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二珂

（湖南科技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99）

20世纪作为柳宗元研究的新阶段，部分学者对此时期柳学发展状况做出了进一步地回顾与总结，如洪迎华、尚永亮的《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1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与赵继红的《20世纪柳宗元研究综述》2见《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均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半个世纪是柳宗元研究准备、起始阶段。本文在个人搜集、辑录民国时期有关柳宗元论述文献的基础上，侧重探讨大陆地区学者有关柳宗元研究论著的概述。其文献来源以民国时期正式发表的期刊、杂志为主，其中王云六与胡寄尘所作两篇文章为《柳宗元文》选注的问答，故归为一篇而论。惟因个人能力水平有限，且民国资料多半遗失或难 寻，仅就所得民国时期14篇论述概述于下。

一 胡寄尘《柳宗元的小说文学》

胡寄尘《柳宗元的小说文学》3见《小说世界》1923年第4卷第1期。是目前所见民国时期唯一一篇较早探讨柳宗元寓言和小说的论述。此文分为序言、柳宗元小传、柳宗元小说文学的渊源、柳宗元小说文学作品四大部分，主要从小说理论的角度出发，对柳宗元文学作品及其活动进行分析，侧重探讨了柳宗元小说文学的缘起，得出柳文小说是寓言，直接发源于周秦诸子的结论。

文中，胡寄尘提出柳宗元的小说是寓言，是直接从周秦诸子里来的观点。胡寄尘认为“他仿著周秦诸子做的寓言也有好多这种寓言，便是我所说的小说文学了”，且认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礼记》里的孔子过泰山一段的延长版：“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按：“而”字指妇人）曰：‘然昔者吾舅（按：夫子之父也）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问：‘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这豈不是一段小说么？后来柳宗元做的《捕蛇者说》和他是一色一样，不过延长些罢了，越是延长越像一篇短篇小说。”

胡寄尘指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和《礼记·檀弓》中的“孔子过泰山”一段完全相同的叙事模式，只是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描写得更为具体详细，因此更能与读者产生共鸣，牵动读者的情绪，但是它在形式上已经是小说的格局了。在柳宗元小说文学作品中，胡寄尘又列举了柳宗元《三戒》中《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寓言，认为它们都是小说，只是前人统称他们为“古文”罢了。20世纪80至90年代柳宗元寓言小说分析和研究得到发展，如牛庸懋的《读柳宗元的政治寓言》1见《开封师院学报》1976年第4期。、董明的《柳宗元的寓言特点》2见《北京师大学报》1980年第5期。等。

民国时期，柳宗元小说、寓言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少。据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下）》叙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关于柳宗元小说寓言的研究，仅有胡寄尘《柳宗元的小说文学》。”[1]1202

二 王佐才《读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王佐才《读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3见《水荇》1928年第1卷第1期。是民国时期可见资料中唯一篇探讨柳宗元与“师道”之关系的文章。本篇侧重探讨了韩柳虽同处一时，志气相投，但却在为师之道态度迥异的原因。

王佐才认为韩、柳两人在“为师”方面表现为韩愈好为人师而柳宗元不以人师自居。并且文章开篇提出问题“退之之所以为固能恢宏师道，然子厚与退之同时，有志圣人之道，而不欲为人师，是又何故？”接着，作者从柳宗元《答韦中立书》得出答案，认为韩、柳两者在为或不为“师道”中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韩、柳立论点不同。韩以“从师”为立论点，意在说明人人都有择师而从之的必要，而柳以“作师”为立论点，所论是为人师取其实，而不必虚有其名。二是柳宗元个人的“循例”和“避嫌”。循例是指非例不为也；避嫌是指柳宗元不是不想为人师，而是不想因为好为人师而“树大招风”，所以不欲担“师道”之名。三是韩、柳个人地位、情志不同。此外，王佐才还肯定了韩、柳二人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认为：“王杨骆庐出，始以精切豪厉相尚；子昂燕许出，文乃一变而之雅驯，渐入于精絮宏茂之一途；燕许之后，又有元结独孤及，大变排偶浓艳之习；韩柳出，乃倡为古文辞，开悟后进，不遗余力。”

文章最后，作者推崇柳宗元“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以及“更可见其非徇名忘实之学者也，其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亦有所自矣”的“文德”精神。

三 李辰冬《韩柳的文学批评》

李辰冬自燕京大学毕业后，曾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韩柳的文学批评》4见天津《益世报》1930年5月22日。就可见其中西结合的批评方式。文章就韩、柳在文质、形式、内容等文学创作方面进行批评，是柳宗元研究在民国时期为数不多运用新方法来评述韩柳古文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批评论著。

