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子刊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翻译如“担水上山”，浅谈汉日同形词汇的翻译
——以「義理」为例

柯子刊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往往要求具备“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其中，翻译能力被认为是重中之重。严格说来，一国语言不可能与他国语言完全对应。要做到正确的翻译，仅仅知道词汇的含义是不够的，需要将词汇放在社会文化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日语长期以来受汉语影响颇深，日语中有许多词汇与汉语同形，此时的日译汉必须考虑日本社会和文化。本文，想就与日本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且很难译为汉语的「義理」一词作一探讨。

义理;人情;生活规范;社会关系

一、先行研究

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语言是文化的反映，翻译中译者面对的最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王佐良曾说“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义理”是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是日本人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必须遵守的准则。“守本分”、“受人恩惠，必须报答”是“义理”的核心思想。中国的义理观念和日本的义理观念不同。“义”在中国汉朝表示“人应该履行的正确的道理”，仅仅属于语言范畴。到了宋朝，“义理”则为“道德原理”，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中国的“义理”强调的是君臣主从间的人伦，因此带有“普遍主义”、“个别主义”这一双重性。日本的义理观念是在近世初期，由日本风俗和宋学的“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在日本形成的“义理”概念因与“人情”概念紧密结合而失去了其原来具有的普遍主义的一面，成为了“对谁的义理”这样一种个别主义性格的社会规范。下中邦彦曾指出这种义理观念的变化是“儒家的义理观念在慢慢渗透到与中国不同的日本社会和风俗的过程中产生的”。

由此可见，“义理”一词原本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现代汉语里也有“义理”一词，两词同形，但意义并不吻合。笔者在进行译文对比时发现，「義理」一词大多直接译为“义理”，也有译为“情理”、“情义”等，可哪种译法都给人以不充分之感。查阅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对“义理”进行论述的论文并不多，且没有这方面的对比研究。鉴于此，笔者想对汉日语“义理”一词进行分析，并结合「義理」一词的翻译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二、日汉语中“义理”的含义

一国语言译为他国语言，首先必须掌握词汇的准确含义及其文化含义，从日本几本权威词典中理解「義理」一词。本节选用的日文词典为两部:《广辞苑》(第六版)和《大辞林》(第三版)。

「義理」一词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道理;二是在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羁绊。《汉语大词典》对汉语中“义理”的解释:

(1)合于一定的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

(2)指讲求儒家经义的学问。

(3)称宋以来之理学为义理之学。

(4)文辞的思想内容。

(5)有道理。

由此说明，汉语中的“义理”在中国历史社会变迁过程中，虽然意义有所改变，但主要还是以学问为主，以道德观念为主。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联系并不紧密。和日语中“义理”强调的契约似的社会意识大相径庭。

三、日本社会文化中的“义理”

“义理”是日本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类似于契约性质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关系进行限定的一种社会规范。“义理”意味着当事人必须对他人的好意进行偿还，意味着对主君、近亲、他人、远房亲戚等持有的义务。这种好意是为恩情，是“义理”成立的必要条件，也即是说，“义理”是以“恩”为契机结合在一起的互帮协助的关系。总体来说它就像一种“债务”一样，这种“债务”被认为只要求偿还与所受恩惠数量大体相等的东西。但是在近现代，日本人把它理解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即使讨厌也仍然必须履行的义务。

“义理”中，最为重大，最为传统的是武士对主君，以及武士对同僚的关系。“义理”不仅仅是武士的道德规范，还是社会所有阶层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因此，在与人交往过程中，“义理”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这只是江户后期的“义理”，也是全盛期的“义理”。随着时代发展，“义理”的强制力在逐渐减弱，不再具有像封建社会那样足以“杀人”的强制力。现代社会的“义理”，是让人际关系更为和谐的一种手段。当然，从“即使讨厌也必须履行”这点来看，“义理”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义理和人情”学者向来研究很多。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理解“义理”大有帮助。日本著名心理学家土居健郎在『「甘え」の構造』一书中，从「甘え」这一概念入手，认为“义理和人情”是有机的整体。所谓“人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做什么事都要符合人情。而“义理”则是人为产生的一种关系。这个人不是自己家里的人，也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但是跟这个人交往，令人有一种与家人或自己人交往的感觉，于是这种感情就被称之为“义理”。当你与其他人办事或相处时，不论他是天皇还是上级，不论是同事还是客户，你都有一种“义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日本社会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义理”是指一系列的美德，是做人应该遵循的道理，是保持人的名誉不受玷污的行为，当它与“人情”对立时，优先选择的是“义理”。

