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香



对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热播的冷思考

朱正香

(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开播以来，收视率不断飙升，成为综艺节目史上又一大现象级节目。但透过其表面的火热，《奔跑吧兄弟》不过是商品拜物教的产物。文章着重分析其过度娱乐化、弱化社会责任，诉求暴力表现形式、追求感官刺激、传递负能量、给观众带来负面的引导等伦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纠偏对策。

过度娱乐化；暴力；负能量

2014年10月10日，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火热接档《中国好声音》，成为一道电视文化新景观，引发网络热议，收视率也不断飙升。从网络数据来看，《奔跑吧兄弟》百度指数突破120万，第三期节目的微博话题阅读量已达近13亿。《奔跑吧兄弟》成为综艺节目史上又一大现象级节目。但火爆不代表繁荣，褪去表面的火热，对该节目内容进行理性分析，其中存在的各种伦理问题值得反思。

一、一种媚俗：过度娱乐化，弱化社会责任

人类天性中的娱乐成分是真人秀节目生命力的来源和支柱。通过娱乐性的叙事形式，可以弥合、沟通人的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分离，把人从长期的“理性罗格斯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摆脱“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哲学家尼采也曾指出现代人因为心灵枯竭麻木，心理需要刺激。因此，娱乐成为一种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成为各大卫视竞争的重点。但在收视率为王的电视娱乐节目评价体系下，真人秀节目过度娱乐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

《奔跑吧兄弟》通过规则的制定、游戏的安排、情景的选择，将人们置于一个预设的游戏框架内，为观众提供浅层次的快感满足和情感宣泄。但说到底，《奔跑吧兄弟》不过是商品拜物教的产物，是利用媚俗化手法，人为制作的快乐，超越了娱乐化的“度”。这种过度娱乐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内容选择上，将现实生活中娱乐性元素不断夸张放大，使娱乐文化变成“愚乐文化”。节目中，一群幼稚的成人，一本正经地做着各种游戏。例如，明星队员们要在指压板排列而成的赛道上，完成广场舞、跳绳、赛跑、跨栏、仰卧爬行等游戏。甚至为了强化和突出娱乐效应，明星队员被要求背着体重200斤重的“巨型美女”跑向终点。观众就在这种“充满了耀眼的明星，出乎寻常的噱头、幽默的夸张和匪夷所思的表演”[1]283的快感享受之中，成为“沙发上的土豆”，得到内心廉价的抚慰和游戏心态的集体性满足。根据后结构主义电影理论家拉康的“镜像理论”可知，幼儿通过镜子确认自己与自己的镜像的同一，而对自我产生虚假的完满感。真人秀节目这种对真实的娱乐和戏仿，类似于一个将真实生活“镜像化”的过程，给受众以参照的镜像。但这种虚构、模拟出来的符号化、影像化的社会环境是与真实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的电视景观，势必导致人们越来越沉迷于电视制造的缤纷的虚拟世界，在大众传媒腌制的欢声笑语中，完成了对社会的误读，误以为生活就是一场充满娱乐气息的滑稽戏。对此，波兹曼曾忧心忡忡地警告说：“如果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关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2]202其次，在表现方式上，为追求视听盛宴，一味地增加节目制作的技术含量，忽视节目的文化含量、信息含量。无论是从参赛者的服装造型、节目的场景设计等形式结构上，还是从节目的故事性、娱乐性的叙事形式来看，《奔跑吧兄弟》都利用高科技为受众营造一种视听奇迹，使观众在心跳中体验快感，在窒息中享受刺激，把电视的娱乐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哈贝马斯曾说，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坏了人际交往正常的、和谐的状态，个人的自由空间不断被蚕食，社会——人文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生活世界的人文内涵变得日益薄弱[3]182。在这种被技术包裹的快感社会中，文化成了装饰节目的时髦标签，折射出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文化的失落。

信息时代是高科技和高情感平衡的时代。娱情娱乐为目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实现了对高科技时代的大众的情感补偿。但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指出，电视过多地生产了威胁我们真实地感知现实世界的影像与信息。因此，娱乐必须把握好“度”，不能在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枷锁中，刻意追求膨胀而廉价的欢乐泡沫和享乐主义的梦幻而忽视传播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含量。因为真正的娱乐是人性丰富性的表达和人性新体验的开发，是人性自由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过度娱乐、哗众取宠和人为制造的娱乐内容或者形式，偏离了趣味性和娱乐性的界限，本身就是一种媚俗，会使电视迷失应有的本性。

二、一种升级：诉求暴力表现形式，追求感官刺激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好斗性是一种真正的无意识本能。《淮南子•道应》中说：“争者，人之所本也”。在消费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电视不断地在踏勘新的娱乐和游戏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构成电影叙事框架的主要元素——“暴力”被越来越多地加到真人秀节目中，致使娱乐的空间越来越大。