首先，李辰冬对韩、柳“复古”的文学革命论给予肯定，也对韩、柳在古文创作风格进行批评。文章在开篇指出“文质在形式与内容的争论”一直都是东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尚未解决的难题，认为：“中国当秦汉的时代，本无所谓文与质，文学就是文章博学，包括一切的著述。”并且指出中国自范晔起，开始明确地提出“文笔之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文主于情，笔主于智”的文学理论，同时也指出我国古代作品大多只重视作品形式，却不追求思想的弊病，由此提出韩、柳“重视内容”的文学革命论。

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倡导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在文学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中，作者指出韩、柳改革文学的唯一标语是“复古”，口号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并且认为韩、柳所要复古的是“道”而不是“辞”，说韩、柳复古的目的是“并不是拿文学以终其身，是要行其道，对于国家事业要有所建设。然要在不能行其道的时候，这才著书立说，传之于后世”。另外在复古的过程中也要讲求“文辞”，而就文辞如何能好，李辰冬认为其方法也就是“学古”，而所谓“学古”，从字面意思来讲就是模仿古人。文中李辰冬还引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和扬雄《法言·吾子篇》来说明韩、柳“学古”是借此达到“文以复古”的目的。故作者说：“韩柳文学批评的渊源，受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影响为最大。”又说：“所受扬雄的影响，恐怕只是复古的思想。”他认为柳宗元通常把文章分为“著述”与“比兴”两个部分，前者是注重逻辑，后者则注重情感，并且二者是不可兼得的。

另一方面，李辰冬还指出韩、柳文混淆“纯文学”与“杂文学”概念和把文学作为宣传的工具这两点不足之处。他认为“用文学的形式去表现主旨的话，就得以文学的标准来判断，而不得以宣传的目的来决定”，“文学只是表现我内心的情感与意象，表现完了，则文学的目的就随之而终。然宣传，是预先有一种目的，于是只求其如何能达到这目的，至于文学的艺术如何则就不问，所以我们只能谓之宣传品，而不得谓之文学”。文章最后，李辰冬得出“韩柳的文论，也只可以说是宣传论，而不能说是文论”的结论。

从研究方法来看，古人在研究古文经卷时多讲求考证、训诂、义理，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东渐，民国时期，学者开始寻求新角度、新方法来审视传统文化。李辰冬此篇以随笔、杂感的批评形式，为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四 何止清《永州柳子厚遗迹访求记》

何止清《永州柳子厚遗迹访求记》1见《旅行月刊》1930年第5卷第7期。，所记为其探访永州柳子遗迹时的见闻。从体裁来看属于游记，且内容相对轻松，节奏较为明快，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专论、研究，但由于涉及到“永州八记”，所以也故将其略论一二。

众所周知，“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代表作，它们分别是《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八记，此八记因其独特的文学性一直备受关注。而何止清在篇首便交代游历之缘由：“今年之夏，于役三湘，道出斯土，小作勾留。军中多暇，日以访寻柳氏遗迹为事。”

何止清这篇文章分为芝山鸟瞰、愚溪无复曩时矣、钴鉧潭之古木、西岩、释怀素之草书、求之不得之小石城山、疑似疑非之袁家渴、游踪鸿爪一八个部分，以时间、地点为游踪，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是民国柳宗元研究起步阶段唯一一篇游记体论述。

文首开篇便说：“永州，古零陵郡，岳以南，山水奇处也。”又说：“至今读其（此处指柳宗元）书，知其人，悠然神往其地。”可见其对永州山水奇处的肯定以及对柳子遗迹的向往。然而真正去追寻柳迹时却发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行文中尤可见何止清“靡不以道僻难至，其至者，又鲜以所得公之人人”的遗憾。

读其文，仿佛随着他的脚步走进了芝山、愚溪、西岩、绿天庵、赛朝阳、袁家渴等遗迹，可得之处欢喜，则随之喜，不得之处悲叹，则随之叹。如“友人告予，小石城山在城南，有碑可考。其言似信，因偕游至此。寻石城旧迹，无有，而一二断碣，偃卧草间，大氏善男信女之题名。求其志山水之缘起，亦杳不可得，乃知被绐”，“登崖周览，颇悟前山既环水有奇状，与柳氏《袁家渴记》‘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者，何肖之酷邪”。何止清笔下的柳子遗迹如亭台楼阁、山水人家，读来可想见柳子遗迹之情态，亦可见其所到之处，所见所闻，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欣喜之情，也蕴含着他追寻古迹有一二尚不可得的惋惜和悲叹。

行文最后，何止清坦言于柳子遗迹中最喜愚溪，其次是西岩，他沿途还作有《永州感事诗》和《重游西岩》小诗几首，用其诗“沿岸画舟皆一系，此中谁笑我匆匆”来概括此次寻访柳子“永州八记”遗迹之行最好不过。

杜晓勤认为“永州八记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1199至20世纪80至90年代，有关“永州八记”的分析和研究的到发展，如霍松林的《〈永州八记〉选讲》2见《语文学习》1979年第2、3期。、杨铁星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美感性》3见《河北学刊》1995年第2期。、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4见《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等。

