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小勇

（贵州大学，贵阳 550025）

引言

近年来，贵州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发展速度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之首，2013年，贵州省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12.5%，排名全国第一。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不临江、不临海、不临边的省份，贵州省经济的发展长期依靠投资和消费的“二轮驱动”拉动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000年以来，贵州省最终消费提升快速，但投资的力度更加强劲，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额的此消彼长，导致贵州省消费率逐年下降，“十一五”期间由81%下降至63%，“十二五”时期的2013年则下降至56%。针对消费率不断下降的问题，贵州以扩大消费为出发点，以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重点促进便利消费、实惠消费、热点消费、循环消费、安全消费，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当前贵州消费出现疲软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农村消费不足，城乡消费差距过大，扩大贵州消费的重点、难点也在农村。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根本性因素，由于收入差距导致的消费差距成为制约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收入来源的四个方面对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旨在为缩小贵州省消费差距，扩大内需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储德银、经庭如（2010）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城乡比较视角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发现：收入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而收入分配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程度基本相同。侯石安、赵和楠（2012）根据收入构成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2—201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收入来源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经营净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小，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显著；对农民而言，工资收入所产生的消费效应最大，然后依次是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郭毅、李爽（2014）应用LMDIⅠ方法对北京市2001—2012年居民总消费的增量进行了结构分解，得到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北京市总消费的影响，进而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面板回归等方法对分解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得出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未对北京市总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二、贵州省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差距现状描述

从消费总量来看，1996年，贵州省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78.16亿元，农村为55.32亿元，农村消费总额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到2013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 954.22亿元，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412.02亿元。到2013年底，贵州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2%。也就是接近总人口2/3的农村人口只消费了全省17.4%的商品。

从人均消费来看，1996—2013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1996—2013年，贵州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由3 572.78元上升至2013年的13 702.87元，增长了3.84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996年的1 068.09元上升至2013年的4 740.18元，增长了4.44倍。

根据下页图可以看到，贵州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绝对数是逐年加大的，2003年以后，这个差距扩大的趋势比较明显。

贵州省1996—2013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单位：元）

影响消费的主要是居民收入水平，构成居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有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1996年，这一差距为2 720.96元，到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 3702.87元，后者是前者的5.04倍。另外一个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是转移性收入，2007年以前，贵州省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都不大，经过2007—2012年的短暂扩大后，2013年又有了缩小的趋势。财产性收入差距在贵州省相对都比较小，差距最大2013年为497.88元。作为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经营性收入差距由于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放缓而逐渐变小，到2013年，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已经超过了农民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调节作用也逐渐弱化。

三、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取样本为贵州省1996—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1997—2014）。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记为yt，为贵州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减去农民消费支出；同时，解释变量假设为：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减去农民工资收入），记为x1，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减农民经营性收入），记为x2，转移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减去农民转移性收入），记为x3，财产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减去农民财产性收入），记为x4。由于能查到的贵州省收入水平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是从1996年开始，因此本选取了1996—2013年的数据，为了消除价格水平的影响，本文把1996年作为基期，将原始数据按城乡的消费指数调至基期相减，就得到了各个变量。本文的数据处理是在Excel2003、Eviews7.0和SPSS17.0完成。

为了分析居民个收入组成部分的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的基础上，把模型设定为：

（2）式中，βi表示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t=1996，1997，···，2013，μi为干扰项。

根据整理的数据及（1）式，运用Eviews分析软件对各个收入差距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整理的结果呈现（见下表）。

模型估计结果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估计效果还是很好的，DW=1.799，比较接近于2，F统计量的概率近似于0，R2达到了0.996，调整后达到0.995；同时，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概率都在5%以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转移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扩大具有拉大效应，而经营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增加1元，则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0.612元；工资性收入差距每增加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扩大0.602元；财产性收入每扩大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扩大0.425元；经营性收入差距扩大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缩小1.514元。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是由于我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而农民的主要来源是经营性收入，因此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农村比城市高）差距较大，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农村较为健全，转移性收入差距也较大，城乡财产性收入普遍不高，差距不大。

结论与建议

1.拓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渠道，增加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最大，经营性收入是贵州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利于扩大经营性收入差距，从而抑制消费差距的扩大。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而城镇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迅速，经营性收入差距变小，对消费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减弱。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经营环境，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健全农产品生产经营风险政策，提高和保障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鼓励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拓宽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渠道，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2.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落后，覆盖范围窄，是导致贵州省城乡转移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就必须缩小城乡转移收入差距。首先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保机构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险等制度后，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加其转移性收入，最终增加生产投入，增加收入，扩大农民家庭收入。其次，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救济等转移支付形式，调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3.缩小工资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最大的，因为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此，而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因此，要缩小工资性收入差距的难度较大。政府应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城市打工，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同时出台加快山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4.完善金融体系，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贵州农村主要是依靠把资金存入银行而取得利益。金融体系落后，金融工具概念不普及，导致很低农地区农民手中的资金找不到合理的出路，财产性收入普遍偏低是整个贵州省的真实现状。因此，应加快金融体系的建设，增加居民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

[1]储德银，经庭如.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4)：99-105.

[2]侯石安，赵和楠.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构成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6)：28-34.

[3]郭毅，李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居民总消费影响研究——基于LMDI方法的北京市各县区数据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94-102.

[5]张展，尹华北.转移收入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消费经济，2011，(5)：12-15.

[6]朱琛，张月朗，王向楠.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研究——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2002—2009)[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30-35.

[7]贵州省统计局.贵州统计年鉴(1997—201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