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恒久魅力探源——《大淖记事》与1981年获奖同类小说比较研究<br/>

汪曾祺小说恒久魅力探源——《大淖记事》与1981年获奖同类小说比较研究

2015-03-19陈英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5年5期

陈英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江苏常州 213002)

汪曾祺小说独树一帜，魅力如陈年老酒，久而弥醇。其魅力到底源自哪里?有人说，在其语言具有“音画之美、准确之美、空白之美”［1］;有人说，在其风格具有“和谐清新之美”［2］;有人说，在其“童心”，“不失赤子之心”［3］;也有人说是“非同一般的人物形象、虚实相间的情节、超凡脱俗的艺术氛围”［4］。

这些说法都没错，但大都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有的太表面了，有的又太过“全面”了，以致缺乏针对性。

笔者试以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为代表，与同一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写少男少女爱情的作品作比较，对汪曾祺小说不同于同时期小说的魅力进行研究。

一、1981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及其中的爱情小说

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共20篇，比1980年的获奖作品少了整整10篇。其原因在于:“那种深刻揭示现实重大矛盾，在尖锐冲突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笔力遒劲，风格雄健，足以振聋发聩、引起强烈反响的精彩篇章，却觉不足……根据这一实际情况，评委会决定:这一次的当选作品，只取二十篇。”(《人民文学》记者:《喜看百花争妍——记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

而在此前一年，《人民文学》记者在《第三个丰收年——记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的报道中说:“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一批优秀小说，具有较前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其中许多篇章，及时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与重大斗争，揭示了历史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描绘了党的新政策带来的新风貌，展现了调整的步伐、时代的进程。一幅幅鼓舞人心的画面，正发挥着‘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战斗作用。”

现在看这些评判话语，还能感受到当年全社会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烈期许。所以那时的作品，写爱情是很少的，有许多作品，即使题材是写男女爱情的，作者的立意却是为了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因为在那时，“在天堂公社的青年们心中，爱情还是个陌生的、神秘的、羞于出口的字眼。所以，在公社礼堂召开的‘反对买卖婚姻’大会上，当报告人——新来的团委书记大声地说出这个名词的时候，听众都不约而同地一愣”(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1981年获奖的20篇短篇小说中，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共有6篇: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刘绍棠《蛾眉》，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王振武《最后一篓春茶》和汪曾祺《大淖记事》。其中《山月不知心里事》和《最后一篓春茶》只是描写了农村少女朦胧的对爱情的向往，或者至多是爱情的萌芽。《山月不知心里事》主要还是通过容儿，塑造了她心中的那个人——明全，这个农村青年领头人物质以外的精神追求和崇高境界。《最后一篓春茶》则讲述了采茶姑娘湘元对专业人才——茶站新来的评茶员，那个时代青年的新偶像——的仰慕、爱慕。严格地说，这两篇小说还不能称为爱情小说。

二、《大淖记事》与《蛾眉》等作品的比较

《大淖记事》在当年20篇得奖作品中并不起眼，尤其是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甚至有一种无从说起的味道。因为它很难用当时的文学话语来评价。所以在《人民文学》记者的报道中，只字未提。事实上，过了30多年，20篇小说中能够为读者所记住并留恋的作品不多，《大淖记事》大概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吧!原因何在?

(一)写作意图决定着艺术境界

《飘逝的花头巾》是1981年获奖小说中的佼佼者，影响很大，并被拍成了电影。但现在再读，觉得作者的写作意图不是写爱情，而是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写青年人的人生观，而且作者的倾向性一目了然。评论者说:“作者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青年类型，试图对这一人生课题作出解答，其主题挖掘的意象是十分明显的:虚荣心的膨胀能让人堕落为无知，陷入自毁的可悲境地。而从旧生活中觉醒的青年，当他们意识到历史赋予的责任，便会毅然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去追求真正充实的人生……作者过于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又使作品难免流于‘问题小说’的模式。”［5］也许《飘逝的花头巾》这类作品在当时确实对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起到了正面的教育作用，但时过境迁，小说所表现的“社会问题”已淡化或不复存在，作品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至少也是魅力不再。

汪曾祺对此的观点是这样的。以《受戒》为例:“我感到作品中小英子那个农村女孩子情绪的发育是正常的、健康的，感情没有扭曲。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样式，在当时是美好的，因此我想把它写出来。想起来了，我就写了。写之前，我跟个别同志谈过，他们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6］由于长期以来文学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的影响，作品的写作意图是作家放在第一位的，首先考虑的是“有什么意义”，从来也不去考虑“有没有意思”，即美感。

(二)作家的追求决定着“写什么”

笔者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什么题材都可能写出好作品，也可能写出坏作品。但有趣的是，1981年获奖的几篇爱情小说，除《大淖记事》外，都是现实题材作品。