五 高文《论柳宗元文》

高文《论柳宗元文》5见《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1931年第1卷第1期。共分为小引、文变、总论、分论、诸家评柳议五个部分，细读其文便可知其造句行文处无不流露他深厚的文言功底。

文首，高文极赞柳宗元才起高奇，谓只有他的文章方称得上“文意称物，文辞达意”并且对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认为：“文迄梁陈，艳葩藻饰，盛极而衰，流弊孔多。剽盗沿袭，气象凋耗。”而此种现象在初唐四杰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改善，直到中唐韩柳挺峙，从事改革才力扫粃糠，一改文坛不正之风。高文谓柳文“展论则卓万飙迁，与霜月而齐灿；属文则清隽露凝，共高秋而竞爽”，“思发如潮，辞润如玉，穆肃汪洋，萧机玄尚”可见高文对柳文之态度。

接着高文从柳子厚论辩文《封建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以及山水记来论证柳子为文之“深切精刻，清秀敷舒”，而在诸家评柳议中，他综纳李朴、王世贞“柳之纯正不及韩，而韩之才秀不及柳”、黄震“于韩可无择，而于柳不能无择”、赵善忱、茅坤“柳在中朝时所为之文，尚有六朝规矩，未能臻善”等各家评柳之观点，提出自己看法，说：“达于上听者，皆谀辞，致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勃郁行回之意，缠绕悱恻之辞，惨悽增欷之情，吐于口，书于纸，而能动人千百载之下者，即其文章之工妙，能化无聊为有聊也”，“如据成见以评文，以彼而累此，虽欲无失，不可得矣”可见其态度。就韩、柳之比较而论，高文认为：“退之之辟佛老，似诚而实伪，易篑之际，席流水银，是其明证，夫复何言于子厚”，“其（此处指韩愈）尊经者，求售于世也；其崇圣者，以要爵禄也；乏创见，无卓识，较子厚之考覈精核、胆大眼明者，相去犹远”尤可见其对韩、柳两者的态度。

文章最后，他提及：“但皆为文章之俊杰，固无议于趋舍，更何况以其道之不同，而有所褒贬也。”可见韩柳之争论一直众说纷纭的原因在于各家论道立场的不同，从而形成了褒贬不一的现象。

高文《论柳宗元文》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对柳宗元文学创作进行评析的文章。

六 王云六、胡寄尘《柳宗元文》选注之问答

王云六《与胡寄尘论〈柳宗元文〉之选注》1见《中国新书月报》1932年第2卷第9-10号。是他读胡寄尘“万有文库本”《柳宗元文》选注后的质疑之作，后有胡寄尘答疑文章《胡寄尘答华狷公论柳文书》2见《中国新书月报》新书评介1933年3月第2-3期。。胡怀琛选注《柳宗元文》一书，先收入《万有文库》，又收入《学生国学丛书》，又收入《新中学文库》，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此文作者署名“王云六”，疑为针对王云五之笔名。文后有编者按语，署名“狷公”，即华狷公，《中国新书月报》编辑，撰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代出版界》、《看他横行到几时的“翻版书”》、《南宋民族文学家》等。

王云六于文章开篇便说自己最近读罢胡寄尘先生《柳宗元文》（万有文库本），佩服之余却尚有疑问，故而作文向胡先生请教。

王云六在文中就《柳宗元文》提出了以下几点疑问：一是“《论语辩》中‘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于义似不可通。尤可‘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当绝”；二是“《鹘说》中将‘如往，必背而去焉’一句，作为假定法语气似有不妥，‘如’作为假定法语气在唐以前绝少”；三是“《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多秭归’注使读者迷离惝恍”；四是“尊选尚多缺而未注，注而不详。如西汉《文类序》‘欲采比义’，未注；《鹘说》‘昔云’，插在文中殊不可解，亦未注；《法华寺新作西亭记》‘空色、逾寂、觉有’等字，仅注云：‘皆佛书中语’，似未交代清楚”明确提出了自己对胡寄尘《柳宗元文》的几点质疑之处。

《胡寄尘答华狷公论柳文书》中，胡寄尘针对王云六的疑问一一作了解答，先是肯定了他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治学精神，其次也针对其不足之处给出中肯的分析。

胡寄尘具体解答如下：首先，胡寄尘对王云六《柳文·论语辨》“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于义似不可通的疑问进行了解答。他指出“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是通的，而柳文“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中“然”字用的法，与庄子“晋得升斗之水然活耳”中“然”字用法一致，且认为王云六所言‘然’有‘赫然有是’之意，语气太重，与柳文不符。其次，针对王云六《鹘说》中“如”字假定语气的用法之疑，胡寄尘谓其是校对上的错误。再者，至于王云六提出“多秭归”使读者迷离惝恍的疑问，胡寄尘的回答是：“柳先生的‘在多秭归西’一句，他是有意学《山海经》的，却是学坏了，所以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最后，胡寄尘答王云六第四个问题时说：“缺而未注，注而未详，是因为匆促的关系，诚如某君所言，然谁应缺，谁不应缺？谁应详，谁不应详？亦绝无标准可言，千古注书者无不如此，不独我一人为然。这一点应请原谅。”如此便将问题一一交代清楚了。

