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瑶族女书的文化生态及文化传承

2015-03-18于皓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5年7期

于皓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永州425199）

2014年全国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突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特别是提出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奔向小康，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指导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难度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发挥资源优势，重点抓好惠及当地和保护生态。可见，民族生态和资源优势是民族发展的时代优势。本文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关于湘南瑶族民族地区文化生态建设的思考。

“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于1955年提出，是“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有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司马云杰认为“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1]199。一个民族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个环境综合了此文化现象得以存在的所有要素，主要包括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个方面。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的生态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农耕时代走向衰亡，民间独特的文化现象如何生存和发展已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学者段超所说：“文化生态是民族文化存活的基本条件，一旦发生变化，该文化就会发生变异甚至消解，民族文化资源就会发生变异和消失。”[2]62

讨论女书的文化生态环境，理清女书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传承女书文化、促进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女书的文化生态

本文中女书的文化生态是指女书文化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特定环境及其与女书文化交织融合而成的文化系统。

“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起源和主要流行于湖南南部的江永县上江圩镇，它是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主流男权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当地女性为寻求情感的释放与内心的稳定而创造出的女性特有的书面交际工具[3]32。以女书为核心，在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的妇女中形成了以女字、女歌、女红及其传承的民俗为载体的独特女书文化现象。

女书及女书文化现象是在独特的文化生态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这些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生态，就不可能有女书。我们认为，女书产生的文化生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生态

所谓自然生态是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状态相对应的自然界各种资源和生命系统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主要指各种自然资源（包括气候）的存在状态以及这些资源被人类所利用的状态。是自然资源存在状态的表征，较多地体现了人类的作用和人类价值判断[4]38。

自然生态是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它不仅能够孕育多样的文化现象，而且能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其逐步定型，并将其打上鲜明的自然烙印。文化是在地理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瑞典语言学家B.Malmberg指出：“连绵的高山和密林往往恰巧就是方言的分界线，而且多是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因为穿越高山和密林进行交往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困难。”

[5]163自然地理与文化的关系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同样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女书的形成与江永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

江永县位于湖南省南部，处于湖南、广西和广东交界处，归永州市管辖。地理上属于南岭山脉的山地丘陵区，都庞岭和萌渚岭环绕四周，中部地势平坦，山间盆地相连，属喀斯特地貌。境内河流纵横，主要有两大水系：潇水属长江水系，桃水属珠江水系。大致以县中部为界，朝两个方向倾流。四周大山环抱使得江永成为一个小盆地，交通极为不便，与外界沟通只靠一条南北官道，到周边各地需几度中转。女书流传核心区以江永县上江圩镇的浦尾、葛覃、兴福、高家、阳家等村为中心，遍及城关镇的白水、铜山岭农场的河渊、黄甲岭等，以及相邻的道县田广洞、立福洞等村。从居住形态上看，本地居民一般聚族而居，形成一个村落；村落依山而建，几个村落组成“峒”，形成独特的村落“峒”文化习俗。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居住形态，使得一个村落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单位，本地居民与外界基本处于隔离状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其真实的写照。交通的不顺畅使得历史上的江永地区极为闭塞，本地居民形成了重农耕、轻商贾的心理状态，小农意识强烈。

封闭的自然条件给女书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不便的交通使得江永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很少，使得女书及女书文化可以长时间保持原貌。同时，自然生态中的事像也在文字的形体上有所反映，比如女书字符中鸟、稻子的形状；女书歌谣中反映出的居住形态。

（二）人文生态

生态概念的核心要求是对关系的依赖和整体性的考虑[6]42。人文生态是指除了自然生态之外的一切因素的综合体，包括社会环境、政治体制、经济形态以及文化样式等诸多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彼此之间难以断然区分。虽然封闭的环境使得本地居民与外界隔绝，但由于和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与瑶族处于一种“大聚居、小杂居”的关系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瑶族风俗的影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女书流传地的女子虽不能像瑶族妇女一样自由，但思想、行为方式也深受其影响，因而女书群体的产生与发展的人文环境相对宽松。

