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我所在的城市相关部门对贫困群众开展了送温暖活动。我注意到送温暖地方被分成了两大区域：一是老工业集中的西区，那儿居住着为国企改革做出牺牲的产业工人，如今却成了帮扶对象;另一个是东南部的棚户区，那片一下雨就出行难的低洼地成了贫苦百姓的集聚地，与之相对的是东区的豪宅与奢华的生活。城市中生活质量相差悬殊的贫富两个阶层，正在有意无意中圈定两个截然不同的版块，而且这种趋势还有继续深化和加大的倾向。我不知道，长此下去，我们的城市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耿宝文（读第4期《中国没有贫民窟？》）

对家的情深和家对游子的召唤，遮蔽了“千里騎行”的种种艰辛、危险。那些骑行者家乡的主政者，自然对这些原子化的春运是不大关心的，因无关其政绩、无关政治前途。但，等到那些外地打工的本地人成为具有投资能力的“能人”的时候，家乡就给出种种优惠，发出思乡信等等。主政者的“势利眼”令大多的“异乡客”只能这样寂寞还乡，危险还乡。

—淡锁（读第5期《回家，摩托车上的春运》）

尽管并没有哪一级正式文件明确规定GDP与官帽挂钩，但在提拔晋升的潜规则中，GDP的增长数字总是充满神秘的力量，推着官员茁壮成长。为了这神来之力，不少官员不惜寅吃卯粮，把子孙的福利都掏空了。迅速恶化的环境，一时成为官员上爬的天梯。唯GDP论英雄终于寿终正寝了。这是良知的觉醒、科学的胜利。这次“两会”上，姚明提出的取消奖牌排行榜建议得到广泛支持与当政者采纳，无疑是对一些鼠目寸光的政绩评价体系的鞭挞，也应是对GDP走下神坛的呼应。值得点赞！否则，金山银山貌似富有的光芒，永远穿不透令人窒息的雾霾笼罩。

—沈治鹏 （读第5期《告别官员“晋升锦标赛”》）

政府精简机构这话年年有人提，但这边精简那边反弹，陷入了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甚至给人有点恶性循环的印象。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超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一种病态，甚至吃空饷的情况也很普遍，所谓“编制”早已名不副实。各个政府部门除了压缩“三公”开支，人员的工资预算也有必要严格审查。如果超出编制限额的人员得不到预算工资，各个政府部门就会自觉“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还会“老大难”吗？

—马长军（读第5期《“超配”干部如何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