柳宗元及其作品在无形之中加强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为民国时期的柳宗元研究增添了一缕活力。此两文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尽显学者间互相交流之形态，同时也可以看出随着期刊、报纸等媒介的发展，为柳宗元研究与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一定程度上营造一种学术氛围。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认为：“胡怀琛的《柳宗元文》是20世纪上半叶仅有的柳宗元诗文选本。”[1]1209

七 俞沛文《柳子厚永州八记小识》

柳宗元山水游记之精妙有名者，以“永州八记”见长。民国时期，有关柳宗元“永州八记”探讨为最多，其中俞沛文的《柳子厚永州八记小识》3见《光华附中半月刊》1933年第8期。、周澂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4见《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9期。、何止清的《永州柳子厚遗迹求访》、董郁青的《读柳文随笔》5见《天津益世报》1937年1月1日第7423期至7434期。、梁孝瀚《柳宗元文艺思潮及其影响》6见《协大艺文》1937年第5期。等，都是20世纪较早涉及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论述和研究。

八记中对山、水、石、树、竹等景物的描写，以及情感的抒发，无不露出清新脱俗、引人入胜，隽永质朴的气息，俞沛文提倡初学的人应该多去效法它的文笔与结构。

俞沛文论《始得西山宴游记》，认为这篇文章在内容上只记山，是极平淡的，全文妙在子厚把“始得”和“宴游”二个意思加到里面去，于是就诞生了一篇文辞生动、结构明朗的文章。论《钴鉧潭西小丘记》，认为文章先是写出潭来，然后再由潭生出丘，丘之廉价而无人去购，并且也没有人去赏他的美景。最后柳子购得且为之道贺，是说子厚借题发挥，借丘之“遭”来自嘲己之境遇不如这丘。论《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则指出潭的景色，是水石合写。起于“伐竹取道，下见小潭”，落于“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以“过清”来评全景，以“去”作陪景，妙在其中。论《袁家渴记》，则坦言全文生动的地方就是“风”的描写，而就文章结构，他认为文章首先点“渴”，后生出小山，再写草木而生下面的风来，最后，再写出“袁”字来点正题目。论《石渠记》，则是感叹柳宗元写得面面俱到，记“水”之外，还有“潭”和“泓”的描写，后以“风”来做衬托，结尾写到石渠，收笔处干净利落。论《石涧记》，他指出结笔“穷”的运用似有余音，有种所留而又没有尽的韵味，而《石涧》后此而尽了，道出《石涧记》的精妙。论《小石城山记》，则指出柳子厚此文章自西山的又一路写起，是记山石，起初便埋下“石城”的伏根，末段借石状的瑰玮，来吐出他自己胸中的郁勃气。

2见《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第6期。0世纪80至90年代，八记研究与分析得到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文章，如杨慧文的《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1见《唐代文学论从》第3辑，1983年版。、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2见《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第6期。、杨铁星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美感性》3见《河北学刊》1995年第2期。等。俞沛文《柳子厚永州八记小识》中对“永州八记”的论述，是20世纪较早论述柳子八记的文章，虽然篇幅不大，但是从柳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学者研究柳子八记提供了一个参考方向。

八 周荫棠《读柳文》

周荫棠《读柳文》4见南京《遗族校刊》1935年第2卷第6期。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探讨柳宗元政治思想的文章。

周荫棠对柳宗元“民本”政治思想极为推崇，认为：“夫文学结晶，乃柳之不期而获，其专心致志，实在于政，则其政治学说不可不知也。”周荫棠指出要了解柳宗元的政治学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辟神权、二是武力说、三是德治。

周荫棠在文章开篇便向我们表明了他独钟情于柳文的态度，直言自己“楚屈原，汉贾谊，唐韩愈，然吾独于柳尤有感焉”。接着，他便逐一阐释了柳宗元政治思想在神权、武力、德治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在柳宗元“辟神权”的政治思想中，周荫棠提出“辟神权而专重民意，厥为子厚”的观点，并且补充到：“子厚以为有主非贵得天，乃在得人。非由神与，乃由民约。上断邢论，下深言天不足信。”在柳宗元“武力说”的政治思想中，周荫棠认为其较之“辟神权”进步，而“其后强有力者起，统而治之，国家于是乎始”，“在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阴，用号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此种思想在柳宗元《贞符》中表现最为明显。周荫棠认为柳宗元主张以“武力”来建立政权的观点与西儒波贝思（Poybuis）及哈姆（Hume）的“武力说”不谋而合。在柳宗元“德治”的政治思想中，作者认为柳宗元政治思想“德治”的提出较“武力”更胜一筹，而“国家之成立虽在武力，而国作之绵延，君权之统一，人民之向慕，非徒以力也，以德也”，又与儒家强调的“仁政”、“德治”不谋而合，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到理性状态的必然结果。