法国现代哲学家梅洛•庞蒂和社会学家布赫迪厄张扬“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约翰•菲斯克也认为，身体及其快感一直是并且仍将是权利与规避、规训与解放互相斗争的场所[4]140。《奔跑吧兄弟》中撕名牌的暴力游戏环节是最有说服力的文本之一。撕名牌的游戏环节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斗智斗勇的搏杀战。明星选手之间互相搏杀，当选手背后的名牌被对方撕掉时，就会响起“某某某OUT”的警告，宣告某人被淘汰。在互相搏杀中，有的明星被追得腿抽筋，有的甚至在搏斗中受伤。此外，为了再现所谓激烈、真实的场景，剪辑师通过“碎片剪辑”的方式来加快暴力动作的节奏，营造暴力打斗时的紧张气氛。这样的节目设计使两种力量间的相互作用得以凸显，一种是规训与社会控制的力量，另一种是无秩序与大众的快感所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通过明星选手搏杀时的身体产生出来的）。在这种搏杀的狂欢节中，实现了观众以冒犯式的身体快感来对抗规训与社会控制。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狂欢节的特征是笑声，是过度（特别是身体与身体机能的过度），是低级趣味与冒犯，也是堕落。《奔跑吧兄弟》就是电视上的身体狂欢节，它刺激了身体的消费属性，使大众的快感通过身体来运作，并经由身体被体验或被表达，把自己从社会所构造和规训出来的主体性中解脱出来，最终达到放松、休闲，满足身体的欲望。

暴力元素作为强劲的兴奋剂，裹挟着观众的视听体验，不仅使观众获得精神领域的暂时放松，还洗涤、宣泄了一个人的暴力冲动，具有一定的美学欣赏价值，这并不违背电影创作和观众接受欣赏的双向要求。因为从社会认知角度来看，电影故事具有虚构性，观众在艺术和真实之间有一层自动的过滤，降低了暴力内容对观众道德层面的负面影响。但真人秀标榜的是“真”，不但采用纪实性拍摄手法，赋予节目更直观的真实感受，而且强调观众的参与性，把观众联缀到大众传媒的场域之中，构造一些比真实看上去还要真实的电视景观。因此，如果真人秀节目单纯地追求感官刺激，诉求具体感性的暴力表现形式，无疑会使观众形成游戏化和娱乐化的心态，甚至可能麻痹人们情感中的同情心，刺激了人们使用暴力的冲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是根据成人所创建的社会环境和生活规则来生活，真人秀节目中，成年人半现实半游戏的暴力表现形式，容易导致他们对社会产生认知误差，认为世界充满暴力，对现实社会缺乏安全感，进而对他们的生理、情绪和态度产生不良影响。

理想的电视文化就像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不仅要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更应形成一种感召作用，积极引导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大众传媒必须把坚持文化品位、格调优雅、富有教益作为一项准则来恪守，不能为了收视率而逢迎大众的低级趣味，否则，无论公众、社会共同体还是电视媒体终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受害者。

三、一种底线：传递负能量，给观众带来负面的引导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知，本能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念的考虑，有些有违传统道德标准、传统审美的东西，如人性的隐私，是不宜被公开传播的。也许正是因为实际生活中不可能肆无忌惮地窥视人性的隐私，电视媒体才通过相应的技术，打破伦理道德的规范，把它制作成真人秀节目，满足人们的偷窥心理，进而产生一种反伦理的视觉快感。

《奔跑吧兄弟》没有满足于单纯地记录游戏生活，而是通过寻找、合作、争斗等戏剧元素开展紧张刺激的猫捉老鼠式的竞争游戏，并决出最后的胜负。节目中，人与人之间短暂的友谊、同盟和合作关系以及残酷的竞争不仅构成节目的重要元素，而且成了节目本身。残酷的淘汰规则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使人们在一个狭小的浓缩社会中碰撞出人性的火花。这些表演者甚至用着一些电视剧中出现的桥段，如“互相倾轧”“弱肉强食”“美人计”“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击倒对方获得胜利。观众在这种“真实展现”现实生活中丑恶人性的场景时，“本我”冲破“自我”和“超我”的管束，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生物本能在视觉快感中得到满足与宣泄。同时，观众以超然事外的态度，观看他人的人性阴暗面，满足自己的窥视欲，获得颠覆既定秩序的替代性和虚幻性满足。

“在消费时代，商业逻辑对各个文化生产场进行了侵蚀和渗透。”[5]15一些真人秀节目打着“考验人性”“提倡合作”的标签，利用游戏竞争的环节，为人性隐私等避讳的因素披上合法的外衣，表面上看似乎是节目的创新，是对传统生活的解放，实际上更多的是粗糙的设计，是对人性弱点的故意放大，是在“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到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借人的快感满足以增值。”[6]这种把人性阴暗面转化成商品，进而转换成大众消费娱乐元素的真人秀节目，不但违背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标准和观众的欣赏心理，而且使整个社会的认知导向遭受严重的伤害和扭曲，容易引发新的道德危机，对健康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百害而无一利。

《奔跑吧兄弟》的火爆并不能证明其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褪去表面的火热，对其引发的各种触及社会伦理底线的问题，我们要保持足够的理智、冷静与反思。电视媒介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营造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迷失方向，不沦为市场的奴隶。

[1]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J.哈贝马斯，M.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徐瑞青.电视文化形态论：兼议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沈阳：辽宁出版社，2000.

[6]秦志希，刘敏.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J].现代传播，2002（11）.

（责任编辑：张新玲）

A Reflection on the Hot Broadcast of the Reality Television Show-

ZHU Zhengxia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 Hu, Anhui 241000)

Since the TV showappeared on Zhenjiang Satellite TV, its audience rating soared and became a phenomenal program in history of variety show. But a reflection will show that this show is but a product of commodity fetishism. This paper ha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over-entertainment, weaken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sort to expression with violence, pursuit of sensory stimuli, communicating negative power and misleading function of the audience prevalent in TV shows. It also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over-entertainment; violence; negative power

J905

A

1009-8135（2015）04-0127-03

2015-03-27

朱正香（1988-），女，安徽肥东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网络传播与传媒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