《飘逝的花头巾》写两个年轻人不同的人生追求。沈萍，一个四川江边小镇上的姑娘，因为不认命，发愤努力考上了北京S大学中文系。但却以钻进“上层社会”为荣，放弃了真正的理想追求。秦江，原是上层社会长大的高干子弟，十年动乱随父亲的沉浮而沉浮，一直找不到生活中的位置，沈萍不屈服于命运的拼搏精神唤醒了他，他在人生沉浮的大潮中寻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爬满青藤的木屋》写雾界山林区的一间爬满青藤的木屋里住着一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夫妇，知青李幸福的到来，打破了小木屋的沉寂和这对夫妻原本平静的生活。最后，小木屋毁了，女主人盘青青跟着李幸福远走高飞了。评论者大都认为:“《木屋》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呼唤……批判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封建余毒和极左路线。”［7］

刘绍棠的《蛾眉》是1981年获奖佳作，写1974年的北京通州农村唐家，因为贫穷，儿子唐春早20多岁娶不上媳妇，父亲从本村人贩子那里买来一个四川姑娘，这就是蛾眉。蛾眉才20岁，不到结婚年龄，请求拜唐父为干爹。3年后，唐春早、蛾眉准备结婚，却传来恢复高考的喜讯。两个年轻人互相鼓励，双双考上大学。既写了年轻人美好的爱情，也歌颂了美好的改革开放时代。

以上作品都可以说是揭示了现实矛盾和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描绘了党的新政策带来的新风貌的“精彩篇章”。但也许正因为时代感太强了，时过境迁，小说里写的那些问题，又算什么。而且从现在读者的角度看，它们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作者太想要表达什么了。《飘逝的花头巾》对秦江人生态度的肯定，对沈萍人生观的讽刺;《爬满青藤的木屋》则告诉我们:盘青青离开其夫王木通投向李幸福的怀抱是文明对野蛮的反抗。

相比较而言，《蛾眉》写男女爱情更接近生活真实。蛾眉与唐春早是在三年的朝夕相处、互相关照体贴中培养出感情的，对于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女，产生爱情的可能性极大。但结尾则写得崇高有余，真实自然不足。第二天一早就要乘火车回四川参加高考的蛾眉主动与唐春早约定:

“你考上了，我考不上，我不……拦你……爱别人;你考不上，我考上了，我仍然属于你。”

“这也是我的誓言!”唐春早眼也不眨地说。

他们拥抱在一起，这还是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年的第一次。

“今晚……”蛾眉脸色苍白如纸，声音颤弱，“你跟我……睡在一起吧。”

…………

“不能!”唐春早惊慌而又执拗地躲闪着她，“我要保持你的洁白之身;不能对不起你，更不能对不起……将来你可能爱上的那个人。”

他把蛾眉推倒在炕上，破门而出。

既然已经两情相悦，彼此约定，唐春早这些话就显得太矫情。在那个时代，因为思想行为的禁锢，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可能的。但一定要说出此种让谁也不信，更伤害了对方和自己的话，现在看来，就是败笔了。

对于“写什么”，汪曾祺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8］

作者带着浮躁的感情去写眼前的生活，虽然不能说就写不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但毕竟容易为眼前的生活所遮蔽，看不透，也看不远。

《大淖记事》写男女情爱，就自然朴实得多。十一子从水中救出了巧云:

“把她横抱着，像抱一个婴儿似的，把她送回去。她浑身是湿的，软绵绵。热乎乎的。十一子觉得巧云紧紧挨着他，越挨越紧。十一子的心怦怦地跳。到了家，巧云醒来了(她早就醒来了!)……”

“一天，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

汪曾祺之所以喜欢写大淖里的人们，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迁，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是“经过反复沉淀”了的。

(三)“怎么写”与作品魅力息息相关

为了“表现”什么，或“歌颂鞭挞”什么，1981年获奖作品大都追求“意义”，而且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主题往往直白表达的居多。而从艺术角度来说，主题隐藏得越深越好。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都有论述。汪曾祺认为，作品的主题就是“风筝的脑线”，“风筝没有脑线，是放不上去的，作品没有主题，是飞不起来的。但是你只要看风筝就行了，何必一定非要瞅清楚风筝的脑线不可呢?……不要把主题讲得太死，太实，太窄”［9］。

三、汪曾祺小说魅力探源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汪曾祺小说的魅力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但以《大淖记事》为例，笔者认为最核心者有三:

(一)写真实自然的生活方式

先看《大淖记事》中的一段:

“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观?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爹。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

她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这个号长来一次，她的念头就更强烈一分。”

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情感，是大多中外文学作品描写最多的题材。对于一个美丽少女的“第一次”，而且是被一个女子不情愿的人，情节一般是比较曲折，情感一般是比较强烈的。但汪曾祺却所用笔墨不多，而且显得有点“平淡”。因为他觉得“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他认为过去的读者“要读的不是生活，是故事”。这是现代读者与过去的不同之处，所以“现代读者不能容忍编造”［10］。

仔细品味，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细节，都是特别贴近生活真实的。刘号长，显然是一个坏人。就在十一子从水里救起巧云的那天夜里，他“拨开了巧云家的门”。“号长走的时候留下十块钱”。“这种事在大淖不是第一次发生。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这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也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

