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章燕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文化传媒与法律学院，福建 福清350300）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佛教徒皇帝，其在位四十八年间是南朝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以帝王之力，全力扶植佛教。在位期间对于佛教的护持工作，包括优待僧侣，奖励佛教义学；广建佛寺，盛造佛像；敕僧译经，注疏佛典；制定戒律，施行忏仪。同时他自身礼佛诵经，吃素断酒肉，受戒持律，舍身佛寺等，对朝廷上下和全国民众有很大影响。学界关于梁武帝与佛教之间关系皆重宏观研究，如儒释道三教融通思想研究。本文拟从具体佛典《涅槃经》着手，从微观角度进一步剖析他的佛教思想来源。

一 《涅槃经》注疏

梁武帝精通佛典，勤于著述，《梁书·武帝本纪》称武帝“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1]p96。武帝于佛教最重《般若》、《涅槃》二经，并举二经该摄佛法，其《注解大品序》曰：“《涅槃》是显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显果则以常住佛性为本，明因则以无生中道为宗。”[2]p294《般若》是因，以事物无生灭的中道毕竟空为宗旨；《涅槃》是果，以永恒常住佛性为根本，二者相互联系共同指明成佛的途径和方法。

（一）敕僧人撰疏

梁武帝天监年间，除了整理、编撰、翻译佛经外，更重要的是从事了《大般涅槃经》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集解、注疏等工作，足见梁武帝对于佛教经论教义的重视。汤用彤先生说：“武帝虽为宗教实行家。但究本文人，染当世学术之风气，于佛教特重义学。在位搜求佛典，整理经籍。其学问宗旨，在《般若》、《涅槃》。”[3]p339受当世学术风气影响重佛教义学，尤其深重《涅槃》之学，曾作疏、自讲并释义。梁武帝曾云：“涅槃者，义高万善，事绝百非，空空不能测其真际，玄玄不能究其妙门。自非德均平等，心会无生，金垆玉室岂易入哉！”[4]p230认为“涅槃”之理超越一切空玄之说，只有“德均平等，心会无生”者才能领悟其中“真际”，进入“妙门”。现今流传的《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二卷是梁武帝敕僧人所撰。《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载：“天监四年便还都下，乃勅为新安寺主。……又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并唱奉别勅，兼赞其功，纶综终始，缉成部帙。”[5]p426《集解》收录二十余僧的注疏，由此我们推知梁武帝对《涅槃经》的义理有相当的涉猎，熟习各家之说。因为是受梁武帝敕命所编纂的，因此第一卷收有梁武帝及道生等十大法师的序文。我们可从序文中了解梁武帝的涅槃学思想。

天监八年（509）初梁武帝敕宝亮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可惜原书已佚。然而《大般涅槃经集解》、《广弘明集》、《高僧传·释宝亮传》都收有梁武帝为此《疏》所作之《序》。《高僧传·释宝亮传》载曰：“以天监八年五月八日，乃勅亮撰《大涅槃义疏》，以九月二十日讫。光表微言，赞扬正道。连环既解，疑网云除，条流明悉，可得略言，朕从容暇日，将欲览焉。聊书数行，以为记莂云尔。”[6]p338清楚交代了为《涅槃义疏》作序的缘起。释宝亮（444-509）是齐梁之际《涅槃经》和《成实论》等经论的大师，曾受到齐竟陵王的礼遇，结菩萨四部因缘，曾为皇室开示《涅槃经》四十八遍，黑白弟子三千余人，门徒数百。梁武帝青年时代常游于竟陵王门下，是“竟陵八友”一员，可能间接受到竟陵王所崇敬的宝亮影响而接触宝亮的涅槃学说等佛学，登帝位后更是推崇有加，敕亮撰《涅槃义疏》并亲为制序。梁武帝的家僧光宅法云乃宝亮法师的弟子，法脉相承，受宝亮学说影响更甚。

（二）自撰自讲

梁武帝受齐梁时期盛行的涅槃学影响，梁武帝即位后便对《涅槃经》的弘扬不遗余力，还亲自讲说著疏。《建康实录》卷十七载：“（中大通二年）九月辛未，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大会，上释服，御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用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法座，为大众讲《涅槃经》。癸卯，群臣以钱亿万奉赎皇帝，众僧默许。”[7]p682减衣素食，亲自讲解《涅槃经》，并多次舍身寺院，用钱亿万赎身来支持寺院发展。另据《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记载：“（中大通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涅槃经》义，迄于乙卯。”[1]p75从“己酉”到“乙卯”共七天，梁武帝亲自讲说《涅槃经》，如此之举在历代帝王中确属罕见。武帝好论义旨，曾与僧人探究“佛性”问题，《续高僧传·释宝海传》载：“于时梁高重法，自讲《涅槃》。命海论佛性义，便升论榻。”[5]p492命宝海法师论佛性义，盖当时佛性讲求者多，亦多异解，武帝对佛性亦有自己的见解，通过他人之论完成对佛性的再认识。

