力不充实的人来说，要做好却是不容易的事，所以不要轻易的盲从妄动。［15］161921年，在《未来之梦》里，恽代英又重申，虽然工读互助团是进行工读最好的办法，但是这样的团体如果集合了彼此不了解而生活能力很小的人，是很少能希望成功的。工读互助团所拟的办法，只是帮助贫困生用劳力换学费的一种方法，没有共同生活意味，也不关心会员能否终身工读。［18］241所以他对于王光祈对工读互助运动持有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不同意王光祈把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归结于“人的问题”，认为作为发起人的王光祈也应负些责任，对于这些向上加盲从而来的团员，王光祈并没有给他们合当的精神帮助，没有注意每个人的反省与群众修养，却只注意叫他不委曲求全。并且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运动后，自己不加入，也不愿自己的朋友加入，所以对于互助团“内部有益他们身心的事更无从为力”。对于工读互助运动失败的原因，恽代英坚持认为经济压迫是重要的因素，并以自身的经历，批评王光祈“不知你何以这样轻看这些问题”。几年后，恽代英在批评王光祈提倡通过半工半读的主张来改善大家的日常生活时，认为半工半读的主张，是一般有钱人子弟所不要听的，而梦想这种事的穷学生却又没有地方容纳他们，因此改善不了甚么人的生活。此时的恽代英，已经不再主张对中国社会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来最终达到对社会的改造，他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伟大的党，来组织教育工农，通过革命夺权政权。靠这个救中国，比那些空想靠得住。

王光祈从“少中”成立时就将这个学会的任务定为“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不主张过早地为学会设定一种主义，他还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社会事业来振救中国，这种思想并未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有丝毫改变。王光祈赴德留学以后，他继续坚持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实践其终身不移的“少年中国”理想。当他在德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并将音乐与国家改造联系起来时，其“礼乐复兴”的主张便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王光祈试图以音乐文化的复兴，促进民族文化复兴，从而实现他唤起民族精神，完成社会改革的美好愿望。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大会，王光祈给南京大会提议，学会不标榜某种具体的主义，并重申学会的精神是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19］28他到德国后仍旧认为国内一般有识之人，已经不再指望从政治方面去求中国社会的进步，而是从社会方面去着手，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是一切政治的本源，没有社会不良而政治能好的。因为对原有制度和人物极度失望，所以王光祈认为“从政治方面去寻找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已经无望了”［20］。王光祈自始至终都反对参加政治活动，后来，为了维持学会的团结和实现做好“预备功夫”的目的，才同意进行有选择的政治活动。虽然为形势所迫，其观点略有松动，但其基本立场从未改变。

王光祈与恽代英对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选择走向分歧，是与他们两人的思想发展变化历程一致的。王光祈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少中”内从事的社会改革实验的失败，但是他到德国之后，并未对这种失败进行过深刻正确的反思。他初到德国，本是选修政治经济学，但很快受德国大环境的影响改习音乐，他希望借音乐文化之力，来唤起民族精神，促进民族文化复兴，最终达到改造社会，建立“少年中国”的目的。在思想上，这一选择无疑与他在国内时希望通过新村和工读互助运动来振救中国是一脉相承的。而恽代英曾经因为认同“依赖旧势力以建设事业是没有希望的”观点，所以也主张通过社会改造来创建一个新中国。但是当他认识到，即使新村运动成功也“无益于全世界的改造”的时候，他便“不要为Reform运动”，而“要为Revolution的运动”。所以，恽代英认为革命的政治活动应受容许，革命后更应容许会员参加政治活动，但这种活动不以牵动学会全部事业为主。［21］55

恽代英从学会社会运动的失败中已认识到，改造旧社会、创造少年中国，必须利用平民的力量。他希望会员投入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反对会员做无实效的慈善家和教育家，尤其反对做官吏议员。这种思想转变，跟他从1920年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有关。恽代英开始在著作中零星提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观点。1920年秋，他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这对提高其政治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他开始主张通过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但是在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之前，在恽代英思想中，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有一个共存互斗的过程，这种矛盾性也是当时社会矛盾和思想斗争的一种反映。处于这种矛盾期的恽代英，还在苦苦探求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他曾致信王光祈诉说“烦闷之极”的心情，“感觉旧事业的不足为，自己理想事业的不可不创办”，但“理想还不知甚么时候能有一大部分实现”。［22］63但到1921年，恽代英逐渐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自己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主张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同年7月他在黄冈回龙镇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南京大会之后，恽代英尖锐提出了学会的分裂问题，他在给少中会员杨钟健的信中提出学会必须要竖立起明确的旗帜，并且期望学会成为波歇维式的团体，并申明这是他在年会后的思想大改变。［23］322恽代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明确提出自己信仰的主义，积极鼓励参加政治运动，这些观点已与王光祈的思想背道而驰。

王光祈和恽代英之间的分化，实际代表着“少中”内部改造中国道路的两种不同选择:前者坚持文化改造，后者则选择政治改造。在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和途径问题上，王光祈自始至终都坚持通过社会活动和事业来进行，但恽代英面对“少中”内外矛盾变化和社会政治经济形式的发展，很快倾向于通过政治革命来创造新社会，他们从此开始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的分道扬镳。他们之间的分化代表了“少中”内部两种派别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是一种必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寻社会改革途径时所面临的深刻矛盾的反映。虽然通过建立“少年中国”来达到拯救中国的愿望没能最终实现，但是王光祈与恽代英对近代中国复兴道路的探索与追求的努力，依然值得我们钦佩与借鉴。

［1］恽代英．恽代英日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2］余家菊．怀想光祈［G］∥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

［3］会员通讯［J］．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1920，(5)．

［4］恽代英．论社会主义［G］∥恽代英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会员通讯［J］．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一期，1921，(5)．

［6］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N］．晨报，1919－12－4．

［7］王光祈．工读互助团［J］．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1920，(1)．

［8］利群书社［G］∥张允侯，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

［9］傅彬然．忆北京工读互助团［G］∥张允侯，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

［10］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J］．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1922，(3)．

［11］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上)［J］．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期，1920，(7)．

［12］恽代英．平民教育社宣言书［G］∥恽代英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