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统

(宜宾学院 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7)

少数民族音乐史料发掘和整理的现状和构想
——以川南僰人音乐史料整理为个案

刘宇统

(宜宾学院 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7)

我国悠久的音乐文化是各民族音乐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吸收的结果，其中少数民族音乐为我国音乐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回顾我国中原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聚焦建国以来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整理、发掘和建设成果和成功经验，对我国在新世纪继续发掘和梳理少数民族音乐史料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意义主要在于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多学科理论的融合和借鉴方面把握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研究的未来趋势。

少数民族音乐史料；发掘；整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音乐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音乐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以及文化价值而成为了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并同时由于其多元、丰富的特点使我国的音乐在其中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交融，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血脉和灵魂。而由于我国不同民族发展在时间上所存在的差距，就使得这部分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都具有其独特的一面，做好对这部分民族音乐的掌握以及史料的整理，则是我们继续开展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环节。“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来说，其是我国中原原有的音乐、外国音乐以及四域音乐这几部分音乐经过不断的融合以及交流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四域音乐可以说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开端，其主要是指我国长江地区的楚文化、西北丝绸之路文化以及珠江范围的粤文化等等。”[1](P190)中原文化的发展历史同样悠久，其在我国二千年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得到了较深的交融，通过相应的文献记录得知，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就已经开始了音乐文化方面的交流。而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过程中，外国音乐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外国人员以及外来乐器的使用也为我国的音乐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佛教兴盛的汉代为例，当时印度方面的天竺乐以及印度教乐就已经传入到了我国境内，并对我国当时的少数民族音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发展是经过多方面因素共同交融形成的。

一、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料发掘和整理的现状

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其独特的民族发展历史以及同其他民族不相类似的音乐传承，可以说，缺少历史的民族是不存在的，这对于音乐领域发展来说也是一样。而在我国不同民族现有音乐类型的调查工作不断的深化以及拓展的同时，我国民族音乐历史发展以及历史渊源等进程进行研究的课题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使少数民族音乐历史在我国音乐舞台中所具有的地位也逐渐升高，这就使得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研究的课题已经成为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个重要亮点。

(一) 史料发掘

对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现有的史料来说，相对于汉族的音乐史料相比是较为匮乏的，这就使得在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对于这部分史料的发掘以及整理成为了对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研究的最基础工程，同时也是我国音乐研究者进一步对于不同少数民族音乐历史所发展的情况以及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少数民族音乐发展历史等著作的重要前提。而要想获得这部分信息，就需要我国的相关研究人员能够全面、细致的对相关历史文献中的史料线索进行更为细致的探寻以及把握。

比如我国藏族著名的学者萨迦班智达关于音乐的著名著作《乐论》，新疆的学者拉穆吉孜在《乐师史》中的注译等等，都能够体现出我国音乐工作者对于少数民族古代音乐史料的重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体现出了这部分重要音乐史料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其中，《乐论》这篇著作是我国目前所知西藏民族关于音乐方面的最早一篇著作，其不仅仅是对于我国西藏这个民族音乐艺术发展过程以及理论、实践相关的重要专注，同时在其中也非常丰富的对我国西藏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重要、具有深刻的价值的材料进行了记录，并且其中也具有很多来自作者的独特见解，所以说它在我国是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而在另一篇记录新疆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乐师史》中，则更是对在我国19世纪附近的维吾尔族音乐家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音乐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记录，这对于我国音乐历史研究者们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是我们重要、宝贵的历史发掘来源。

(二) 渊源探索

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从目前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研究开始，到对于这部分民族音乐的回溯研究，不仅是我国目前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自身所具有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对于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经过不断深入之后的一个发展走向，使得我国现阶段对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寻踪溯源成为了更好开展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支撑。在这类课题的研究中，不但具有单纯依靠特定音乐品种来进行研究的侗族大歌发展历史研究、花儿曲的民族署名辨析以及维吾尔木卡姆形成发展史等等特定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起源，同时也具有少数民族音乐历史发展的音乐起源、发展兴衰和民族音乐同当时社会情况的联系等方面的研究，这就是在音乐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音乐同人民、音乐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对于这部分角度、对象都存在较大不同的选题以及论述来说，都会很大程度的对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了借鉴，从而能够有效的将民族文化的历史及其目前发展的现状进行有机的联系，并能够以更为综合的方式将其所研究的民族音乐、歌舞和乐器方面的特点、历史以及其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衍变情况进行探索，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将整个民族音乐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线索以及脉络进行良好的掌握，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对不同民族音乐发展的文献撰写以及相关材料建设等等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会为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以及整个中国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和材料。