文章最后，周荫棠则大赞子厚之为人与作文，直言“柳则思想邃密，政治理论，古今未闻，对于玄奥之佛学，亦细心探讨，不持狭见，发而为文与诗，其宇宙观，人生观，亦深远有韵，非若韩之硬拗直率而毫无意境也”，“至于其为人，忠直坚决，困不易操，尤非退之之一挫辄屈，随俗雅化之可同日而语”。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认为：“周荫棠的《读柳文》是本世纪较早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1见《唐代文学论从》第3辑，1983年版。]1183见《河北学刊》1995年第2期。

九 梁孝瀚《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

梁孝瀚《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5见福建《协大艺文》1937年第5期。，民国二十五年（1936见《光明日报》1960年2月21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作于福建协和大学光荣楼。

梁孝瀚此文，可以说是目前所见民国资料最早谈及柳宗元文学理论的文章，而有关柳子厚文学理论研究与分析在20世纪中后期得到发展，如吴文治的《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初探》6见《光明日报》1960年2月21日。、方扬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7见《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等。

文中，梁孝瀚提出“柳宗元之文艺渊源实源于六经诸子”的观点，且认为柳宗元文艺的最高标准是“复古明道，重创作而恶因袭”，且认为柳文是以“神”、“志”为主，重效用，反对摹擬剽窃，眩耀为文，舍本逐末的文学追求。梁孝瀚此文，还从感伤主义、写实主义、讽刺主义、浪漫主义四大部分来分析柳宗元文艺思想。

在柳宗元文艺感伤主义中，梁孝瀚认为柳宗元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贬谪永州之后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他文艺上的伤感，并且指出柳宗元贬谪永州的伤感情调，又为其文艺上的写实主义思潮奠定了基础，是柳宗元写实主义大放异彩的奠基石。在柳宗元文艺写实主义中，他认为柳宗元柳永二州所作山水游记最能表现写实思潮，其诗次之，其它散文又次之。并且称赞柳子厚写实主义“足以上继《水经注》之文，上开描写派之先锋也”。在柳宗元文艺讽刺主义中，他认为：“其讽刺思潮表现于作品。实渊源于《诗经》中之《国风》。”并且认为柳子厚的讽刺思想仅次于元结与刘禹锡。在柳宗元文艺讽刺主义中，作者称柳宗元浪漫主义充满神秘意味，直透纸背，认为柳宗元与屈原有着相似之遭遇，故文中有“亦犹屈原被放之时，其文学之浪漫色彩特厚也”的感慨。

梁孝瀚评价柳宗元文章“缠绵悱恻，如歌如泣，如怨如诉。一唱三欢，如往而复处，直逼《离骚》”，且认为“虽子厚得力于《离骚》，抑亦由其所处环境，至为可怜，不期然间，造成感伤情调也”，又言“宗元之贬谪为造成感伤思潮之元素，其文艺中所表现写实主义之思潮者，亦多从贬谪时期来也”，亦言“盖子厚被谪，身后幽僻之地。满腔悲愤不平之气无以发泄。故藉小品文字，用幽默，冷嘲，热诮之词句”，再言“至此种思潮（浪漫主义）所以发生者，实以横遭贬谪，心烦意乱，于是神秘思想得胜焉”。由此可见，文中形成柳宗元感伤主义、写实主义、讽刺主义及浪漫主义四大文艺思潮是有因可寻的。总结为两点，其客观原因是柳宗元贬居永州，背井离乡，客观环境之异常恶劣；主观原因是柳宗元个人对人生境遇难以释怀，抑郁愁苦不可终日，从而形成了文艺上的四大特色。

在文章最后，梁孝瀚就柳宗元文艺思潮对后世的影响又做了说明。他指出柳宗元文艺上“明道”的核心思想影响于北宋者，有程朱等理学家；其文本六经思想，影响于宋代者，有南宋曾巩；而文艺上之感伤主义及讽刺主义思潮，影响于宋代文艺界者，当为苏轼，影响于明者还有刘基、于清，林纾也受其影响，“描摹景物处，直之子厚集中，几莫能辨其真赝”梁孝瀚如是评价林纾。综上，可见柳宗元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梁孝瀚谓其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家”。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下）》认为：“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是本世纪上半叶唯一一篇全面系统且较为深入地探讨柳宗元文艺理论的论文。”[1]1193

十 周澂《读柳子厚山水诸记》

在柳宗元山水游记研究中，周澂《读柳子厚山水诸记》1见《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9期。是民国时期较为全面且深入地探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学作品。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柳宗元山水游记研究与分析得到发展，如管希雄的《柳宗元山水记的艺术特色》2见《江海学刊》1962年第10期。、鲍叔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写作技巧》3见《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2合期。等。