“义理”还和日本“耻”文化紧密相连。日本封建社会中孕育出了特殊的社会意识，其中就有“惜名”、“知耻”这一行为规范。“名”和“耻”自古就有。现实生活中，作为人际交往的一大特色，日本人尤为重视“名”和“耻”。借用本尼迪克特的话，“日本人以他人的判断为基准来制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如果不行“义理”，就会被人认为是“不懂义理的人”加以看待，就会在他人面前丢脸。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履行“义理”。

四、“义理”的日译汉

「義理」在日本传统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试举以下两例:

1.「では、一つだけ頼みがある。聞いてくれんか。」

「それはもちろん、あなた様へは義理がございます。なんなりと……」

2.なるほど、啓ちゃんは働きが無いかも知れんけど、その働きの無い人に店の品物まで取るようなことさせといて、今になって義理が無いなんていえるやろか。

以上两例是「義理」一词的典型用法。但如果把日本社会的典型的文化因素加进去，是不能完全译为汉语的。查阅《日中辞典》(小学馆/商务印书馆)，对「義理」的释义是:情义，情面，情分，人情;正义;情理，礼节。查阅《日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讲谈社)，对「義理」的释义是:情理，道理;亲戚关系。与血缘关系相同的亲属关系。夫妇双方的亲属关系;情面，情分，情义，情理，不得不做的应酬。无论是哪本辞典的释义，都让人觉得有所欠缺，用日语表达即为“どうも雰囲気が違うような気がする”。另外，还有译为“有恩于我”“欠……人情”，这些都是根据上下文语境进行的翻译，并不能成为准确的翻译。以下中日对译语料库中，选取几部文学作品中对「義理」的翻译，加以分析。

先看夏目漱石『坊ちゃん』的译例:

原文:

清は今に返すだろうなどと、苟めにもおれの懐中をあてにはしていない。おれも今に返そうなどと他人がましい義理立てはしない積だ。こっちがこんな心配をすればする程清の心を疑ぐる様なもので、清の美しい心にけちを付けると同じ事になる。返さないのは清を踏みつけるのじゃない、清をおれの片破れと思うからだ。

译文1:

阿清也不会老记挂着这件事，时刻揣摩我的心思:“快还了，快还了。”我呢，也不打算马上还她，使她觉得象对待外人一般。如果我老惦记着这件事儿，那就等于怀疑阿清的一片诚心，给她纯洁的心灵涂上污点。我不还钱并不是想欺负她，而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一般看待。

译文2:

清婆从来也没想过不久俺就要还她，她压根儿也没有算计过俺的钱袋。俺也决不想象对待外人似的，对她搞什么客气。如果俺这里越是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那就等于不相信清婆的真心，等于玷污了清婆的美意。俺不还她，并不是瞧不起清婆，而是因为把清婆看成是自己人。

译文3:

阿清婆根本不会盯着我的钱包，想着“他快还了吧”之类的事;我也不想做“把钱还给她吧”那种帐目清楚的见外事。如果我有这种担心，便是怀疑了阿清婆的一片好心，等于玷污了阿清婆美好的心灵。不还钱决不是欺侮阿清婆，而是把阿清婆看作我的骨肉。

