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旭初

(江苏开放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6)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与引导，文学消费市场形成，从根本上转变了当代文学资源生产的格局。进入市场化运作阶段的当代文学，资源生产的产业链逐步形成，传统单一的纸质文本不断扩展、延伸，通过文学资本化运作的手段，生产出一系列相关的文学延伸产品(如影视作品、影视城、图片、标识、服装、游戏、玩偶等)，构成了当代文学新的资源总成。

文化产品从资源性走向资本性，是文学资本积累与再生产、再升值的运作过程。在文化场域中，从文学资源到文学资本的形成，乃至进行文学资本的运作，其产业链的前端是作家、作品的市场成功。即作家与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能力和文化市场中的“消费魅力”。由此，在文学市场中获得好评、成功的作家与作品，便受到市场热捧，拥有了与众多粉丝的追随，自然也就在新的场域中重新获得了精神护魅，获得了文化话语权和文学(文化)资本。此时，作家和作品便成为具有文化符号的资本形态，随着这种“人格化产品”“价值”的提升，这种价值往往突破了之前单一创作的范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层面。作家、出版商、职业经纪人、文化经营部门便利用这种市场影响，打造广告和“品牌”优势，再度扩大自身文化容量，从而获得更多、更丰厚的回报。这种依靠作品形成的文化影响力与文化权力而展开的资本开掘与运用，构成了典型的资本运作模式。

因而，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的出现，也成为新的文化空间中重要的资本运作形态。

一、作家纪念馆:意义的呈现与延伸

纪念馆的意义，从本源上讲是属于用于纪念和怀念的空间场所。中国传统的私家庙宇、帝王陵寝、家族祠堂、国家社坛都是根据这个意义建筑的。如最早的人物类纪念馆，距今2 000多年前出现的孔庙、西汉未央宫里的“麒麟阁”、东汉时期的“云台”，还有后来的屈子祠、武侯祠、关帝庙、岳飞庙、杜甫草堂以及扬州八怪纪念馆等等。虽然“馆主”或为个人或为群体，但其意义随着社会发展与演进，其作用则从局限于家庭、家族的祭祀之地，逐渐扩展为整个社会“大众群体”的公共空间，“祭祀”活动转化为一种社会化行为。

作为一个物理空间的建筑(建筑群)，作家文学馆、纪念馆包含了旧址、故居、祖宅、历史遗迹等具有纪念性的空间，同时还包括馆藏纪念物品、对见证物的处理、文物的陈列等形态。虽然表面上它是“物质”的，但它提供了可以进行丰富阐释的“物质记忆”，并且根据不同意识形态进行着不同的“话语权”阐释。在这里，作为“场所”，建筑物本身已经成为“场所精神”的视觉对象，它的空间构成已转化为“人为主题”的空间环境和情感空间;它已经彻底突破了单纯与“天地人神”相联系的原始(元)纪念性话语的叙述，而成为呼应“当下”社会关系变革需求的文化符号。在一定区域的空间中，它折射着“当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及精英文化之间、国家意识与社会成员之间、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繁复混杂的纠缠与矛盾。它既具备历史回瞻的特点，更具有现实体验性规定，成为既满足历史记忆，又赋予“当下”文化目的的特殊的文化载体。

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作家纪念馆更成为超越“祭祀”意义的文化品牌产品。如旅游产品、影视基地、都市地标、城市文化名片……这种衍生意义，标志着作家纪念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内在文化意义的深度开掘以及文学资源的再生产。

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的具体化状态，包括以精神和身体等性情而构成的学识、修养等形成的“文化能力”;以客观化方式存在的“文化产品”，如图片、书籍、工具、机器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以体制化形式存在的“文化制度”。这也就是说，当一定的“文化能力”形成之后，会以一定的形态加以呈现，并推动相应的文化产品进一步繁衍，进而促进文化制度相协调相配合，由此构成文化资本及其运作的基本形态。而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显然也应归属到文化资本的行列中。