周澂首先肯定了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成就，且将文章结构分为三部分：一是永州诸记，二是柳州诸记，三是永柳以外诸记，再细可分为纪山、纪水、纪石、纪草木、纪亭榭与工事等几个方面，直言：“永柳以外诸记所以异于永柳诸记者，不以山水为主，述游观之乐，亭榭之胜也。而记永与记柳又有别，记柳用总，记永则有总有分，叙议特密，此又同而不同者也。”对柳子厚的山水游记进行了周密而全面的分析，究其特点，探其文心，且谓其有总有分，有详有细的写作手法和行文安排“精裁密制，结篇紧凑”。文章最后指出，柳宗元山水诸记可谓兼采郦道元《水经注》“囚捉幽异，掬弄光彩，力致其空濛萧瑟之情”和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复殿重阁，绮柱珠廉，侈陈登临游观之乐”之长。故而作者有“予读子厚诸作，尽情于空蒙萧瑟，放意于登临游观，若柳氏者，殆欲兼之乎！”之感慨。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认为：“周澂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是本世纪较早对柳宗元山水文学进行探讨的专论。”[1]1199

十一 董郁青《读柳宗元随笔》

董郁青《读柳宗元随笔》4见《天津益世报》1937年1月1日“说苑”栏目，第7423-7434期。是民国时期柳宗元研究起步阶段一篇综合性论著。可见共有77小节（其中22至25缺页），先后在《天津益世报》“说苑”栏目7423期至7434期发表，连载近11期。

董郁青此文以随笔的形式探讨了柳宗元散文、传记文、政论文、寓言小说等多类文体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可大致分为言柳和抒情两部分。

言柳，对柳宗元文学创作艺术特点进行分析。文章开篇，作者就提出“作古体文最忌肤浅，从柳河东入手，自可免肤浅之病”的观点。从写作的手法上来看，作者一方面说柳宗元作文章之难，另一方面又花重笔写柳宗元文章的出彩之处，欲扬先抑的手法不言而喻，给文章增加了一层韵味。文中多处指出柳宗元笔力之深厚，卓识之远见，风格之迥异，影响之深远。作者认为柳宗元痛快淋漓，雅与题称，景象毕呈，情感充溢，句句庄雅，字字凝重，以古况今的艺术创作风格有汉赋朴致之风，且认为只有此种文字方可称得上“活文字”。

另外作者对柳宗元文学创作也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柳子“骚体文”最为实情实讲；“驳议文”最为精悍；“小品杂文”每能以小见大，常觉世忧民；杂文拟骚体者，别开蹊径，神韵自由；而其“赠序”，不如韩之简净有意义；山水小记，高绝千古。作者认为文章作“箴言”最难下笔，作“铭赞”最难于文字，为下层人氏作“送序”最难著笔，且认为“柳宗元《沛国汉原庙铭》典实之高华，气象之庄重，词彩虽富丽而气不滞，头绪虽纷繁而则贯”，且“《送薛存义之任序》通篇发挥民权公仆之义，与近代之欧美学说适相吻合，识见之远大”以及“《柳州厅堂壁记》真实贴切”和“《三戒》幽默、寓意深远”等在作者看来都是非韩、柳之辈不可及的。

而从内容上来看，作者较为突出地介绍了柳宗元“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抗日战争爆发后，更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救国生民开始成为热门话题。他认为“子厚《天说》，其所发挥者，即今日之《天演论》，复礼仪则標扬法治精神，犹与近代文明国家若合符节”，并且指出“《封建论》第一步是郡县优于封建，若再充其类而言之，则第二步即是共和优于君主”，其观点灼灼可见。

言情，则多抒发自己的情感。一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一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于个人而言，董郁青认为人生于世，不朽之道有三：一是立德，一是立功，一是立言。并且指出自己将柳文《三亭记》奉为平心养气之箴言且起到了“躁性因之渐除，旧疾亦不复触犯，犯亦不甚剧矣”的效果，可见作者已把柳宗元当做自己修身养性的引路人，故而有“柳子数语，竟为有裨身心之良师，我又安能忘之耶！”的感概。同时，董郁青又告诫后人“学古文词者，不宜专向唐宋八家讨生活，须读经史以树立其根基，读诸子以开拓其思想，自然下笔不凡。如有此精力，再兼通外国文字，以沟通世界之文学潮流，自蔚然成一大家矣”。而于国家而言，他认为：“写夷人皆成病夫，则己身虽欲不病，不可得矣，唐距今世逾千年，中国人已有此状，则欧美称我为病夫国，洵不诬矣，然则今日欲尝强国，健全国民体格，尚有他途乎？”又言：“徜徉于光阴短促，或存一悬车待尽之心，或纵其秉烛夜游之欲，则此种思想，不惟与人生无益，且于国家亦有大损，此不可不辨也。”其忧国忧民之心，不言而喻。