1.独立自由的使用主体。自古以来，江永一带被视为南蛮之地，古代百越曾生息于此，五岭地区素有“南岭无山不有瑶”之称，瑶族是这一带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而女书流传的区域正是瑶汉杂居之地。在瑶族传统习俗中中较多地保留了母系时代的遗风，婚配时既女嫁男家，也可男子到女方家落户，婚后可以在男女两家轮流居住，所生子女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妇女的地位较中原地区的妇女要高，男女关系相对平等，甚至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劳动任务，而男人则在家带孩子，过着相对悠闲的生活，所以女性在家庭生活内部环境方面比较宽松自由，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

虽然女书的起源有多种传说，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女书是由某一个女人创造、并且只有女人才会使用。因此，女书是当地女性在独立自由的前提下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表现，是女性独立思考的产物。所以女书传人义年华写道“男儿有志在千里，娇娘岂可让须眉？[7]98”可见女书使用主体有着相对充分的自由和独立意识，使得女书的产生和存在有了“人”的基础。

2.孤独凄苦的感情生活。江永女性的感情生活比较不幸。女孩子未婚很少外出，日常大多在自己的闺房阁楼做女红，因此称为“楼上女”；女子即使结婚后也不能在男方家生活，直到生育后方可，即“不落夫家”。两种习俗使得当地女性生活范围狭小、交往对象有限，因此当地流行一种“结老同”的风俗。据《道县志》记载：“富家闺女，豆蔻年华，情窦初开，因不满旧式包办婚姻，又不敢自由恋爱，对异性存畏惧心理，遂同性相恋，结为姊妹（俗称结客），常同屋同居，早晚相伴，俨如夫妻，甚至相约不嫁。”[8]60结拜的姐妹之间互相关心、惺惺相惜。但这种状态经常会遭到破坏：一旦一方嫁做人妇就会造成姐妹分离，而这种分离会给他们内心带来强烈的冲击，产生无尽的感伤。如果婚后在夫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等，或者丈夫突然离世，这些女人所受到的感情煎熬更是无以复加。

所有的这些情感都是通过写在精致的布面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之上的女书与姐妹交流，女书群体成员通过写女书、唱女书互相倾诉，以此获得情感的满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书文学是苦情文学，诉苦是女书文学的基本内容，凄婉哀怨是女书文学的主题和基调。孤独凄苦的感情生活为女书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心理基础。

3.封闭富足的经济状态。区域经济是某种特定文化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女书的兴起、发展与江永女书流传地的历史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关系密切。江永的地貌为盆地式，处于五岭环抱之中，六分山、四分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尤其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稻谷可一年三熟。被称为江永“三香”的香米、香袖、香芋为古时历代供品，其他的经济作物也很多，诸如茶叶、生姜、甘蔗、香菇等，属于传统的农业地区，物产比较丰富。《光绪道州志》记载：“当地的居民安土重迁，不肯远游，百里外即思归，乡人尤椎鲁唐，有终身不习官话，不入城市见官府者。”[8]166可见，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本地交通闭塞，农业经济相对发达。当地百姓保持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农耕生活，安土重迁，不事商贾，认为经商赚钱非君子所为。妇女则把很多心血、情感投入到女红中。在做女红的同时伴随着结交老同、习唱女书等活动，女书文字的创造也与此有密切关联。《永明志》载：“女子纺棉，每约邻为伴相巧拙，右手摇纺车，左手牵棉如丝，口中则歌声竟作。”[8]145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女红文化。

4.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作为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女性文化，女书和当地民俗、妇女的宗教信仰以及妇女的日常生活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女书文化传统综合表现为几乎每个月都有的妇女专享节日，代表性的有斗牛节、朱鸟节、新年节、吹凉节、七月半等等。每一个节日都是妇女的狂欢节，是妇女才艺的展示和情感的释放。以斗牛节为例，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斗牛节，又称姊妹节或女儿节。每到此时，当地待嫁女子和新婚仍住娘家的女子聚集在当年待嫁的女子家里，欢聚娱乐、品评刺绣，诵读女书新作。其实所谓的斗牛并没有牛，只是女子的聚会和聚餐，大家带来自己制作的食品“打平伙”。

