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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二)

2015-03-19骆新泉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婢女团扇诗人

骆新泉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王彦泓艳情诗以人类情感中最具魅力的男女恋情为着眼点,体贴入微,精思巧构,用丽辞艳句写绵绵相思,抒无望苦恋,诉男欢女爱,深层的“情”与表层的“欲”水乳交融,令人荡气回肠。其诗“然脂以写,殊似妖淫”①,却并不妖淫,这就是《疑雨集》的魅力所在。

文章单就《疑雨集》中“个人”、宠婢诗歌进行解读,考察诗人与“个人”、宠婢的艳情艳事。

一、“个人”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一)》②一文中已论述王彦泓发妻贺氏死于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诗人时年36岁,而在发妻病重期间诗人已与“个人”有了恋情。一定是诗人觉得不便在诗中直录其名,便以“个人”为题了。有关“个人”的诗作主要集中在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二年(1629年)两年时间内。贺氏病逝于崇祯元年端午节前(见《午节外母仍赐一缣泫然赋谢》),一月之后诗人有苏锡杭之行,七月十五回老家金坛祭奠贺氏,九月初八去杭州。那么,诗人结识“个人”的最早时间可能是他独居湖滨旧居期间(见《余有湖滨旧寓将往寄迹友人陈旅食之艰勖以归计口占答之》),所以在《病妇述怀》与《遣悲十三章》之间有《个人之一》。也就是说,在妻子病重与病逝这段时间内,作者已经与“个人”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恋情。而在妻亡后,诗人又相继创作了《个人》12首、《再赋个侬》10首等,可见诗人对妻子是极不贞的,这也是他一贯到处用情的明证。甚至在贺氏离世不久,他客游外地时,在舟中还忍不住想到“桃根翦烛纤纤手,小玉添香瑟瑟衾”呢,只是觉得亡妻坟头土还未干,才“此味近来残嚼蜡”(《泊舟晚兴》其一)。《有谢》2首写的是一位女子对他有情,但被他婉然谢绝,原因是“若在前年讵敢辞”(其一)、“不拟今生负得渠”(其二),若在前年怎会“辞”之而“负渠”呢,既然现在“辞”之而“负渠”,也算是良心发现吧。创作于次年的《灯夜纪言》11首,又有诗人在元宵节的晚上与两姊妹约会的记述。4年后,即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诗人又创作一首《个人》(卷三),这有可能还是卷二中的那位“个人”。以如此之多的组诗来抒发对一位女子的爱情,这在《疑雨集》中只有阿锁可以与之并肩。

黄世中先生认为“个人”姓姚,其名似玉梅或梅玉③,当是王家青衣,诗人嫂婢④。王、姚相恋,以诗互赠,事泄后青衣为王家逐出⑤,后嫁人,再做女冠,二十年后才得以与诗人结合⑥。但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一类的艳情诗,至多如李商隐“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三首》)。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皆不苟同。从诗意判断,“个人”当为作者旧居邻家之妾(《再赋个侬》其一“金屋藏渠也不堪”),出身寒门(《再赋个侬》其十“织席寒门产丽华”)。他们的爱情历经磨难,《个人》组诗中就有“燕妒莺猜卒未休”“旁挠欢计人人险,飞语情悰事事讹”“无边妒恨憎情眼”“情悰易被人猜料”等句;《再赋个侬》亦写到约会被惊散、不惧怕流言、不露形迹等情节,如“壁后难遮好客留”“谗唇激浪稽千尺,妒眼成城绕一周”“经过声影自沉潜,何意金堂骤有嫌”;卷三中的《个人》仍写到这位女子百无聊赖,相思却怕人察觉的情状(“情悰暗被傍人觉”)。有夫之妇与人偷情,这在封建时代是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的,何况周围总有眼睛监视着他俩:“窗间忽度何人影,壁后难遮好客留”(《再赋个侬》其三)、“经过声影自沉潜”(《再赋个侬》其六)。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蛛丝马迹:“何意金堂骤有嫌。”(《再赋个侬》其六)如果诗人用典与事实对应,那么此事的败露因“个人”赠送的礼物——香,“漏泄幽欢异国香”(《再赋个侬》其七)。但要这位人妾抛弃丈夫嫁给他是不现实的,最后只能作罢,何况诗人的生命历程中不断有新欢出现,于是在生命的最后十一年里,诗人就再也不提起她了。

