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话语权博弈视域中的国家文化形象建构

陈永斌在2015年1月2日的《光明日报》的《理论·实践》版撰文认为,文化话语权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体现。在日益严峻的意识形态渗透与产业竞争过程中,国家文化形象建构对于我国的文化发展、政治交流和其他领域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文化话语权博弈呈现出白热化状态,话语渠道、话语方式、话语内容等发生着深刻变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渠道的分化。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组织学术合作项目等传统方式传送其价值观；另一方面,其更注重利用微博微信、虚拟网络社区等新媒体平台或者新生社会团体等拓展其传播覆盖面。

二是内容的分层。西方敌对势力改变了过去直接宣扬其政治观点的做法,而是根据新时期我国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受众的知识结构、文化审美甚至从业布局等方面分层次设计传播内容及传播策略,对意识形态内容的包装输送更具有隐蔽性、蒙骗性。

三是主体的泛化。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进行话语权博弈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主体迁移,将原有培植典型话语中心与话语代理人的方式转换到非显性的、基数相对较大的、分散性的意见领袖群体的培养中。

四是议题的吸附。议题吸附使西方敌对势力在实现文化话语权博弈“分散化”和“落地性”的同时,始终保持对重点、热点议题的聚焦度,意图谋取在重大事件中的机会空间。比如,对于中国严厉惩治腐败、加强作风建设等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进行具有一定诱导性的异读。

作者认为,基于上述挑战,我们应在文化话语权博弈视域中积极思考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策略,建构以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自觉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传播,牢牢掌握我国文化话语权。

(文革 摘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