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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许衡研究述评

2015-03-17田海林,许倩

关键词:理学家许衡元代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2015年9月

Journal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16,No.3,Sep.2015

三十多年来许衡研究述评

田海林,许倩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358)

E-mail:xuqian1591@163.com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元代大儒和重臣许衡的研究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关论著不断出现,审视角度新广,研究全面展开。无论是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还是关于许衡生卒里籍考辨,抑或是对其在儒学、理学、教育、天文历法、政治和文学等方面的专门研究,都有斐然可观的成果,社会各界特别是许衡故里河南省焦作市对许衡的相关纪念活动也陆续隆重举办。凡此等等,都使许衡这一人物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为许衡文化的弘扬提供了契机。但更应看到的是,学术界对许衡研究的局面虽已打开,但薄弱点和空白点多,很多争议点仍未得到解决,许衡研究及许衡文化的弘扬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元代;许衡;理学家;天文学家;教育家

收稿日期:2015-06-05

作者简介:田海林(1962—),男,河南内黄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7

Summary of Research on Xu Heng in the Late Thirty Years

Tian Hailin, Xu Qian

(SchoolofHistoryandSocialDevelopment,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358,China)

Abstract: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Xu Heng, the Confucianist and senior minister in Yuan Dynasty,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academia, therefore, a great number of research essays and works with new perspectives coming out: coll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studies on Xu Heng’s birth, death and native place, studies on Xu Heng’s contributions to Confucianism, Neo-Confucianism, education, astronomy and calendar,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Several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were also hosted in Jiaozuo of Henan province which was Xu Heng’s hometown. Xu Heng’s social influence gradually increased, which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Xu Heng cultur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grey area in the past research and many controversies are yet to resolve.

Key words:Yuan Dynasty; Xu Heng; Neo-Confucianist; astronomer; educator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学者称之为“鲁斋先生”,配享孔庙,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元初曾多次蒙忽必烈召见,历任京兆提学、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并参与制定了元朝的官制、礼仪和《授时历》,有《许文正公遗书》传世,是金元之际著名理学大师、政治家、教育家和天文学家。元人赞曰“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下”,明代大儒薛瑄则称其为“朱子后一人”。尽管《元史》和《宋元学案》对许衡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载,但由于种种缘故,晚清以来至民国年间甚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除了柯绍忞所著 《新元史》有相关记载之外,学术界关于许衡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这与许衡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学术界对许衡的研究逐渐呈现繁荣局面,相关的学术论著较为丰富,但迄今竟没有一篇像样的学术史综述。本文作者之一为许衡第23代嫡传后裔,为了给海内外广大研究同道提供承先启后的学术借鉴,谨以拙文尝试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术界关于许衡的生卒里籍、政治作为、教育成就、天文学造诣、著作风格和理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对已召开的相关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活动进行总结,以呈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术界对许衡研究的整体状况。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如对相关学术论著的点评有不到位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许衡遗著、生卒、里籍及综合性研究

许衡作为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生前并没有故意为自己的著作结集,这也是秉承孔子的“述而不作”儒家学术传统而为。但由于其在元代学术思想界的重大影响,其著作由后人整理重编,版本较多,情况复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许衡著作的研究和整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对于许衡著作的整理,现行出版的点校本共3种:一是王成儒点校的《许衡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东方版”),二是淮建利和陈朝云点校本《许衡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中州版”),三是毛瑞方、谢辉和周少川点校的《元代别集丛刊·许衡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吉林版”)。其中,“东方版”是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鲁斋遗书》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而成,对许衡传世的著作“广为搜罗、精心整理”[1],该版本问世最早,自有开创之功,但存在一些标点符号错误[2];“中州版”则为了追寻许衡著作的历史原貌,由清而明,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刊行、由怡愉编辑整理的《鲁斋遗书》为底本,并充分参校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鲁斋遗书》等其他版本编篡而成;而“吉林版”,作为晚出的最新版本,亦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刊行、由怡愉编辑整理的《鲁斋遗书》为底本,集前两种版本之大成,在文献校勘上相当精审。上述3种许衡著作汇集点校本的陆续出版发行,无疑为下一步的许衡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文本便利。