(三) 音乐史建设

在20世纪我国音乐的研究领域中，以汉族音乐发展及其它相对专业的音乐发展为主要线索而编写的我国古代音乐史以及近现代音乐史，可以说是我国自音乐历史研究以来的一项重要成果，并且由于上述两篇著作的出现也使得对于民族音乐历史的研究成为了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领域。经过一定的统计，我们可以得知，在20世纪约100年的时间内，我国已经大大小小出版了数十部类似的著作。但是在我们看到这部分成果的同时，也需要能够认识到关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发展史学材料还是相对较少，一直到20世纪末期才开始有相关的著作出现，而这也正是我国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项重要里程碑。

从1991年，我国就已经将编写一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课题正式提上了一项重要日程。而就在1991年的4月份，我国北京就正式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编撰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根据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相关课题的编撰以及立项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我国1993年在辽宁抚顺、1995年在广西南宁以及1997年在贵州贵阳等召开的相关会议也都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作为了会上的重要议题，并得到了会上代表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时间发展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参与到相关科研项目的音乐学者就已经开始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编撰情况、我国音乐舞台中少数民族音乐的地位以及实际音乐史撰写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都发表了关键性的意见。

1998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正式在北京出版，一共设有22个章节，可以说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总史，其中的每一个章节都对我国音乐领域具有独特特点的民族历史所经历的音乐发展情况进行了一定的介绍总结，一共涉及了仡佬、壮、瑶、仫佬、毛南、京、畲、高山、朝鲜、鄂伦春、赫哲、蒙古、回、土、裕固、维吾尔、白、傣、布朗、德昂、侗、水等一共22个民族，可以说就是这22个具有独特民族音乐历史的合编。这篇著作是我国第一部将单一的民族历史撰写成册，并将其统编成一部书的音乐史著述，它的出现，有效地填补了我国音乐史领域中历史著述的空白，在我国音乐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年，《蒙古族音乐史》也得到了出版，这是一部单一民族的音乐发展史学”[2](P4)，对于蒙古音乐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从部落时期开始，一直写到了新中国时期，“对于蒙古民族音乐从各个角度如音乐、乐谱、文化以及当地民族的社会、文化以及风气等关系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剖析，在我国民族音乐史中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3](P44)

二、川南僰人音乐史料个案研究

四川南部(现宜宾市)是僰人曾经的活动区域，有大量的僰文化遗存。根据珙县县志记载以及僰人岩画中的音乐舞蹈图像可知僰人是一个对铜鼓情有独钟并且热爱舞蹈的民族。198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题展览“悬棺之谜展览”曾轰动一时，让川南悬棺文化驰名中外。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媒体单位、考古文化部门和当地政府曾在1974、1984、2002年以及2012年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发掘和维护活动，积极对外宣传僰人文化及其保护现状。更有历史学家大胆地称僰人为第57个少数民族，当地政府也积极组织了专门的“僰文化艺术节”，呼吁社会关注并保护僰人文化。尽管这些后续宣传好似从来不曾间断过，但都没有能再现20世纪80年代僰人文化研究曾经的辉煌。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该文化遗址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有人认为是经费投入不足，宣传力度不够；这些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学术研究这个层面上讲，制约僰人文化研究深入的原因应该更在于其研究资料的匮乏。僰人音乐研究方面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亟待系统整理和考订。由于对僰人文化音乐图像的持续关注和研究，笔者对僰人相关文献包括音乐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现对其文献特征和整理情况总结如下。

(一)早期僰人史料整理的特征——描述、宣传和考古专项研究为主

由于僰人是一个被明代朝廷作为叛乱族群剿灭的民族，因此关于它的记载在明代戛然而止，这个“先天性缺陷”使得僰人早期的史料非常缺乏。随着20世纪末，僰人悬棺先后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考古发掘活动为背景的资料加工工作初步兴起，主要有资料汇编、图册、影像视频资料等不一而足。鉴于考古材料样本的单一性，这些资料往往是描述性的资料和宣传性的资料，不能算是专门性的史料。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尝试对僰人的历史进行考证和梳理，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二)僰人史料研究的新动向——以基础性史料汇编为主

2008年，珙县政府发布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通知》(珙府发〔2008〕3号), 把僰乡猪儿粑、僰人民间传说、僰人蒟酱、僰人故里镂印版画、僰人岩画、僰人赛神节等写入了珙县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借这股东风，笔者和僰文化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黄华良一起爬梳文献，最终付梓了《明平蛮文献译注》、《僰人口头文献记述》、《僰人悬棺诗词联赋选注》三部书稿，集中对僰人基础性文献进行了辑录、注释和译校。在这些文献中，有一些音乐史料存在，还有待进一步进行专门辑注。2014年笔者还承担了四川省教育厅的项目《四川珙县麻糖坝岩画中的音乐图像研究》，其最终成果是一本专著，它既是僰人音乐研究的专题资料性质，又是针对性的研究资料。

