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献军（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99）

旁征博引，条分缕析
——评杨再喜教授新著《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

肖献军
（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99）

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大凡文人能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外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艺术上有独特之处，能道常人之不敢道；二是文学作品能引起后人共鸣，从而为后人传播、接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史上几种有趣的现象：有的文人在当时是明星似的人物，后世却湮没无闻；有的文人当世名不见经传，后来却名声鹊起；还有的在当世是明星，后世依然受到众人的追捧。但不管哪种现象，文学的传播接受对于文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位列“文章四大家”中，这固然与其文学的独创性及其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相关，但后世的传播接受未尝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代学者对柳宗元及其文本关注较多，也出了不少大家、名家，如吴文治、孙昌武、王国安、尚永亮、尹占华等，他们的研究或在柳宗元的文本解读上下了一番功夫，或从多角度挖掘出了柳文化的价值。有关柳宗元的年谱、作品校注、汇评的也不少，学者们大多把目光焦聚在文学本体上，而对于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的研究则鲜有人涉及。

柳宗元研究领域出现如此大真空不是学者们没有想到，实是研究难度之大令人望而却步。杨再喜教授迎难而上，经过多年努力，于201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全面演绎出了柳宗元在唐宋时期传播接受的过程，较好地填补了国内外柳学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

我认识再喜君是在2012年，时我刚进湘科院工作，在诸多方面有不熟悉之处，遇有问题问及再喜君时，他总是热心予以解答，故我与再喜君是亦师亦友的关系。2013年，就在我将自己博士论文付诸于梓时，再喜君也在安排出版，后来，我俩的书几乎是同一时期发行的。但从出版的结果看，从装帧到内容，再喜君的著作皆胜我一筹，这使我对再喜君有了新的认识，再喜君在学术上也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共分上下两篇，上篇阐述了柳宗元在唐代传播接受的特征，其中尤以韩愈、刘禹锡对柳宗元的传播接受为重点，揭示出了两人在柳宗元传播接受史中的奠基性作用；下篇阐述柳宗元在两宋时期的传播接受情况，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唐宋柳宗元的传播接受进行了研究，指出了柳宗元在两宋之际的传播与唐代的不同之处，可谓条分缕析、甚为精辟，为我们全面了解柳宗元在唐宋时期的传播提供了帮助。

有人曾这样形容，大陆的学者做学问像飞鸟在空中飞，台湾的学者做学问则像乌龟在地上爬。这实际上是说大陆学者能够高屋建瓴，在宏观理论的研究上具有优势，而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台湾学者能够扎扎实实做一些文献类工作，却未免带上了岛民气息，视野不够广阔。台湾学者做学问究竟怎样，我不敢评判，对大陆学者的评价或多或少有点以偏概全；姑且不说傅璇琮、陈尚君等一批大家，就我身边而言，至少再喜君不是这样。再喜君的《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既有对柳宗元在唐宋时期传播接受鸟瞰似的概述，同时，在文献的梳理上也下足了功夫。在该著作中，每一观点的得出，都是建立在大量文献基础上的。如第七章《柳宗元传播接受‘拐点’的开拓者王安石》中，从诗歌用词接受、诗歌句式接受、用典修辞接受、意境主旨接受四方面罗列出了王安石受柳宗元影响的具体诗例，从字面上看，这些诗句绝非是用现代电子文献能够检索得到的，而是再喜君常年累月搜耙出来的结果。在该著作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于是，我不得不感叹再喜君读书之博，在当今学术之风日益浮躁的情况下，再喜君的研究态度可算得是当代学人的楷模了。

再喜君在赠书给我时曾对我说起今后研究的打算，说是准备再写一部著作，研究柳宗元在元明清时期的传播接受情况。相比起唐宋文学史料而言，元明清时期的文学史料何其多也，我能想象得出，再喜君在今后的日子里，将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再喜君对我说起此事时，已被评为教授，当今不少学者走到这一步时，便有大功告成之感，能够一如既往地做研究的，已经不多了。再喜君若果能坚持下去，则其开拓进取精神又值得我辈效法了。

（责任编校：张京华）

2014-07-02

肖献军（1977-），男，湖南岳阳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