“个人”非己妾,故诗中侧艳的成分就很明显。凡艳情诗皆特别注重对美感印象的瞬间把握,王彦泓的艳情诗亦如此。《个人》第一首中“直教眉眼能传语,……双脸断红初却坐,乱头粗服总倾城”,这个初次印象一下子吸引了多情诗人的眼球,他发誓要“觅个柔乡寄此生”。第二首用两个典故来表达自己对“个人”的痴情:“吞针罗什非难事,抱柱微生是本谋。”后来的接触更让他情欲难耐,“眼波肌雪正宜秋。……几度扇回当面笑”,使他不自觉地联想到“可应灯照下帷羞”(其五)上去了。还有“腰身宁耐午前慵”(其十)、“好梦更征裙带解”(其十二),将特写镜头对准女子的慵腰身、解裙带上。第六首更是集中笔墨刻画她的艳姿魅态:“低髻松梳出药房,晓风轻透藕丝裳。芳姿偶喜擎团扇,合德何劳带异香。泪脸湿侵眉尾翠,睡容消褪额心黄。不须冰雪为消暑,姑射肌肤近自凉。”诗人特意选用谢芳姿与赵合德两个香艳之典以配合香艳主旨。《再赋个侬》同样充斥香艳描写,如“泥人双照镜中羞”(其三),“欢态每来惊处好”(其四),“眉弯宜笑更宜颦”(其八)等。第五首可算是对二人情事的细节展示:“昨夜香迷画烛楼,并头双影在银瓯。枕棱坠髻教郎绾,衣钮零珠倩姊收。酒晕暗腾烘玉颊,睡情才上滟星眸。晓堂重见矜严甚,回忆狂欢似梦游。”此诗将某次情事的时间、地点、情节发展脉络、结果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津津有味地显摆自己的艳遇。难怪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他是“团香缕雪手”⑦。诗人的色眼和情眼总离不开女人的曼脸、粉颈、纤手、细腰、酥胸、红鞋,这既是诗人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又是艳情诗创作的老旧套路。艳情诗是专以男人为阅读对象的,诗中的女性则是男性欲望的对象,“所有显得香艳的神色、表情、姿态、动作、声音、心思和情调,都如表演中的段子一样显示出既定的造型,一致的程序,一副副经过排练的装模作样”⑧。

王彦泓似乎特别钟爱“个人”的残妆乱发与慵姿睡容:“喜杀未曾梳洗在,翠鬟松压睡容鲜”(《个人之一》),未曾梳洗打扮的睡容在诗人看来最“鲜”最美,以致于“喜杀”。“乱头粗服总倾城”(《个人》其一),这里的粗服倒不是服装粗劣,而是衣着不整。“低髻松梳出药房”(《个人》其六),“个人”走出芍药花房时低髻松梳,读者自可以想象原因。“狂眼萧郎爱乱头”(《再赋个侬》其三),女人正常情况下不会乱头。“枕棱坠髻教郎绾”(《再赋个侬》其五),这只有存在性关系的男女之间才会有这种事。“残妆最是难看见”(《残妆》),不是情郎怎会看见女人的残妆。诗人如此偏爱女人的乱头残妆,大概在他看来,低髻松梳的女子比一般女子又多了一份慵懒和性感,说到底,诗人是故意用低髻松梳来暗示男女性爱。但我们也不能将性爱完全逐出文学作品之外,美国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莫德尔认为,“若对性爱不感兴趣,那就无所谓文学了”⑨。何况诗人是用暗示的手法写男女性爱,这比直接描述要好得多,也更易为人接受。本来,文学作品不可能完全割断同性爱的联系,而涉及性爱的文学作品却历来存在着高雅与庸俗之分,区分的关键就看作家创作的出发点——意,“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金圣叹语)则归入高雅一途,若意在于事而不在于文,则归入庸俗一途。金圣叹所说的“事”是指两性关系,“文”是指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因素,即审美价值。王彦泓艳情诗中的性爱描写(或者说性爱暗示),虽归不到高雅一途去,但也归不到庸俗一途去,毕竟,他与“个人”之间还是有感情的,描写手法是含蓄的,所以,诗人吟唱“个人”的艳情诗至多是介于高雅与庸俗之间而已。

