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乃军

（广西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广西 南宁530023）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繁荣可以完全不受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或许一个民族能够长时间维持本民族风俗习惯、劳作方式和日常生活状态，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民族作为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加深，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融合。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也在各民族内部不断地变化、发展、碰撞、交融，民族文化的改变与延伸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选择来说，一个优秀的民族是在历史的洪流中保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兼容并包吸收其他优秀民族的灿烂文化，促使本民族文化不断完善，更有生命力，进而在其他民族面前凸显强大的吸引力[1]。

一 骆越古乐与壮族山歌的发展历史

（一）骆越古乐文化历史悠久

翻阅典籍，壮族历史曲折多变。不少历史典籍提到，骆越是广西壮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2]P15。“骆越”之义大多与垦食骆田有关，在后来的历史典籍中，“骆越”一词频频出现，“骆越”出自百越族群，而百越族群居于岭南地区，“骆”或“雒越”是“骆越”别称。先秦至汉，骆越一族活跃于今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今广西右江流域以及今贵州西南地区。骆越与百越的另一族群西瓯交错杂居在今广东的西南部，海南省以及广西的玉林、钦州、北海等地。商周至秦汉时期，社会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变化，奴隶制发展繁荣消失，封建专制制度建立，青铜铸造技术、冶铁技术不断发展，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人民更加热衷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更加热衷于对享乐艺术的完善。秦朝大一统之后，百越地区的民歌因其音色清柔，形式多样，而广为流传。《河图玉版》曾记载：古代越族风俗在祭祀和预防风神时，演奏防风神的古乐，截取三尺长的竹子，吹其声如嗥，三名年轻汉子和着竹音迎风起舞。此记载说明，最早的越歌是一个较为完善的表演模式，包含了歌曲、舞蹈、音乐三种现代表演模式，虽然它的起源是古代越人与自然斗争的祭典。在壮族古老的神话故事中，常有整治风妖的故事。这是因为古代越族先民多生活在沿海或沿河地带，常年受到狂风的肆虐，所以，在重大祭祀活动中，祭防风神，是原始骆越民族乐舞的重要内容。在古代骆越乐舞中，吹之如“嗥”的竹器是为“骨哨”，骨哨是在后来的歌舞月中运用相对频繁的骆越原始乐器。骆越先民在劳动过程和祭祀活动中创作的这种三人歌舞是最早创作的原始歌舞。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融合的加深，广大的骆越先民与其他民族的人们一样，在摆脱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之后，高投出低效率的人耕逐渐被驯化的牛所替代，当时的人们视耕牛为宝，以慰劳牛神为主的“脱轭节”在民间逐渐形成。以及有关耕牛的风俗歌曲也开始流行起来。脱轭节来临之际，耕牛得以休息，人民会将牛栏修缮结实，给牛洗澡，喂之以丰盛的美味，高唱《牛歌》牵着耕牛进入室内，伴着歌声绕着筵席徐徐而来，此意在召唤牛魂，以便耕牛在繁忙的春耕之后休养生息，来年继续服务于人们[3]P83-84。在古老的骆越脱轭节中演唱的《牛歌》，是对牛耕技术进步和对耕牛的赞美，是骆越先民们从刀耕火种的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的历史见证，深受骆越地区民间百姓的欢迎，所以，《牛歌》长久地留传，并成为广西骆越地区的宝贵文化，为广西壮族山歌文化的发展奠定历史基础。

（二）壮族山歌文化的历史渊源

随着秦汉郡县制的推行与汉文化的传播，骆越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刻，大部分骆越先民逐渐融入到汉族文化中，但值得赞扬的是，大部分的骆越地区仍然保留着其独特的民族特点。秦汉以降，“骆越”一词逐渐消失，但今广西的壮族、海南的黎族，都与古骆越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生活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的壮族人民不仅酷爱唱歌而且能歌善舞，所以在对外交往中，“歌海”成为广西的代名词。但是严格来说，在壮族原始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及各类祭祀活动中，就已有了壮族山歌的原型，现在的壮族风俗是有力的证明。例如广西壮族古老的歌圩文化以及抛绣球活动一直延续至今。相传，绣球在遥远的青铜时代就已出现，当时它是一种用于打猎时投掷猎物的球状青铜器，古书也时常将绣球称之为飞砣(驼)的原因，且在宁明花山壁画中也有记载。壮族人民在山歌中所表达的独特的民族个性以及独特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个民族存在的重要特质之一。壮族山歌由无到有，表现了壮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艺术、道德信仰以及生活准则，壮族山歌的发展完善与这种历史发展息息相关[4]P399-400。壮族的山歌文化在总结壮族劳动人民生活经验、思想精神以及艺术智慧上，形成壮族的民族之魂，是壮族人民共同的历史发展的智慧的结晶。虽骆越文化早已被汉族文化所同化，但壮族的山歌文化深受骆越古乐文化的影响，自成一派民族特色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体现在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壮族人表达情感的方式细腻委婉，悠远绵长，表达方式多以唱歌为主。