三、未来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研究构想

(一) 坚持实地调查理论以及方法运用

在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研究的过程中，需要能够坚持通过科学的理论来联系实际情况，并更加注重对于各民族史料资料的积累以及实地考察，从而更好的将理论进行深化的应用。经过我国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的不断努力，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相关音乐资料目前在我国的各个音乐历史研究部门以及高校的音乐学院中已经都获得了数量非常可观的储存以及积累。而在这部分资料的编排过程中，也都能够较好体现各个民族自身所具有的特点，音乐工作者也能够利用这部分特点来树立起强烈的目的性、专门的科学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乐志课题成果的出现也使得我国目前研究课题多样化的特点得到了良好的体现，更多的音乐调查者们在进入到某一特定民族的环境中进行研究时，则也需要能够及时的将自身的工作以及方法转变为特定民族的理论，从而在这种特殊的理论以及氛围下开展调查工作，能够更好的体现出学科所具有的鲜明色彩。

(二) 多元文化视野扩展

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来说，其是一种突出文化形成的显现，再加上我国部分音乐研究人员所具有的音乐文化观念的树立，也使得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存在了一种多元文化的视野扩展。而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文化视野扩展的特色则主要体现在我国民族音乐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局部研究逐渐得到了整合，并从静态的方式一点点元变为动态化的形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单一民族文化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正是这种民族文化课题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形成，显示出了我国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拓展。”[4](P98)尤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其也昭示着我国文化多元化走向发展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期，对我国民族音乐研究中所需要的前沿性以及时代性特征进行了强调。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音乐历史的国家，而对于历史文化同样非常悠久的民族而言，也只有在以科学的方式对其民族所具有的音乐文化来源、音乐文化构成以及音乐文化历史进行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的对该民族的音乐地位、音乐文化以及音乐价值进行正确的估计，而这也正是我国未来对于少数民族音乐进行研究所需要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 多学科基础理论的融合与借鉴

我们知道，“对人类学科中的不同分支如宗教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学等一系列成熟学科中已经具有的研究方式以及科研成果进行良好的融合以及借鉴，从而通过这种方式在帮助我们少走弯路的同时也能够对该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具有更好的认识以及理解，这也是我国未来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特征。”[5](P113)虽然说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从最初的研究阶段开始就一直受到我国文化以及人类等学科的影响，但是其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借鉴还是较为片面，而在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就需要能够在此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的对这部分学科的现实情况以及未来走势进行跟踪以及借鉴。而这种融合以及借鉴的过程中，也包含着许多民俗、宗教以及社会等学科中的理论成分以及具有文化传播学理论等知识的应用。“比如在我国《“潮儿”现象及“潮儿”音乐》这篇文章中，作者也较为明确的提出了该地区音乐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当地文化传播模式的影响，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则正是在当地民族文化的不断考察、不断研究以及文化残存的探索过程中所形成的、任何一方面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观点都是不可忽视的，进而得出了关于“潮儿”研究的崭新见解。[2](P4)可以说，“对于民族音乐历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单纯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而需要同时能够对该民族音乐的人文、社会等一系列环境情况进行共同的理解。而这就需要我们在对民族音乐研究的过程中能够更加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6](P112)。少数民族音乐是我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研究也是对我国音乐发展历史的重要研究基础，在今后少数民族史料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借鉴以往经验，看清未来趋势，从而能够在良好联系史料的基础上使我国的各民族音乐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1]张雄.关于萧友梅逝世的几项史料[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1)：190.

[2]莫尔吉胡.“潮儿”现象及“潮儿”音乐─试论阿尔泰蒙古古音乐文化圈(上)[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1)：4.

[3]松波尔,布特勒图.萨满教对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影响[J].中国音乐,1999,(4)：44.

[4]王晓平.民族音乐学的灵魂、内核、理想与基石——“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专题评述[J].中国音乐,2009,(1)：98.

[5]高厚永.纪念南京艺术学院召开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30周年[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0,(3)：113.

[6]冯伯阳.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满族萨满音乐——对萨满音乐的价值判断[J].音乐研究,1997,(2):112.

2095-4654(2015)03-0144-04

2014-11-06

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四川珙县麻糖坝岩画中的音乐图像研究”(14SB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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