本文以随笔、杂文的新形式就柳文的各个方面逐一论述，涉及各个方面，是民国时期比较全面且系统化的论述。

十二 陈柱《方望溪评点〈柳河东集〉跋 》

方望溪（1668-1749），又名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之一，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陈柱《方望溪评点〈柳河东集〉跋》1一文，1940年作于上海。

骈文作为一种文体于魏晋南北朝时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达到其全盛期，后世仍有所发展。至唐代，则兴起了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辞藻浮华的骈文，提倡散文的朴素自然，从而达到“文以复古”的目的。陈柱先生师从唐文治，于唐独尊韩柳，尚古文，好收藏。本文在内容上主要记述了他喜得浦孙玉麟先生所录评点柳文《方望溪评本》的过程，因其为名家，且论述有关《柳河东集》评点版本，故而略论一二如下。

作者开篇便发出“学者无意于古文则已，不然则韩、柳之文必不可不读”的感慨，接着便提出“东汉以前之文，皆古文也。然古文之尊，实自韩、柳始，以韩柳始，以文复古也”的观点，且认为：“古文之佳者莫不有义法，然古文义法之严，实自桐城诸老始，以桐城诸老始，专以义法绳古文也。”此外，作者叙述了他“假得其尊人浦孙玉麟先生所录《方望溪评本》，于是吾家乃有归、方评点柳文，足以与世所传归、方评点史记媲美，且足以与家藏方、姚诸家评点韩文并读并珍矣。”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谈及《方望溪评本》时则说：“震川于柳文多美辞，望溪于柳文多贬辞。”而后笔锋一转，直言：“望溪经明行修，熟精义法，故讥弹柳文，人不以为过。”指出方望溪之所以对柳文多贬词，实则因其文律严当，才力学问实可与子厚堪比，故而为之，且时人不以之为过。另一方面，又告诫后学之才不及者“慎勿轻学望溪，妄讥古人哉”。

文章最后，仍不忘提点后学之辈，其言：“欲读韩柳之文，则归、方、姚、曾诸先生所评点韩柳文之书尤不可不读”，又言“欲知桐城义法之严，则望溪之评点柳文尤不可不读。”行文言简意赅，结尾处干净利落，此亦足以窥其文法之精湛，学识之渊博，用心之良苦。

十三 齐敬鑫《从郭橐驼科学的顺天种树说到柳宗元哲学的安性养民》

齐敬鑫《从郭橐驼科学的顺天种树说到柳宗元哲学的安性养民》1见《群雅》1940年第4卷第4期。，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探讨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文章。除此文外，另有许本裕《书柳州〈种树郭橐驼传〉后》2和易迺屏《读柳子厚〈种树郭橐驼传〉》3两文涉及《种树郭橐驼传》，但后者为学生读后，论述深度和广度均不及齐敬鑫。

齐敬鑫该文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分析郭橐驼“顺天种树”的科学性，一是分析郭橐驼种树与柳宗元安性养民的联系性。

在分析郭橐驼种树的科学性时，齐敬鑫认为郭橐驼“顺木之天性，不忧不扰”的种树方法是极为科学和令人赞叹的。他根据造林学的原理，从种树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明郭橐驼的种树方法所具有深刻价值与意义。接着他便从六个小的方面来展开，进一步论述郭橐驼种树“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大要素的重要性，以此来说明“顺天种树”的道理。分析郭橐驼种树与柳宗元安性养民的联系性时提出“种树，养民同是一理。树能种的好，民就能养的好”的观点，并且指出一百多年来的革命与战争给百姓带来很大灾难，特别是八年抗战以来，人民更是苦不堪言的社会现实。并认为战争结束以后，与民休养生息是当务之急，治理国家者大可以借鉴以郭橐驼“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的种树方法来治民，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在文中提出“现在要改良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在一切的一切，而在讲求如何能均匀的人口，就是郭橐驼种树‘其本欲舒’的道理”，“我国人口果能均匀的分饰于此若大的广土之上，则人民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都可平均了，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故郭橐驼种树，首倡‘其培欲平’”而就如何改变国人青黄不接的弊病，他提倡：“我们应当仿效郭橐驼种树‘其土欲故’的办法，并须恪遵国父‘恢复固有道德，而于世界新科学，则迎头赶上之’的谴教去养民。”最后说：“郭橐驼种树，主张‘其筑欲密’，就是要叫新栽的树木赶快的得着养料。我们今后养民的方针，也就应该要叫老白姓赶快的得着实惠才对呢！”此数语，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后则提出建议，将郭橐驼种树的“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要则与柳宗元“安性养民”结合起来，再引申到当时社会实际情况，从而提出治国之道。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特书郭橐驼养树之法，其意深远，不言而喻。齐敬鑫在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之际，借郭橐驼种树之法兼通国家养民之法，探讨战争之后如何治国之道，是此诸篇中唯一一篇直接将柳宗元哲学思想同当下社会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的文章，诚可见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十四 季羡林《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