二 骆越古乐器的传承对壮族山歌表达的提升功能

乐器使山歌的演奏更能表达歌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古骆越地区，聚居着数十个少数民族。正是这些文化各异的少数民族先民，在百越地区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百越民族文化，极具个性的壮族山歌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而伴随山歌文化的发展，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乐器也在民族音乐中应运而生，他们是山歌文化的灵魂，伴随民族历史的发展，组成璀璨的山歌文化。我们知道，单簧气鸣乐器在古代的中原及华东地区较为少见，但在百越少数民族地区却是十分的丰富，如“筚多喝”、“笛列”、“筚”、“苗笛”“马布”、“大嘀珑”等西南壮、黎、傣、苗、彝、布衣等少数民族的民族乐器。古骆越民族聚居在桂东南的南端，这里沉淀着古老的骆越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他们特有的语言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并不是我们用汉语语境及语义可以轻易理解的，但若是用少数民族特有的语言去理解，那么大多问题便能清晰明了的展现在我们面前，骆越文化在桂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一）壮族乐器“筚多喝”

筚者，蝉也，古壮语泛指用竹子制作的有簧片或振作膜的能像蝉鸣一样发声的乐器种类。古代乐器常常以乐器的声音来取名，“筚多喝”也与广西东南方的客家人使用的乐器“喃嘟嗬”相似，“多喝”与“嘟嗬”同音，两种乐器虽在造型上有所不同，但其发音十分相似。然而，在广西十万山南麓的防城壮族分支“偏人”，也将该民间乐器称为“喃多喝”，“喃”者诵经也，是古骆越人祭祀时的使用的能发出像诵经般声音的“筚”乐器，这一名称更加说明了桂西南壮族山歌乐器“筚多喝”与聚居在桂东南的汉族“地佬”人“喃嘟嗬”有着相似的历史渊源，两地山歌乐器文化有着根源上的历史轨迹。

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先生在介绍古骆越的乐器时，就曾说，他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玉林、容县、博白等桂东南地区生活时，就接触和制作过当地讲土白话（粤语次方言）的汉族人所流传的古骆越乐器“喃哆喝”，特别是在南流江沿岸讲地佬话的汉族人中，“喃哆喝”是放牛娃们最爱制作的玩具。在壮族聚居的村落，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或在山上放牛打柴时，常常会通过吹奏“喃哆喝”来表达感情，壮族的青年男女也会通过吹奏“喃哆喝”来增进情谊，而且每当逢年过节或者是重大喜庆的日子，很多地方的壮族人便会吹奏“喃哆喝”以示庆祝喜庆之意。南流江沿岸地区，还遗存在七月十四鬼节吹“喃哆喝”招魂祭祀的习俗。桂东南地区讲“新民话”的汉族人所流传的“喃哆喝”习俗是从当地讲“地佬”话（粤语次方言）的汉族人中传承过来的。讲“地佬”话（粤语次方言）的汉族人古籍中称为“獦獠”，“地佬”是“獦獠”的音转。如有说是类犬之西南夷的，有说是少数民族的，有说是岭南土著之侮称，或说是对带着猎犬以打猎为生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称呼。但都一致认定，“獦獠”是岭南的古代少数民族。其实，在古代骆越语言中，“獦”是为“獦獠”“地方”之意，而“獠”则是“我们”的意思，“獦獠”翻译过来是为我们本地人的意思。由此可见，“獦獠”是骆越人和汉族人的后裔。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喃嘟嗬”之类古老而又原始的吹管乐器，早在汉族将“新民话”传播至南越之前早已存在，并且在“新民话”到来之前，早已在骆越人中广为流传。