二、宠婢

王彦泓在《题赠陈元亮别业》中说:“自是幽怀清比玉,《闲情》一赋不为瑕。”这告诉人们,他认为写艳情诗是很正常的事,无需非议。《连日醉游用孝先禊日韵》其一中还自豪地将自己比作晚唐风流诗人杜牧,矜夸道“风情浪拟杜司勋,烂熳狂踪远近闻”;其二中嘲笑“昔贤情调浅”,只受“诗穷”而不知享受“风流”。故此,他的艳情诗除了不便直言其名的,大都将所写对象的姓或名标出,带有鲜明的纪实性。王彦泓不仅对侍妾、歌妓、“个人”等多人用情,还和婢女有过恋情。此婢并非黄世中先生认为的那样是姚姓嫂婢,而是另有其人。

诗人34岁时的《忆著》、38岁时的《训婢》《独居有怀》《可叹》四首,42岁时的《绝句四首》、43岁时的《金缕曲四首》、49岁时的《婢奖》等,皆写到与婢女的情事,时间跨度整整10年,从诗人的口吻看,均系有感而发,而非凭空杜撰。首先确定此婢身份。上列诸诗中分别提到“谢芳姿”“团扇歌”“桃叶”“与杖”“报书”“崔郊”“小怜”“驱红豆”“郑元”“江 ”等,皆系恋婢之典,其身份有嫂婢、姑婢、家婢、友人婢、邻婢等。而以上诸典中“谢芳姿”“团扇歌”典故出现多达4次,分别是《忆著》中的“此生难负谢芳姿”,《可叹》中的“东亭友爱风流尽”(其一)、“团扇歌成肯赦无”(其三)、“忍言憔悴羞相见”(其四),事实上谢芳姿与团扇实为一典。《古今乐录》云:“《团扇郎歌》者,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王东亭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后人因而歌之。”⑩黄世中先生大概就是以此得出此婢为嫂婢结论的,并将阿姚与之混为一谈。如果仅以典论典,岂不会得出诗人所恋之婢先后有嫂婢、姑婢、家婢、友人婢、邻婢多人的结论?这显然不可能,故不妨将其身份笼统定为婢女更合适,且不论他恋的是一位还是数位婢女。

下文以时间为序解读诗人的恋婢情事。天启六年丙寅(1626年),诗人34岁时作《忆著》诗,此诗以首二字为题,实属无题诗,其中的典故明示本诗是写婢女情事。诗中诗人自比王珉,将婢比作谢芳姿,首联写初识婢女时的美态,颔联写十年分离方得半宵相聚,颈联写别后相思,尾联写二人的爱情誓言。首句“忆著垂鬟覆额时”,回忆初识时婢女年龄尚小,次句“此生难负谢芳姿”,既是用典,亦是传达诗人的内疚:此婢为诗人而凋谢了芳姿。七八两句“从今注定鸳鸯牒,一炷盟香一首诗”,是二人的美好愿望。“鸳鸯牒”,旧谓冥数注定的做夫妻的册籍。诗人的感情够炽热,竟要燃香发誓。