在对许衡著作版本和流传情况的研究方面,申少春的《许衡著作及其思想研究》一文[3],对许衡著作集所收录的内容以及版本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但仅选取收录许衡文章比较完备、重要和流传较广的两种集子《鲁斋遗书》和《许文正公遗书》,显得不太全面。许衡后裔许红霞的《许衡著作考述》[4]和毛瑞方的《〈许衡集〉版本考》[5]两文,在研究许衡文献上很有参考价值。许文按照时间顺序,论述了许衡著作在元明清时代的刊印与流传情况,考察了现存的版本及馆藏,并指出了许衡与他人的合著之作和以往误传为许衡所著之作,可以说全面如实辨明了许衡著作刊印流传的原貌。毛文则在按时间顺序考察许衡著作流传的基础上,结合各版本具体内容,将历代流传的许衡著作归纳为三个版本系统,对其著作进行了综合分析。因此,将许文和毛文结合起来,再对照现行3种许衡著作点校本中对其著作的分析,就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许衡著作和流传的情况。

总体来看,已有的对许衡著作的研究与整理,理清了其著作的流传情况,为阅读其文献、研究其生平、考察其成就、探析其思想、树立其传承、评价其贡献和给出其历史定位,提供了历史文献学的起码学术便利。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一基础性研究还有待深入。首先,许衡著作流传历元明清,版本众多,对于不同版本的优劣,尚未形成共识,如对乾隆五十五年家藏绣版《许文正公遗书》的价值,目前学术界与许氏后裔就尚未形成共识;其次,对许衡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具体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原因的分析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许衡生卒里籍研究,是关于许衡生平的实证性研究。关于许衡生卒日期,在《许文正公世家谱》《元朝名臣事略》《元史》等文献中均有记载。这些历史文献对许衡出生日期的记载有“金泰和九年己巳月丙寅日”和“金泰和九年九月丙寅”两种说法,大概是因为两说的年干和日干相同而仅是月份不同且不便考证而一直存疑,而卒年均为“至元十八年(1281年)三月初三”[6]。不过,研究许衡的相关论著在标注其卒年时,竟然亦出现了差异,有1281年和1282年两种说法,且各执己见,却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笔者仅见到一本书中指出许衡卒年有两种说法[7],但遗憾的是本书也没有做出进一步考证。由此可见,关于许衡出生的精确月份和逝世的精确时间,目前尚且存疑待考。在许衡里籍研究方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题报告课题组《许衡的家世、里籍与主要贡献》[8]一文对许衡生平与家世、里籍和主要贡献等进行了全面研究,在实地考察了许衡墓和许氏家族祭祀祠堂等相关遗存后最终得出结论:许衡故里在今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此调查报告史料扎实、考证严谨、结论可靠。不可忽视的是,马世之先生《许衡里籍问题探讨》[9]一文,亦在考证大量史料尤其是地方志资料的基础上,认为许衡生于新郑、祖籍沁阳、别墅在博爱、故里在焦作。文章史料扎实、结合焦作地区历史地理沿革的考辩严谨,把许衡里籍研究从焦作中站一地推到了更广阔的历史地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许衡作为一代通儒,在政治、教育、文学、儒学和天文历法学等诸多方面均有重要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对许衡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主要有:陈正夫与何植靖合著的《许衡评传(附《许谦评传》)》[10]和许迎春、索全星和许昭虎主编的《许衡故里志》[11]。《许衡评传(附《许谦评传》)》作为著名学者匡亚明先生主编而由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种之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许衡的生平、著述、思想渊源,对许衡的哲学、经济、处世哲学、伦理思想、科学、文化、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均有详尽的介绍和精到的见解,对许衡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判,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研究许衡思想最全面最权威的专著,是“元代哲学与哲学家研究的一部力作”[12]。《许衡故里志》除全面介绍许衡生平与各方面贡献之外,还对其传世著作、历代褒贬、相关遗迹进行了列举,介绍了许衡祭祀活动及许衡故里的民风习俗。总体说来,作为由许衡后裔参与编纂的地方史志著作,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除许衡研究专著之外,中国通史、许衡家乡河南省和焦作市的地方史志类著作中也有对许衡的全面介绍和研究。在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便分“倡鸣程朱理学于北方”、“上《时务五事》疏”、“掌教国子学”、“仕途进退与学术成就”4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许衡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13],肯定了许衡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思想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该书是20世纪元史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也显示了对许衡综合研究的最高水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程有为和王天奖主编的《河南通史》(第3卷)[14],肯定了许衡在政治、教育、文化、科技方面的诸多成就,作为地方史通史著作,尤其强调许衡向忽必列建议推行汉法,在保存中原传统文化之中做出了贡献。邓本章总主编的《中原文化大典·学术思想典·哲学》[15]以许衡的“天道与理、心性思想、修养功夫”的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内容,兼及其教育、政治思想和活动,展现出了中原历史文化名人许衡思想的各个方面,相对于《河南通史》,更加全面和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30年来地方史志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在许衡故里河南省焦作市的地方史志类相关研究成果中,除上文提到的由许衡后裔许迎春和许昭虎参与主编的《许衡故里志》外,杨玉东和程峰所著的《覃怀文化论纲》[16]也给予了许衡充分的关注,在发掘许衡对理学的改造与发展上有重点论述。此外,还有不少与许衡有关的通俗类文化普及性读物出现,如政协焦作市中站区委员会编《许衡轶闻故事集》[17]和张娴征所撰《许衡传》[18],河南省焦作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焦作历史名人·古代部分》[19]中有《元代大学者许衡》《许衡一生重要建树》《元代河朔名医许衎》《许衡长子许师可》《许师敬考述》等几篇文章。凡此种种,既是作为许衡故里的焦作市开始大力弘扬许衡文化的明证,也为外界广泛认识许衡故里和许衡文化提供了便利。