这三段译文都没有将「義理」直接译出，而是根据上下文做出了解释。译文1略去了“义理”，也没进行补充说明，只是简单地处理为“对待他人一般”。这样一来相比原文，与“阿清”的关系就淡得多。译文2译出“决不像对待外人似的”，还补充了一句原文所没有的“对她搞什么客气”，这样就确定了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不是一家人，但相处得跟一家人一样，家人之间不需要客气。此译法既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较好地阐释了“义理”的含义。译文3则解释得更为清楚“账目清楚的见外事”，重点在“见外”一词，日本社会本来就有内外上下之别，家内和家外是两个不同概念。“见外”一词可以说准确地传达了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也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如此一来，译文3就做到了没有加译便达到译文2的效果，可谓比译文2要更胜一筹。

再看大冈升平『野火』的译文:

原文1:

「いい加減でほっぽり出したらいいじゃねえか。ああまでいわれながら、彼奴の世話をする義理もねえだろう」

译文:

“你干脆把他丢下不管不就得了?他那么训你，你也没必要再照顾他了吧。”

这段原文是句对话，很短。译文中没有将「義理」直接译出，而是根据语境译作“没必要再照顾他了吧”，这么译是贴切的，可汉语中的“没必要”范畴可大可小，即可指社会层面的含义，也可理解为个人行为。从上下文来看，我们不能读出说话者是出于哪种考虑“不再照顾他”。这给中文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而根据原文理解，说话者应该是站在社会层面上说出这句话。

原文2:

「義理はねえが、彼奴と別れて、どうも俺には一人でやって行けそうにもねえ。彼奴の煙草がなくっちゃ、早い話明日食うものがねえもの」

译文:

“那倒是，不过离了他我好像也会活不下去，没有他的烟叶，往早说，明天我就得挨饿。”

原文2其实是原文1的下文，这两句本是一组对话。笔者在此没有将两句放在一起加以分析，是想从另一角度探讨同一语境下反复出现“义理”时怎么译才更为恰当。本句译文中“那倒是”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代上文所说的“没必要再照顾他了”。由于上下文的关系，译者在这里才将「義理」处理为“那倒是”。译者这种处理方式无可厚非，对语境的把握可谓恰当，而且是很地道的口语形式。可仍然反映不出「義理」一词的社会规范性。其实，如果此处译者换种说法，例如“我不欠他什么”，这么一来，结合上下文的翻译，离日语中“义理”一词含义就增近不少。

以上译文皆出自名家之手，为行文需要，隐去译者姓名。从以上译文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怎么翻译，怎么根据上下文语境对译文进行处理，都很难将日语“义理”的社会性和强制性翻译出来。因为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没有这方面的强制性要求。中日文化背景不同，词汇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不同，只能根据具体语境具体处理。在翻译中，对待文化不可译现象，我们不可能一味加以解释，加注释，那种译文的可读性就大打折扣，只要尽可能贴近原文即可。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日语中「義理」一词的探讨，考察了「義理」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含义。在日本社会，“义理”是人际关系中最受重视的社会规范。日本人并非出于本义，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报恩，不得不履行“义理”。汉语中虽然也有“义理”一词，可主要以学问为主，集中在讲道理。中日两国社会环境和道德规范不同，以至于两国“义理”虽有部分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因此，将蕴含着丰富社会文化背景的「義理」译为汉语是比较困难的。笔者通过查找中日对译语料库，发现很多情况下，译者并未对“义理”一词进行处理，直接译为中文的“义理”，这是不恰当的。以上正文部分并没有举出这样的例子，而是列举了对“义理”进行灵活翻译的例文。可还是没有完全传达出日语“义理”的本来面目。

文学翻译中的确存在着不可译性或者说可译性有其限制。正如德国叔本华论翻译时所说“如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

谱之乐曲”，伏尔泰也曾言“倘欲从译本中识原作面目，犹欲从刻板复制中睹原画色彩”。因而，文学翻译不可能传达所有必须传达的内容，而只能在可能传达的内容范围内做出最佳选择。正如上海译文出版社日文编辑沈维藩所言:“翻译好比担水上山，山高路陡，水总要洒一点儿出去——不但要看洒了多少水，更要看担上去多少水。”我们比较中日词汇背后的文化背景，目的不在于探讨其不可译性，而在于如何更好地传达原文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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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