二、作为新型的当代文学资本的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

目前中国的现当代作家纪念馆近50所，而大部分是跨界(现、当代)作家，如巴金、曹禺、梁实秋、钱钟书、周立波、艾青、赵树理等。真正传统“当代文学”概念下的作家纪念馆寥寥无几。据不完全统计，“纯”当代作家的文学馆(纪念馆)，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有:贺敬之文学馆、汪曾祺纪念馆、韦君宜纪念馆、贾平凹文学艺术馆、路遥纪念馆、昌耀纪念馆、海子纪念馆、孙犁纪念馆、陈忠实文学馆、莫言文学馆、闻捷纪念馆、王蒙文学艺术馆、木心纪念馆、魏明伦文学馆等。数量不多，但文学馆、纪念馆的建立，特别是健在作家建馆，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从批评和反对者的角度看，意见主要集中在“商业绑架了文学”。他们认为，为了开发文化旅游资源，不少知名作家的家乡以作家个人名义开设文学馆，一些作家的个人文学馆最终沦为地方政府片面发展旅游、增加政绩的工具，“被家乡绑架”。有人认为，好作品才是文学根基。即便文学馆都定位纯文学，但人们不禁怀疑，文学、参观者能有几分受益?不论是官方推动，还是文学爱好者自愿发动，不希望最后看到其仅成为热闹的旅游景点，或者是有名无实的高雅的摆设。还有人认为，这类“反映创作历程”性质的文学馆，一般都是在作家百年后，由后人筹资建设，以示学习和纪念。当一个文学历程还在继续的作家，急于为自己建文学馆，其中多少反映了作家内心的一点点膨胀……甚至还有意见认为，在世作家建文学馆，属于建“生祠”，万万不该。如《大公报》2012年11月20日发表“姗而”的文章明确批评道:“中国文化素有‘生不入祠’的传统。人还活得好好的，就迫不及待地建馆想流芳百世……为活人树碑立传，多少是一种吹捧和矫情。”①《中国文化报》发表《作家应慎建个人文学馆》一文，认为:“作家希望借建馆之机来反映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传播自己的文学思想，其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不少作家在展示自己作品及与其创作过程有关的手稿和相关影像资料时，多多少少有些高调，有借机炒作之嫌，甚至有那么一点点自我膨胀……”②

上述意见，后者侧重道德层面的批评和警醒，强调作家个体的精神独立;前者则从侧重文学的独立性角度进行批评，强调创作的高质量。种种不满与担心中，大概都隐含着“盖棺定论”的思维方式。笔者在此无意置喙，但想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分析、阐释这种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现象。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但凡能建立(包括“被建立”)作家文学馆(纪念馆)的作家，自然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绩，并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一个文化能力稀缺的国度里，作家创作的成功，标志着其文化身份在社会结构的塑造下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作家”本身就成为一种符号资本或“影子资本”，也就构成了布尔迪厄所谓的新型文化权力，由此必然产生出新型的文化生产力。于是，作为创作的延伸产品与作为文化空间的作家文学馆(纪念馆)诞生，是顺理成章的文化资本运作的产物。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就不存在所谓“生祠”和传统“怀念”“纪念”的意义了。因为同样作为一种文学资本，文学馆或纪念馆只是将作家、作品的“影子资本”“参股”到作家的文学资本运作过程之中。这与创办刊物，组织沙龙、社团，举办见面会、茶话会等运作方式一样，目的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文学资源总量，同时更让文学资本进一步增值。我们谁都不会否认，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的出现，已经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的、发展与开放形态的资源库，同样也不能否认它就是一种新型的当代文化资本，预示着当代文学资源的新格局、新秩序正在形成。

其次，从当代文学资本投入的方式看，受到市场积累机制的引导，当代作家的场域已经不单纯局限在文学创作的范畴之中，随着各种地方文化关系的突破，作家生存的场域不断扩大，所有的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位置、形态、需求以及所掌握的资本去追求利益，文学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既受到社会文化结构的塑造，也需要作家不断培养、培植文化资本。如果说，在文学艺术场域内部的互动转换，由小说(文学作品)向影视(包括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转换，是挖掘了文学作品内在的“交换价值”，从而形成了“文化形态的交换”。再由这种新形态的推广，使原来单纯的作家形象，进而塑造成新文化“英雄”，使作家的文化资本持续积累、增值。那么，作家文学馆(纪念馆)则改写了纪念馆传统“纪念”的寺庙性质(这也是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它开拓了作家自身的“交换价值”而形成文化转换，将文化优势转换成了又一种文化资本。可以说，作家文学馆(纪念馆)从文学创作链上的附加产品、衍生产品，而成为文学场域中新的物质文化形态，建立起新的文化消费关系。由此，即便作家文学馆(纪念馆)成为当地有影响的旅游资源和文化产业，又有何妨呢?除了可以提供研究之外，至少它对于整个当代文学资源库的建设，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兴盛，必将提供有效的资源保障。“商业”绑架了“纪念馆”乃至整个文化产品运作，或许正是资本运作的必要。

最后，从特殊的文学资源角度看，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纪念馆意义。传统纪念馆所负载着的是道德情怀支配下的作家形象和作品形象，但这一传统定势所规定的伦理规范，停留在了单纯的纪念文化的符号意义上，并没有参与到城市文化资本的运作与创新意义中。当文学馆、纪念馆的民族想象与资本认同相互融合之后，它的场域关系，是文学资本甚至文化资本是否具有足够的话语领导权、能够增值的生产关系，传统“生祠”的伦理意义，就像质疑韩寒和郭敬明是否具备导演资格一样，不再进入这个经济、文化系统的运作之中。

