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阳

早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蒸汽烹饪。这种保留食物原汁原味的原始炊法，贯穿于整个中华农耕文明的画卷，流传至今。

竹文化则是传统中国的一大标签，自上古以竹简载字，到丝竹流转华夏，再到文人筑隐竹楼…… 对于竹的演绎蕴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

竹笼小吃，美观朴素，清香淡雅，散发着迷人的中国风。华人走遍世界，竹蒸笼就跟着漂洋到了五洲四海，它保存着炎黄子孙的故乡密码，寄托着他们淡淡的思乡愁情。

来自广东云浮的“罗定市合生竹制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罗定建市以来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张群英就是这一中华传统工艺的保护者和经营者。

30多年来，从打工妹到业界翘楚，在她和同仁的带动下，乡亲们纷纷利用当地竹业资源织笼办厂，发家致富。她所在的泗纶镇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竹蒸笼生产基地。泗纶蒸笼远销海内外，话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泗纶蒸笼”。

带富乡亲很荣幸

“无边竹海萧萧下，不尽青山入画来”。这便是张群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广东云浮罗定市泗纶镇。罗竹，一种散发着独特清香的竹种，就盛产于此。

相传清嘉庆年间，当地农民开始利用罗竹制作蒸笼，这样炊熟的芋薯鱼肉糕点带有一股罗竹的清香，不易变馊。民国时期，泗纶蒸笼已在岭南港澳地区颇负盛名。不过，泗纶镇的农民只在闲暇时编织蒸茏，小作坊分散在山野溪涧，不成规模。

八十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大潮兴起，泗纶镇的蒸笼业前景广阔，于是，高中刚毕业的张群英回到村里的加工厂做起了编织工人。她聪明勤快、吃苦耐劳，加之学习能力强，很快就成了蒸笼大户，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人脉。1999年，她获得全国各族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先进女能手”称号。

2005年，张群英被当地“蒸笼大王”李均泉的长隆竹制品公司聘为经理，她的加入使泗纶的蒸笼产业劲头更足，她协助李均泉建立起更加庞大稳定的客户网络，工厂越开越大，生意越做越远。在“蒸的很健康”的观念倍受推崇的时代，商家客户纷纷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乡亲们的竹子和蒸笼销路大开。

与之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始终是张群英日夜打理生意、不倦四处奔波的动力。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罗竹是自然的馈赠，是当地农民脱贫增收、发家致富的经济来源。她深知，只有把产业搞大，把蒸笼卖出去，泗纶农民才有希望和盼头。如果合作社不去收购罗竹和蒸笼，山里大片竹林就毫无用武之地，许多农民就要失去维持生计的依靠，乡亲们也无法过上好日子。

富不忘本。她提供竹苗分发给农户，并自己出资，无偿对农民进行罗竹栽培、蒸笼加工的技术培训，累计培训1.8万人次。一位村民说，“在张群英的号召下，我从广州回到乡里办厂，我负责做蒸笼，她来解决销路。我做多少她就收购多少，而且收购价格一年比一年高。”通过回乡办厂，他一年的收入比在广州打工多了十几万元。这些年来，张群英直接使当地近1400户困难家庭增收，并扩建工场为1000多人提供了就业。

由于农民自己加工的蒸笼在材质、规格方面参差不齐，难以满足客商需求，对蒸笼的品牌成长构成了巨大挑战。2008年，张群英等人发动当地种植大户和加工大户联营，成立“罗定市合生竹制品专业合作社”，统一蒸笼生产技术和标准，促进了泗纶蒸笼产业化发展、专业化运作、规模化经营。在她和大批产业能人的带动下，当地形成了“产、加、销”一条龙链条。“泗纶蒸笼”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每年销量数以亿计，远销香港、东南亚和欧美等80多个国家地区，合作社的“罗竹牌”商标被评为“世界名牌产品”。

张群英的合作社辐射带动了周边1.2万农户从事罗竹种植和蒸笼生产加工，一批专业加工大户涌现了出来。“跟合作社直接合作从事蒸笼加工的，每户创收几万到十几万元，社员人均增收超过30%。”说起社员致富的情况，她的脸上有掩不住的喜悦。在许多山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孤寡妇幼，合作社就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有事可做，有一份收入。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镇上的街道两旁建起了一幢幢小洋房。张群英的成功经营壮大了当地竹业，使乡亲们不出山门就能利用自家门口的资源奔小康。原泗纶镇镇委书记罗创本说：“蒸笼产业规模化经营留住了本想离乡打工的农民，使农耕得以兼顾，解决了农村丢荒、土地弃耕的问题。”

热血沸腾进会堂

2013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作为新任代表，张群英人生第一次踏上前往首都的旅程。走进人民大会堂，感受那隆重而庄严的气氛，她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能这么近距离地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和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一起高唱国歌，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她既激动又感动。“我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足，还需要向其他代表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力求做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从山里走出来的张群英，始终带着农民本色，憨厚、朴实而谦虚。

第二次参加全国人大，张群英做了更加充分的调研和准备，提交了四个议案和建议。其中，《关于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引起了会务组的高度重视，被推荐并交由国务院收录、研究。她指出，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和居民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任由其发展下去，必将偏离改革开放“先富带动后富”的初衷。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工作，提升欠发达地区的“造血功能”;呼吁力保欠发达地区的“底线民生”，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吃饭财政”问题，使欠发达地区的基本民生得以保障。