梁武帝敕亮撰《疏》后又请智藏讲说，亲临听焉。《续高僧传·释智藏》载：“帝将受菩萨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时超正略牒法深、慧约、智藏三人，而帝意在于智者，仍取之矣。……又请于寺讲《大涅槃》，亲临幄坐爰命咨质，朝贤时彦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闻。”[5]p467智藏乃《涅槃》法匠，武帝敕为僧正，请讲《涅槃经》，亲临听之问难质疑，表现出对法理的透彻领悟，方能达到与高僧问辩对答的水平高度。

武帝亲自著疏《制旨大涅槃经讲疏》101卷，事载昭明太子《谢勅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启》中，“奉宣勅旨，垂赉《制旨大般涅槃经讲疏》一部十帙合目百一卷”[8]p251，《续高僧传》又载武帝“注解《涅槃》，情用未惬，重申《大品》，发明奥义”[5]p548因疏解《涅槃经》不能满足自己预期的目标又重申《大品般若经》的奥义，这二经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般若学主张宇宙万物毕竟空寂，涅槃佛性说主张众生的佛性恒常永住。

二“涅槃”释义

“涅槃”翻译到中土，因其表达境界的抽象之义很难有一个合适的词语对应。天台宗僧灌顶所撰《大般涅槃经玄义》载广州大亮云：“一名含众名，译家所以不翻，正在此也。……累书众名，一义迭说众义，所以不可翻也。”[4]p1“涅槃”有多名，有多义，确实很难有一个匹配的词语进行翻译，因此“不可翻”。而梁武帝提出“佛具四等，随其类音，溥告众生。若不可翻，此土便应隔化”[4]p2，主张“有翻”，“既可得翻且举十家：一竺道生，时人呼为涅槃圣，翻为灭。……二庄严大斌，翻为寂灭。……三白马爱，翻为密藏。……四长干影，翻为安乐。……五定林柔，翻为无累解脱。……六太昌宗，翻为解脱。……七梁武，翻为不生。引文云：断烦恼者，不名涅槃；不生烦恼，乃名涅槃。……八《肇论》，云无为亦云灭度。九会稽基，偏用无为一，义为翻也。十开善光宅，同用灭度。……是为十家明有翻也。”[4]p2梁武帝成为“涅槃”翻译十家中的第七家，他们皆主张“涅槃”之义可翻译，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寂灭”，二是“密藏”，三为“解脱”。每一家的翻译都能在经中找到对应的经文依据，如“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一切众生及以吾子四部之众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复当安住是中入于涅槃”，“涅槃名解脱”。梁武帝将“涅槃”翻译为“不生”，我们可从《涅槃经》之“光明遍照高贵菩萨品”中找到依据，“善男子，断烦恼者，不名涅槃；不生烦恼，乃名涅槃。善男子，诸佛如来烦恼不起，是名涅槃”[9]p758。可见，梁武帝依照经文的记载比较准确地掌握了“涅槃”一词的原意，在坚持“涅槃”即灭度的原意下沿用传统音译的做法，译为“不生”。

此外，灌顶撰《大般涅槃经疏》载：“三梁武足涅槃二字，引经云：所言字者，名曰涅槃。”[4]p109认为梁武帝对“涅槃”一词的翻译是沿用了《涅槃经》“十四音”之“字”的意思定的。《涅槃经》关于十四音之“字”的解释为“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则为无尽，夫无尽者即是如来金刚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9]p653梁武帝关于用“字”解释“涅槃”的看法遭到很多人的反对[10]p16，“涅槃但是字，何得言是十四音耶？”认为涅槃是字，与十四音之“字”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批评梁武帝以“字”译“涅槃”。天台智者对梁武帝的翻译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又梁武云，灭度小乘法，不可用翻大涅槃，此未必尔。”[11]p776梁武帝认为“灭度”一词是灰身灭智之意，是小乘的思想，不可用以翻译大涅槃。而智者大师持反对意见，认为“灭度”可解释为“解脱”，小灭度即小涅槃，大灭度即大涅槃，从无余角度来诠释涅槃。无论梁武帝的翻译主张正确与否，从他参与“涅槃”的翻译以及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解足见他对《涅槃经》的精研之深。