二女书文化生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江永女书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已不适合女书生存，虽自然生态无较大变化。再强制性地复活女书，已经背离了生态规律。如建立女书学堂和认定女书传人，既无可持续性也无价值。女书不止是作为工具性女书的死亡，而是全部，最大程度地获取遗存资源、保存下来，这是目前最根本的传承之道。政府作为政策和行为的执行者，在女书的文化生态传承中居于主导地位，总体而言，存在以下问题：

（一）地方意识局限，缺乏高瞻远瞩的整体意识

女书于2002年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女书习俗于2006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江永地方政府提出建立“女书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构想，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副市长罗双全向大会提交的议案是《将“女书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项目列入国家“十三五”文化保护规划并实施的建议》[9]，可见当地政府的顶层设计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讨要支持，等资金等政策。这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名录”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申遗”甚至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这种经济理性只有转变为文化自觉，名录制度才能真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制度[10]66。

在女书“申遗”的热闹之声中，浦美女书园一片凋敝之色。女书园该有什么？游客该看到或者听见什么？江永女书文化生态建设还需做些基础、叫得响的工作。要多渠道想办法，而不是将此作为地方扬名和官员政绩的棋子。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民族地区发展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既坚持一定标准，又防止好高骛远，多做打基础、谋长远、见实效的事情，不断增强民族地区的发展后劲。要把政策动力与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政策法规不健全，缺乏科学规范的管理

女书作品低俗化，女书作品买卖泛滥，女书市场五花八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丑化了女书文化的魅力。女书博物馆破败凄冷，女书学堂似有似无。电影《雪花与秘扇》、黎海宁的女书舞蹈剧、百米长卷女书书法作品，这些创作以女书为主题、创意独特，为宣传女书起了一定作用，但充满了偶然性和即时性，缺少连续性。并且，一部《雪花与秘扇》是否真实反映了女书的面貌？以女书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是否有相关约束和把关？当地老百姓是否认为它真实地再现了女书？

2014年6月3日，江永县政府收到国家工商总局发来的关于“女书及图”的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对自然人提出的13类被异议“女书”商标不予核准注册。历时十年，“夺”回女书商标[11]。可见，从申报女书保护之日起，就缺乏统一规范的认识和管理。而且商标之争也偏离了女书保护的本意。

很多学者认为，自然传人相继离世，延续性先天不足，要加快传人认定。贺夏蓉将女书传人分为自然传人、半自然传人、社会传人三类。本文认为，社会传人就是建构的错误概论，正确解读应为“女书宣传形象大使”。传人该具备什么特征？和该文化有何关系？从生态规律上看，自然传人已经离世，半自然传人有一定的遗传成分，而所谓的“社会传人”则不具备不可替代性，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传人和宣传大使的界定上，显然存在根本的逻辑不清，没有统一的规范可遵循。

（三）旅游村落建设待改善，有失为宣传女书文化的阵地

浦美村是女书生态建设村，村落村中的女书博物馆简陋萧条。女书旅游收益再分配不均衡，浦美村民女书文化认同差异性大。原生态不等于放作不管，村内有水有林，独居一隅，具备可打造的先天优势。但目前其环境治理与其他自然村的区别并不明显，环境规划还处于起步阶段。古民居的修缮是否保持了原有格局和材料品种？环境规范是否影响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便捷性？旅游环境多大程度上可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三女书文化生态的保存与传承策略

如何建构当下适合女书以及女书文化传承的文化生态系统，如何合理、适度地保护女书而非“破坏性”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女书文化重在保存，加速遗存资源的整合、电子化和正规化，并通过生态旅游村来宣传女书。特提出如下策略：