在习近平主席参与广东代表团审议的过程中，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习主席告诫大家的“树高千丈也别忘了根”这句话。张群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学在农村，也在农村成就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地行走于山野村寨，她对当地农民生存状况和农村问题了如指掌。多年来走访调研、往来于城乡之间，她感受最深的是农村的科学文化程度过于落后。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垃圾围村”现象。除了农村排污排水、垃圾处理设施薄弱的客观因素，农民也缺乏必要的生活常识和文化素质。许多人将塑料袋、塑料瓶等不可降解的垃圾随手乱堆乱放，加上禽畜散养，导致乡村面貌“脏乱差”。农村生活垃圾基本靠风化、生活污水基本靠蒸发，“破窗效应”则使农村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在张群英看来，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硬件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固不可少，但根本上还需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让他们形成社会和环保意识，也懂得履行社会和环保责任。否则，“垃圾围村”、工业“三废”向农田排放以及农药化肥农膜的不合理使用等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好的。她向记者表示，她对党和国家最大的期望，一是更加重视提高农民素质，二是加大力度扶持农村传统手工工艺。

拯救乡土文明

近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一名农民代表，张群英深感欣慰。不过，身处农业发展第一线，许多现实问题仍然令她担忧。

虽然合作社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但其所处的窘境又有几人知晓？眼下，合作社面临资金、土地、人手等几大问题，最令张群英感到头痛的是蒸笼产业“后继无人”的困局。精细的传统手工工艺是无法由机器取代的，始终需要大量技术娴熟的编织人力。然而，从事这些工作的群体年龄结构严重失衡，基本上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和留守妇女，多为60后和70后。“许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他们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他们在城里打工所赚的钱和在家里差不多是一样的。”张群英有些无奈。

这就是竹蒸笼行业的“悖论”。一方面，国内国际市场对竹制蒸笼的需求越来越大，消费者的品味对“竹文化”的回归趋势日渐显著，竹蒸笼从单一餐饮炊具升级为精致工艺品乃至复古奢侈品，风靡世界;另一方面，该行业人手匮乏，后劲不足，供不应求，80后、90后无人愿意入行，百年传统民间工艺面临“绝种”威胁。

究其原因，张群英认为主要是山村的文化环境和基础设施的落后局面。“山里平日的生活太单调了”，她说道，“年轻人喜欢城里多姿多彩的生活，下班后可以去上网、吃小吃、唱卡拉OK，还可以逛商场，进电影院。”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比如家电下乡、农家书屋，然而在张群英看来，农村的社会文化精神形势依然严峻。她表示，尽管农村文化事业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但主要用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资，真正用于文化建设的资金所占比重相当之小，群众文化活动缺少固定的经费，缺乏必要的设施、器材和场地，开展起来十分困难。

文化站可以说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一个缩影。“一块牌子一间房、一枚章子一张床”是许多乡镇村文化站、文化中心、农家书屋的真实写照。有的农家书屋“只有屋，没有书;只有柜，没有桌;只有旧书，没有更新”，宽敞的房间内，几个书柜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柜内空空，如果上级来检查，镇文化站就提前运一些图书来应付。由于设施简陋图书少，农民在书屋刚建成的时候出于好奇和热情，还比较积极，时间久了就没有什么人来看书了。结果，文化下乡流于形式。

对许多农民来说，他们的文化生活几近于“荒漠化”，有农民感叹说，“吃不愁穿不愁，一到天黑就发愁”。“村里基本上也留不住年轻人。有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和年轻农民工，即使在城里找不到称心如意工作，也不愿意回到农村。”说起农村劳动力青黄不接的状况，张群英一脸愁容。“有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在给合作社做蒸笼，他们中很多眼睛都快看不清了，手脚也不太灵便，平时还要带小孩，再过几年估计都没有人可以接手继续做蒸笼了！如果政府不扶持，蒸笼产业和这一传统民间手工工艺一定会走向衰落！”

人才和生力军流失不仅是张群英的合作社面临的困境，也是摆在全国各地千千万万合作社和乡镇企业面前的共同难题，这也是全国大部分乡镇企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从宏观层面看，劳动力年龄结构普遍老化，文化程度偏低，不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也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也将使新农村建设缺乏建设主体，失去后劲，从而进一步拉大城乡医疗、教育和生活质量的差距。

2013年，张群英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她只准备了一个提案，那就是《关于改善乡镇环境，缓解乡镇年轻劳动力和素质人才流失的建议》。她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通过经济手段吸引人才下乡返乡，还必须让农村文化生活真正丰富起来，让农村生活环境真正舒适起来，比如鼓励和扶持乡镇娱乐行业的发展。

作为一名一直在农村生活的母亲，张群英还深刻地感受到了农村劳动力外流所带来一系列农村生活与劳动模式的巨变。由于家中的顶梁柱外出，留守妇女担起了大部分劳动责任，然而她们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留守妇女承担了所有家庭责任，生活压力剧增;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且所处环境差异巨大，易造成婚姻危机;性压抑但羞于表达引发了她们的心理生理健康问题;性骚扰但执法不力且自保意识较差使农村妇女女童面临安全威胁;强体力劳动、卫生观念习惯不良加之医疗条件落后致使留守妇女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此外，由于缺乏安慰和渲泄渠道，农村妇女、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和精神问题得不到有效缓解。

张群英认为，必须引起社会对农村妇女特别是留守妇女生活状况的关注，她们的文化素质急需提高，生活条件急需改善，这是促进新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她希望今后能看到国家更加重视并加大力度解决农村留守妇女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