季羡林《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4见《文艺复兴》1948年上、中、下合刊。，作于1947年，是民国时期可见资料中唯一一篇考证柳宗元作品取材来源的文章。

季羡林在国外留学多年，精通多门外语，《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便从印度梵文寓言集《五卷书》、《利教书》、《驴皮本生》、《伊索寓言》、印度故事集《说海》、巴利文的《本生经》（原名《狮皮本生》）、法国拉芳丹(La Fontaine)的寓言《驴蒙狮皮》对柳宗元《捕蛇者说》来源进行多方考证，以“故事套故事”的形式来说明国外著作中有很多类似于《黔之驴》的故事。

本文以印度为起点，途经古希腊，最后到达法国，在所得故事中均不乏与《黔之驴》类似的故事情节和叙事模式。驴或披虎皮，或披豹皮，或披狮皮，但最终都没能逃脱因暴露自己而惨死的命运。几则故事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在其共性方面，季羡林认为：“第一，这里的主角也是驴。虎虽然没出来，但皮却留在驴身上；第二，在这里，驴也鸣过，而且就正是这鸣声泄露它的真像，终于被打死；第三，这当然也是一篇教训，因为梵文《五卷书》全书的目的就是来教给人‘统治学’(Netisastra)或‘获利术’（Arthasastra）的。”而差异性在于致使其丧命的关键要素不同。《利教书》、印度故事集《说海》、巴利文的《本生经》（Lataka)《狮皮本生》(Siha camma Jataka)、《伊索寓言》、法国拉芳丹(La Fontaine)等寓言里的“驴”都因为鸣叫而暴露了自己，而法国拉芳丹(La Fontaine)《驴蒙狮皮》(L’ne vêtu de la peau du lion)里的“驴”却因露出耳朵而送了命，仅此处稍有不同。

季羡林认为这些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且说：“我们只能说，原来是一个故事，后来分化成两系：一个是虎皮系；一个是狮皮系。在印度，《驴皮本生》就是狮皮系故事的代表。”又指出：“这个故事，虽然到处都有，但却不是独立产生的。它原来一定是产生在一个地方，由这地方传播开来，终于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他认为这样一个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故事不是独立的，而应该是有一个源头，然而季羡林也没有具体说这个源头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在文章最后，季羡林得出柳宗元《黔之驴》的故事并非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别处借鉴过来的结论。

陈惇评价说：“季羡林的《〈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在探讨中印文学关系方面对人颇多教益。”[2]82

郑振铎在《文艺复兴》发刊词中曾提到“中国今日也面临着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文艺当然也和别的东西一样，必须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理想，新的立场，然后力求能够有新的成就”。随着西方思想的东渐，民国时期的柳宗元研究也开始出现新局面，有一部分学者立足于世界文学，跳出传统的视野和方式，运用新方法、新视野来审视古文经典，如李辰冬的《韩柳文批评》、董郁青的《读柳文随笔》、胡寄尘的《柳宗元的小说文学》、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等都是这一类作品，而这一做法给此时期的柳宗元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是民国时期柳宗元研究不可缺少的新元素。

结 语

从时间上来看，这15篇文章大多集中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在民国时期，民族危亡之际，时局动荡之时，这几篇关于柳宗元研究的文章可谓弥足珍贵，可以说是20世纪柳宗元研究雏形，大体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基本形态；从文章内容上来看，这15篇文章涉及柳宗元文章山水游记、人物传记、寓言小说等各个方面，且此时期的学者较多地关注柳子厚山水游记及其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这为后世学者更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柳宗元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至20世纪80年代，胡寄尘“柳宗元小说寓言来源于周秦诸子”的观点得到延伸和发展，如尤力《柳宗元寓言与先秦寓言的比较研究》1见《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以及朱国维《柳宗元讽刺寓言成因探》2见《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等。而从其社会现实性来看，齐敬鑫、李辰冬、董郁青等均心系家国安危，倡导以柳子“民本”的德政思想来治理国家，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在研究方法上，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西方学术思想的涌入，学者开始寻找新方法、新思路来研究柳宗元，如季羡林《柳宗元〈黔之驴〉来源考》、李辰冬《韩柳文批评》、董郁青的《读柳文随笔》等。

综上可知，虽然民国时期的柳宗元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是此时期的论述方向、方法等均已见雏形，且多已涉及柳宗元政治思想、山水游记、寓言小说、文学理论等多个方面。这对20世纪柳宗元研究在其生平、诗歌创作等方面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为20世纪80至90年代柳宗元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对丰富柳学研究和促进柳学发展不无裨益。故可见民国时期的柳宗元研究，不仅仅是20世纪柳宗元研究起步阶段的重要构成因素，同时也是20世纪柳宗元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断代。

[1]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2]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