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诗人38岁时作《训婢》,单从诗题看,是诗人训斥婢女的纪实之作,实则暗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却将婢女拉进来,给读者的感觉是,诗人在向读者展示自己与婢女日常接触中的旖旎风光,暗含沾沾自喜之色。颈联“未妨帘下窥侯白,只莫泥中恼郑元”颇有艳情悬想兼自矜的成分。侯白,隋时魏郡人,字君素,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善巧辩,好为诽谐杂说。后为伶人善戏谑者之称,也作才子之称。郑元,后更名郑玄,汉经学家。《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诗中的侯白、郑玄皆为自指。诗人用二典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身为婢女不要只受学问熏染而误了职责,既有鼓励婢女钟情于己的成分,又有居高临下的姿态。《独居有怀》所怀的是一位拥有仙人麻姑一样纤长手指,曾为诗人轻搔脊背的婢女。春寒料峭之季,阴冷酿雨之时,诗人饮酒驱寒,不禁想起“似玉梅妍”的意中人,她不像别的婢女那样故意胁肩谄媚讨好主人,故给诗人留下极好的印象,遗憾的是现在她不在身边,那就“不妨清绝是孤眠”吧。《可叹》4首因大量用典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其一可能是委曲传达自己被谣言中伤。其二写自己遭到周遭人的嫉妒、防备,首联写嫉妒者的巧妒及锐利词锋,颔联写寂寞无聊的巧妒女子偷窥他们的情事(“阁后寂寥钗泽影”),而这位妒者似乎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津头狂暴毁桩风”)。传说晋刘伯玉妻段氏甚妒忌,伯玉尝诵《洛神赋》,曰:“娶妇如此,吾无憾矣!”其妻恨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轻我?我死,何愁不为水神?”乃投水而死,后因称其投水处为“妒妇津”。相传妇人渡此津,必坏衣毁妆,否则即风波大作。事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上》。颈联则写婢女谨慎防妒而不敢再偷看自己,但她还是被主人关在院子里以防做出不贞之事,尾联写自己被嫉妒中伤,乃因教人学诗而起,并深悔当初择人不慎。由此判断,巧妒者不是别人,恰是向王彦泓学诗的某位女子。其三写自己想与婢女沟通却无人帮助,想拜访婢女主人化解矛盾却担心遭主妇殴打,希望主人能赦免婢女,自己就会感恩戴德。其四写自己与婢女的恋情风波又生,前途未卜,而自己对婢女是真心相爱,只好含笑面对“奇祸”,忍辱负重,真是一波三折。

崇祯八年乙亥(1635年),诗人43岁时作《金缕曲四首》。“金缕曲”本为词牌名,这里是借用来做诗题。其一写相见前的激动心情。诗人将婢女比作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和王献之爱妾桃叶,且言为“新欢”,看来此人是诗人新结识的婢女,而非二十年前的那位雏婢。她为见情郎而再三沐浴熏香,这让诗人得意忘形,认为今夜定是与传说中的仙女云英相会一般快活,而自己的相思病一定会被她讥笑的。其二写婢女虽然“千拦百就”但最终还是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其三回忆此前以情诗相约于正月里相会,如今好事即成,连妓女都羡慕他俩的艳情。最后写婢女灯下羞对情郎的情态,让诗人感觉到过去她对自己的轻嗔薄怒更增添今夜的欢乐滋味。这种心态表面看来怪诞,实则很正常。

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诗人49岁时,写下最后一首赠婢诗《婢奖》。在此婢不得不回到主人家去的时候,诗人想到她的各种好处而对其夸奖:礼佛诵经时莺歌燕语,搔背解痒时恰称心意,持壶注水时恰到好处,路过花房时持镜自照,灯下缝纫时熬到夜深,散乱书信时靠其找寻。如此善解人意、勤劳体贴的婢女要离开自己,怎不使人心生醋意。

三、结语

明中叶以降,文士们的声色之好渐成风气,“晚明文人更是大胆地露骨地肯定人对美色的悦慕,以为这是人之常情”⑪。诗人对婢女的爱恋就是晚明文人大胆露骨肯定女色悦慕的明证。王彦泓从24岁时就与婢女有瓜葛,直到49岁,在长达27年(或30年)的婚姻生活中,婢女恋一直伴随着他。而他的恋婢诗确也写得风光旖旎,动人心脾。钱钟书在致钟来因的信中说:“王彦泓诗很好,不是义山‘无题’的传统,而是冬郎‘香奁’传统中最出色之作”,此言堪恰。

注释:

①章藻功:《疑雨集序》,《思绮堂文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4期,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②骆新泉:《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一)》,《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1期,第32页。

③④⑤⑥黄世中:《王次回“疑云”“疑雨”诗探考》,《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78页,第80页,第81页,第82页。

⑦丁仲祜:《清诗话(13)》,见(清)薛雪:《一瓢诗话》,上海文明书局,1938年,第13页。

⑧康正果:《词淫与意淫:谈王次回及其〈疑雨集〉》,《万象》,2001年第7期。转引自耿传友:《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作家——王次回及其诗歌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2页。

⑨莫德尔:《文学中的色情动机》,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⑩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98年,第660页。

⑪夏咸淳:《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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