三 依经制戒

梁武帝深重《涅槃经》的研习，对经中主张禁止食肉的观点特别提倡。《涅槃经》卷四“四相品”说：“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慈种。’”[9]p625佛陀明确指出应断酒肉，若不听食肉则断大慈种。何谓大慈种？“凡大慈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乐。若食肉者，一切众生皆为怨对同不安乐。”[4]52册p295《断酒肉文》是梁武帝颁发的一道诏书，篇幅长，内容多，反复地多方面地阐明断禁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诏书第一部分历数沙门饮酒食肉十不及外道者。其中提到：

又外道虽复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后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轻于毁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虽复五热炙身，投渊赴火，穷诸苦行，未必皆啖食众生。今出家人啖食鱼肉，是三不及外道。[8]p294

梁武帝如此不厌其烦地谈论外道，是缘于佛教与外道竞争的背景。以上两条对外道的描述都来自《涅槃经》，经曰：

知自饿法，投渊赴火，自坠高岩，常翘一脚，五热炙身。常卧灰土，棘刺编椽，树叶恶草，牛粪之上。衣粗麻衣，冢间所弃，粪扫氀褐，钦婆罗衣，麞鹿皮革，刍草衣裳。茹菜噉食，藕根油滓，牛粪根果。若行乞食，限从一家，主若言无，即便舍去。设复还唤，终不回顾。不食盐肉，五种牛味。常所饮服，糠汁沸汤。受持牛戒，狗鸡雉戒。以灰涂身，长发为相。以羊祠时，先呪后杀。四月事火，七日服风。百千亿花，供养诸天。诸所欲愿，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为无上解脱因者，无有是处。[9]P704

经文的意思是说外道的一系列苦行方法，依然无法实现无上解脱。《断酒肉文》关于外道的说法与经文一致，由此可以确定梁武帝的思想渊源。“印度本土的外道在中国没有实际影响，武帝能意识到外道的存在，用外道激励僧徒，不仅由于他熟读大乘经典，也因他所面临的时势与佛教在印度社会的境遇有某种类似。”[12]p103南朝社会居士群体多清净寡欲，蔬食苦节，僧团的人士自然更应该素食苦行，这就是梁武帝花费大量篇幅讨论外道和在家人的原因。诏文接着重申食肉的因果报应说，食肉不仅会报应到父母子弟，还会报应到自身。之后由国家强制执行僧尼禁断酒肉制度，施行素食制。《断酒肉文》颁布后，梁武帝还要求高僧法云在华林殿宣讲《涅槃经》中断肉食的内容，讲完又请道澄升座唱此断肉之文。梁武帝对佛教素食制度的推行间接促进了世人对《涅槃经》佛理的认识。《断酒肉文》说：“京师顷年讲《大涅槃经》，法轮相续便是不断，至于听受，动有千计。今日重令法云法师为诸僧尼讲四相品四中少分，诸僧尼常听《涅槃经》，为当闻佛经中究竟说。”[8]p295《涅槃经》本是南朝流行的经典，在梁武帝亲自提倡下，影响进一步扩大。

李小荣先生指出：“特别是梁武帝萧衍命宝亮总集此经诸家注疏撰成《集解》七十二卷，自讲此经并制成《涅槃讲疏》，又依此经南本《四相品》（即北本《如来性品》之一部分），自撰《断酒肉文》，广集僧尼于华林殿前，令光宅寺法云宣讲立制。至此，涅槃之学可谓深入人心矣。”[13]p17的确，在涅槃学说盛行的时代，梁武帝以帝王之身的亲历践行，他的种种对《涅槃经》的举动，包括义理的疏解抑或戒律的推行都极大扩大了《涅槃经》的受众，推动涅槃学说的深入人心。

[1][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梁]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大正藏第三十八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5]大正藏第五十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6][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大正藏第五十二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9]大正藏第十二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10]黄夏年.刍议梁武帝的《涅槃经》经名、释义与分段之翻译问题[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

[11]大正藏第三十三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12]陈志远.梁武帝与僧团素食改革—解读《断酒肉文》[J].中华文史论丛,2013,(3).

[13]李小荣.论《大般涅槃经》卷八之“文字品”[J].法音,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