（一）契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坚持可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认同理念

自古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及中国，以绥四方”、“久困于穷，冀以不康”的诗句，小康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目标。

“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经历了小康状态、小康水平、小康社会的一系列历程，不同阶段的不同表达方式和不同阶段的国情、世界环境息息相关。从最初的脱贫、解决温饱，从经济的发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健康全面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体系的形成，不仅是小康社会现代化具体的变迁发展，也伴随着小康社会思想、理念体系的不断完善。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越来越依靠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更注重以人为本。强调生态环境的友好，资源的节约，文化的认同。

其中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优化上，还有文明的传承。2014年的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地区建成小康社会要大力发展民族旅游业，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江永女书作为独特的民族地区文化资源，要立足长远，将其作为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切入点，形成可持续的保护策略。

（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规范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政府、传承者、工商界、学术界发挥了主体性作用。由于各方代表利益不同，动机、做法也有所差异。目前，江永县政府在保护女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2004年9月制定了《江永女书抢救、保护规划（2004-2020）》，制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是保护女书的主导力量。工商界的目的是将无形的文化资产变成可见的利益，2005年以来，江永县吸引美国福特等相关投资，大力实施文化产业项目，使女书文化资源的无形资产逐渐转化为商业价值。当地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女书意识得到很大的提升。学术界对女书的研究热情很高，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思路和见解，是女书保护的智囊。

与此同时，也形成各自为政，互有壁垒的想象，缺乏整合的条件与手段，无疑会造成资源共享的排他性和智力资源的重复浪费。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怪象，是因为规范性管理和政策法规的缺失。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江永女书抢救、保护规划》外，没有具体化、与时俱进的可操作性条文，需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来规范整合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统一管理女书非物质文化朝着合理、合法、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引进专业人才，加强女书电子资源抢救性保存

女书文化得以理性、合理地保护，就必须综合各方力量，协调各方利益，为女书保护营造良好的条件。美国、日本的学者都来江永做过实地调查研究，有条件和时机也要通过电子媒介倾听她们的心声和意见，以外国人外族人的他者视角来看待异域异族的异文化，具有民族志的科学客观性。

很多学者拥有一手资料，能否打破个人专享实现资源共享？政府要想办法，先做思想工作，做不通可以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前提是生态博物馆要建好，要成规模要正规，专家奉献出来的资料能有一个放心之所。那些原生态的、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包括图像、音频、视频）要加速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是抵抗女书文化被遗忘的技术方式”，建立电子档案馆，为女书文化的历史复原提供摹本，为后世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惠及社会和全人类文明。

（四）实行嵌入式开发，通过“雅俗文化群”展示女书文化

江永生态旅游文化的景点是浦美村的女书博物馆，两层木质结构。一楼外环是图片展示墙，二楼是实物展览馆，记录了有关女书的历史、传说、传人、作品。保护女书不仅仅是将女书文物、影像、图片文字留存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形成一个立体、动态的保护机制。或可尝试与学校（如湖南科技学院，地处永州）共建女书博物馆，落户学校，既加强了宣传又可得到较正规管理。

如果说女书有开发的潜力，那么就是与传统手工织染技艺相结合，将女书及女书图案融入到织绣作品中。因为最初的女书代表着神秘的、抗争的，今天的女书商品过于低俗化，采用现代工业批量加工出来的产品与女书的个性极不相符。

本文认为成都的宽窄巷子和锦里、杜甫草堂、武候祠是雅俗文化结合的典范，当然成都做为大都市的人口优势和文化优势具有无法比拟性，但其城市旅游“慢文化”主题鲜明、凸显个性的创意、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俗文化中的融合、民族文化产业链的延伸都渗透着智慧的光芒。这可以为江永女书文化的传承和生态旅游的打造提供启发，是否周边环境具有可开发的潜力、是否有足够的客源保证投入的正收益、是否女书文化可以部分迁移“嵌入”永州柳子风情街或省会长沙，是否可以与其他文化形成雅文化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