因此，这是作家场域关系的突破，地方文化关系的突破，文化资本的增值。就像英格兰斯特拉福特小镇上，以莎士比亚为文化主题的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咖啡馆等构筑起了一个莎士比亚主题文化产业一样，当代作家纪念馆，不仅仅是提供作家研究、作家作品乃至文学发展历史演变的感性空间，更应该成为城市文化创新和城市文化生产的重要平台。

三、作为公共空间的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

在所有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中，作家文学馆(纪念馆)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本。在任何一个文化场域之中，纪念馆以及博物馆往往是最能体现并最大容量承载文化信息的公共空间，同时它也作为一座城市空间中特殊的人文地标和城市文化资源。因此，一方面它承载了作家文化能力，并进一步拓展、放大将作家文化资本美学化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承担了作为纪念馆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社会服务功能。

文学馆、纪念馆的空间意义，在最直观层面上表现为物质空间概念，它不仅包含旧址、故居、祖宅、历史遗迹等具有纪念性的空间，同时还包括馆藏物品、作家作品的陈列以及陈列形态。虽然它表面上是“物质”的，但它提供了可以进行丰富阐释的“物质记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创作的历程，窥见文学发展的脉络，了解影响作家创作的多种元素，并且提供不同的话语阐释。因而，这无疑是最具备当代文学资源建设意义的空间。

作家文学馆、纪念馆或博物馆并非简单的陈列场所和地理空间概念，而是富有深刻文化意义和生命力的城市意象空间和人们的精神家园。它已经彻底突破了单纯与“天地人神”相联系的原始(元)纪念性话语的叙述，成为呼应“当下”社会关系变革需求的文化符号。在一定区域的空间中，它折射着“当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及精英文化之间、国家意识与城市公众之间、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繁复混杂的纠缠与矛盾。因此，作家文学馆(纪念馆)，是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为主题，体现城市文化需求和发展动向的公共空间，是赋予“当下”文化目的的特殊的文化载体，也就呈现出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多义性地标意义。

可见，在当代文学资源库中，作家文学馆、纪念馆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有形资本，这也是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中“身体消费”的对象。文学馆、纪念馆作为文学生产模式延伸后的产物，一旦“成品”，便使作家、作品获得了更大的价值，便拥有了这个公共空间开放、多义的话语系统，重新获得了新的意义。

在任何一座城市中，最能体现并最大容量承载文化信息的公共空间，莫过于文学馆、纪念馆、博物馆。文学馆建设，也就呈现出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多义性地标意义。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在空间层次上的“资源的空间”与“影响的空间”两大范畴，将最大限度地体现当代文学发展动态与成就。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完成两个前提:

其一，资源的优质性。无论作为当代文学资源建设，或是作为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优质是必然的前提。(往往许多反对的声音也质疑于资源是否优质、作家是否优秀，因此才会有盖棺定论的思维。)创作主体如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关怀心灵，那创作资源也就是一堆垃圾。无论哪一个作家，对于自身品牌的维护，都将是文学馆等文学延伸产品重要的保障。当消费者在消费作者对象化、资源化的文学馆时，也在检验并制约着这些文化产品、文化形象的纯度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扩展能力。

所以，作家利用优质当代文学资源构建的空间形象，来满足大众的心理诉求，从而扩大其“影响的空间”，实现文化地标提升城市形象、传承发展文化的现实价值，应该成为当代作家文学馆(纪念馆)的价值追求。

其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实践，我国的纪念馆(博物馆)正在从过去单纯的“纪念”与“宣传”性质转向，并“发展”成为都市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平台。站在文学馆(纪念馆)作为“公共空间”的角度看，其主体功能随着都市精神的发展，公众审美需求的转变，功能上越来越呈现开放性和服务性，性质上也从过去“以物(资源)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化，越来越成为具有体验与享受交互功能的文化平台。

因此，当“影响的空间”的主题转向大众服务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灌输或宣传教育之后，实现文学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文学馆资源进行互动、合作体验，将娱乐、休闲、知识享受等服务打造成一体的服务模式，一方面充分与都市精神相契合，满足大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在都市向现代消费/休闲社会的转变中，提供一种中介性的空间，以完成既是知识传递，又是日常交际的双重想象空间。将作家关心民众、积极求变创新的现代话语精神，与自由、宽松、便利的场所精神结合起来，体现都市的多样性和文化活力。将城市空间建设与城市生产方式、资本循环、资本积累等过程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的主题空间。在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为当代文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产品，努力满足城市大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注释:

①姗而:《作家纪念馆》，《大公报》，2012年11月20日。

②何勇海:《作家应慎建个人文学馆》，《中国文化报》，2012年9月3日。

［1］ 吕庆华．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的文化资本理论基础［J］．生产力研究，2006(9):183－185．

［2］ 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