巧云周围的人，对刘号长所做的这件恶事，反应也显“平淡”。差点把十一子打死，是刘号长干的又一件坏事，但最终的结果是，通过锡匠们的斗争，“刘号长驱逐出境……如果他再踏进县城一步，任凭老锡匠一个人把他收拾了!……他被调到三垛去当了税警”。

这个刘号长，是坏人，也是恶人。但还没有恶到家。比如，“刘号长打了人，不敢再露面。他那几个兄弟也都躲在保安队的队部里不出来。保安队的门口加了双岗。这些好汉原来都是一窝‘草鸡’”。生活中坏人大都如此，恶到一点人性都没有的人，毕竟不多。这个人的恶，很真实。正如巧云对于自己的失身，虽然痛苦，但没有淌眼泪，更没有寻死。也是贴近生活的，真实的。

小说中的男欢女爱，汪曾祺也写得自然和谐。1981年获奖的其他几篇爱情小说，在写男女爱情时，虽然有一些男女之情的自然的成分，但无一不是把男女之间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放在一个重要方面来表现。而巧云和十一子之间，主要还是写两个都是“人尖子”，年貌相当，互相吸引，更接近他们的年龄、身份和生活环境。因此也有人说汪曾祺的小说不深刻，他回答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1］

(二)我行我素的写作方式

汪曾祺与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最大区别是写作方式，当时只有他能够真正做到“我行我素”。

他说:“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我从弄文学以来，所走的路，虽然也有些曲折，但基本上能做到我行我素。经过三四十年缓慢的，有点孤独的思想，我对生活、对文学有我自己的看法，并且这点看法像纽子大的枇杷果粒一样渐趋成熟。”［12］203

汪曾祺这些“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的作品，在当时似乎是孤独的。但不久人们就意识到，过于贴近现实的“宏大叙事”是难以长久的。“《受戒》发表后渐渐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林斤澜、陈建功、邓友梅、冯骥才、林希等一批作家都开始效仿汪曾祺，描绘依然笼罩在传统文化下的市民世界，《矮凳桥传奇》《府佑街纪事》《麻刀厂春秋》《小巷深处》《轱辘把胡同》，着实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市民小说’风潮”［13］，并引起许多作家对过分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反思。1982年，冯骥才写了《下一步踏向何处——给刘心武同志的信》，表达了此类困惑和沉思。

汪曾祺小说的魅力来源于作家的“我行我素”，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写作的“去功利化”有关。因为他写作“不需要赶任务……比较自在，比较轻松”。

(三)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成就了汪曾祺

笔者曾读到一篇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写的左方创办《南方周末》的文章。左方去请教当地新闻界老祖宗、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黄文俞:“我们的报纸要怎么改?”黄答:“你倒回去就行了嘛。”左问:“倒回哪里去?”黄答:“倒回到三十年代新闻进步传统中去。我们中国本来有很优秀的新闻传统，解放后把这些传统给扔掉了。”黄文俞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1957年他创办的《羊城晚报》就是“倒回去”的，就是把报纸办得“风行全国”［14］。

由此笔者想到20世纪80年代评论界有一句对汪曾祺的评价，大意是“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位三十年代的作家”［12］203。对此，汪曾祺有一个精辟的回答:“总的来说，我还是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15］

汪曾祺这几句话，把自己所传承的20世纪30年代的优秀文学传统概括得非常到位:“容纳各种流派”，“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正因为汪曾祺继承了30年代融通中西的文学传统，所以其魅力就不是一心想着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的作品所可比拟的了。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也是分类的，有火一般热烈奔放的充满批判精神的作品，像鲁迅的作品;也有如水一般内敛、柔软、沉静的作品，像沈从文的作品。

这是贾平凹的观点。他说:“火给我们激情，水给我们幽思;火容易引人走近，为之兴奋，但一旦亲近水了，水更有诱惑，魅力久远。火与水的两种形态的文学，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学史，它们分别都产生过伟大作品。……当社会处于革命期，火一类的作品易于接受和欢迎，而社会革命期后，水一类的作品则得以长远流传。”［16］

无疑，汪曾祺的作品是属于“水”一类作品。张艺谋一直想把汪曾祺作品拍成电影，就因为拍不出其作品中“水”的感觉，遗憾地放弃了。

［1］席妍．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J］．剑南文学:下半月，2011(4):34－35．

［2］肖燕云．汪曾祺小说的和谐清新之美［J］．文学教育，2006(22):24－25．

［3］一地蒌蒿．浅析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中的童心［EB/OL］．(2007－04－21)［2014－12－20］．http://blog．sina．com．cn/s/bolg_49flec890100oqui．html．

［4］佚名．汪曾祺小说叙事艺术的新策略［EB/OL］．(2012－10－09)［2014 －12 －20］．http://www．zhlzw．com/wy/wr/zo/126435．html．

［5］汪曾祺．出版前言［M］//汪曾祺全集(一):小说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v 9．

［6］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M］//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4．

［7］尚宇．呼唤文明的诗:评古华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