（二）古老的山歌乐器——天琴

在影响壮族山歌文化乐器演变的演奏乐器中，天琴的作用亦是无可取代的。天琴是广西壮族防城港地区骆越后人“偏人”的民族乐器。偏人是壮族的一个支系，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曰偏语。农业生产是偏人主要的生活方式，但偏人有自己独特且丰富的民间艺术，天琴就是历史发展以来备受偏人喜爱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弹弦乐器。在偏人的历史里，天琴写为法仙琴，偏语叫ding ding(鼎叮)。这种乐器起源于古骆越时代，天琴到底产生在什么时候，史藉没有记载。但如今有记载的历史约二百年。在清朝修撰的《宁明州志》中，就有所记载，女巫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神婆，因为可以与鬼神交流而闻名，用“匏”作乐器，其外形酷似胡琴，也叫“鼎”。每当有人生病，就请神婆来做法，神婆手持所谓的“鼎”，口中念念有词，旁人不知所云。这其中的“鼎”指的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天琴。长期以来，这种活动曾是“天婆”（巫婆）祭祀时的一种宗教活动，在于求神保佑平安，消灾除害，预兆丰年。据介绍，壮族民间传说《妈勒访天边》中的妈勒就是弹着天琴去天边寻找太阳，为壮乡带来光明和欢乐的。由此可见壮族天琴艺术历史悠久，自无疑义。

演奏姿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琴靠在右大腿位置坐着弹奏；另一种是把琴按在右腹前站立或边舞边弹，也有用绳绑其两头挎起来弹奏的[5]。天琴擅长表达欢快、愉悦的情感。天琴还长于衬托自己民族的语言，旋律进行往往是以四度、五度进行为主，配合过渡音产生欢快的效果。在古老的骆越神话传说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在壮族偏人的山寨里，有一对情侣，两人经常一起上山砍柴。在路过一个岩洞时，听到洞中有悦耳的“叮咚”声传来，两人听着十分舒服，便循着声音往洞中走去，原来是洞中岩壁上的水珠滴落到水潭中的声音。他们想把这美妙的声音带到山寨中分享。于是，他们在山野之间找到木棍、葫芦壳以及野藤条，接着他们把木棍插入葫芦里，紧紧地缠上野生藤条的细丝线，轻轻敲打，果真发出“叮咚”之响，恰似这水滴入水潭之音。偏人十分喜爱这个乐器，给他取名“鼎叮”。后来，鼎叮越来越受欢迎，鼎叮美妙的乐声传到了天上，玉皇大帝听之甚妙，将那情侣二人召上天庭，后来这二人便成了天上的歌仙。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便回乡与亲人聚会歌舞。倘若平时，每每偏人有事向上天祈求，也会请他们下凡歌舞祈天，祈求老天帮助达成心愿。后来，这种歌舞祈天的形式便被保留下来，形成一种固定的风俗习惯，当地人称之为“跳天”。时至今日，在壮族的传统节日，仍会举行大规模的“跳天活动”，表达喜悦与祝福，而在这个活动中唯一使用的乐器是鼎叮，故此鼎叮也被唤作天琴[6]。在资源匮乏的社会生活中，天琴被高高的收藏起来，只有在“跳天”才被允许使用。天琴的出现，使壮族山歌的表现形式多样化，人们在吟唱山歌的时候，奏响天琴，伴着悦耳动听的琴声，古老的壮族山歌更加悠远绵长，引人入胜。

三 骆越古乐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影响壮族山歌的表现形式

（一）骆越古乐特殊的语言及表达影响壮族山歌的形成

语言及神态最能表现人物的灵魂神态[7]。骆越语言与现在所流行的普通话差别甚大，但骆越语言与现在的壮语仍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壮语在表达情感时更加丰满、具体。壮语以歌曲的形式吟唱时，更是细腻温柔，感情充沛。行走在壮族山寨中，时常会听到以壮语表达歌词内容的吟唱，且其吟唱方式十分之独特，多以二声部和三声部为主，且各部均围绕着山歌的主旋律展开，时缓时急，时高时低，纵横交错，交相辉映，十分的悦耳动听。其实，壮族的多声部山歌受地形以及骆越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广西境内壮族山歌各地不同的唱腔多达一百多种，遍及广西六个地区的三十多个县。比如，武鸣县的壮族虽均已一人领唱为主，且一人领唱之后众人和声，但在武鸣的壮族山歌中，又用南部山歌和西部山歌的区分；调子极高且悠扬的“高腔山歌”盛行于隆安县附近的壮族山寨；而悦耳动听别具特色的“三声部山歌”当属马山县的壮族最为擅长。壮族多声部山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骆越古乐文化语言发音的影响，且在思想表达和文化涵养上，有着深刻的民族性，在同类艺术表达形式上也是相对比较完整和成熟，壮族山歌文化是骆越古乐文化的延伸和创新，是壮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一种伟大的精神文明。可以说壮族山歌时壮族音乐史上的一座高峰。

（二）丰富多彩的壮族歌圩文化得益于骆越古乐风俗的传承

受地理因素的影响，骆越一族喜欢群居，高兴或者不高兴，总要高歌一曲。但在大型的庆祝活动或是祭祀活动时，人民便会着盛装，聚集在特定的地点，举行歌圩活动。而壮族歌圩习俗源远流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壮族歌圩文化史骆越古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壮族歌圩主要是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开始举办，在壮族历史上，“三月三”一直是壮族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节日。但是，壮族人唱山歌的习俗并不是只有在三月三的时候可以举行，凡是在所有喜庆的日子，例如汉族的春节、中元节、中秋节以及各种婚嫁、满月等，壮族人民均已唱山歌的形式表达喜悦，共同庆祝，甚至在某次的集市上也会临时以歌会友，表达喜悦。但在正式的歌圩里，分忧日歌圩和夜歌圩。日歌圩以青年男女在野外“以歌会友”挑选伴侣为主要。而夜歌圩主要是在寨子里，主要是前辈向后辈传授生产生活技能、历史文化传统等为主要的内容。虽壮族山歌歌词都是歌者自行组织，按律吟唱，但是在唱歌时，也必须要遵守约定的礼仪规范，不可没大没小，胡扯乱扯。例如情歌，可在野地歌圩唱，不可在父母面前唱；风俗祭祀婚丧嫁娶亦有规定的唱词，不可颠倒乱唱；连迎接不同的客人同样有不同的迎客歌。壮族山歌表达时而豪放时而细腻，表演形式不拘小节，通过歌圩上山歌的演唱，将壮族青年男女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完美表现出来。但音乐受时间的制约，它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壮族的山歌没有固定的词，歌词全部因人而异，因为为了完美表达歌者本意，以及旋律之间的衔接与变化，在山歌对唱时要高度集中精力，熟知歌友的提问或答话，组织适合自己的山歌答词，以及山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等。倘若一不小心分神了，必定导致以自身的失败而使山歌对唱提前结束。壮族古老而又充满智慧的山歌文化经历历史的洗礼，俞发完善。在以民俗活动为载体的民间活动中相互传播相互影响，进而发展成一种人文符号，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壮族山歌，关注壮族文化。其实在很多地方，“儒学又与风俗交织在一起，呈现相互确证的关系”[8]，很多的民间艺术在兼容并包当地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发展了自本民族祖先上传承下来的地方特色文化的精髓，促使本民族的文化更有活力，更具魅力。如承接骆越古乐文化的壮族山歌文化，以及表现古越人耕作与信仰崇拜文化的“牛戏”，又如“跳天”、“跳傀僮”等表现骆越民族崇拜鬼神独具特色的乡傩祭祀性舞蹈等，均充分展现的历史对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扬，也进一步说明骆越古乐文化对壮族乃至桂东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山歌文化的影响。

总之，骆越民族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其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对当今的壮族影响深远。在遥远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后期，骆越先民创造一部史诗及的巨作《布洛陀》，以长篇叙事民歌的形式在民间以口头方式广为传唱，不仅记录壮族先民的历史，也为壮族后世的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广西骆越民族融合到历史的发展中，“以传统的民歌经典文化内涵为‘原点’，巧妙加以‘延伸’”[8]，形成新的民族——壮族，壮族的历史是广西土著文化不断汉化和融合的历史。壮族山歌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娱乐文化，更是壮族千百年来的一部活历史，壮族山歌文化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是骆越的古乐文化为壮族山歌文化萌发了根须，并在各个方面使之完善，促其成长。骆越民族古老乐器的演进、特殊方言的不断发展以及多种多样的风俗习惯，促使当今当壮族山歌文化丰满充实，古老的历史文化促使人们习惯以音乐、以歌唱、以舞蹈的形式，表达对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的热情，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满足。

[1]谢崇安.关于骆越族的考辩[J].广西民族大学院报,2011,(2):6-11.

[2]范宏贵.壮族历史与文化[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

[3]刘映华.壮族古俗初探[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4]张声震.壮族通史[M].南宁:民族出版社,1997.

[5]覃乃军.广西骆越古艺术的历史探源[J].天津经理学院学报,2014,(2):111-112.

[6]吴金琳.天琴演变的文化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09,(11):132-133.

[7]赵琳.探寻壮族音乐创作发展之潮流[J].艺术教育,2005,(6):251-252.

[8]凌春辉.以创意为先导 以项目为载体——广西民歌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路径探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