二、对许衡政治建树的研究

许衡一生的主要政治建树,是向忽必烈进言推行汉法,确定元朝立国规模,促进少数民族政权汉化。这方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单位研究元史专家们的相关研究比较充分,学者们基本都对许衡在元朝建立之初制度创设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予以肯定。学术界对许衡政治作为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许衡《时务五事》及行汉法主张的研究。《时务五事》是集中体现许衡主张推行汉法思想的重要文献,全文分“立国规模、中书大要、为君难六事、农桑学校、慎微”[20]3718-37265个部分,中心思想是劝谏元世祖推行汉法。李景旺的《论〈时务五事〉——兼论许衡的汉化思想》[21]一文便对此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认为《时务五事》是元蒙统治者的建国纲领,对其中体现出的许衡汉化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但该文美中不足的是,作为专门研究许衡主要政治文献的成果,没有对《时务五事》具体政治主张的施行效果进行研究和论证,这也是下一步学术研究的突破点。

(2)对许衡仕元合理性的争论。由于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封建王朝,受中国传统“夷夏之辨”政治思想观念的影响,许衡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积极入仕的行为,在明朝和晚清及民国史上倍受争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学术思想解放,再没有出现就此贬抑许衡的论著,学者们在涉及到此问题时大都对许衡给予肯定评价。综观相关学术论著,对此达成的基本共识是:许衡在元代积极入仕的目的,除了为减少蒙元统治者对汉族的杀戮,再就是试图“以夏变夷”,使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民族文化,保存汉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便高度评价许衡的这一贡献:“时至今日,我们在为中华文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曾间断的文明而自豪的时候,最不该忘记一个人,那就是许衡……在(许衡)‘五诏五辞’中,忽必烈一步步走上实施汉法的道路,中华文明也一步步走出危机深重的险恶之境。”[11]98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许衡通权达变仕元的最高评价。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许衡的“华夷正统观念”本就淡薄,这与其出生和成长在金政权的统治下密不可分[22]。其实,对许衡仕元的由贬到褒的学术史转化,折射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发展和中华民族渐趋复兴以及中华民族文化胸襟日益宽宏的深厚历史背景,对此倒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

(3)对许衡“五诏五辞”曲折政治生涯的研究。许衡不仅积极参与蒙元政权,而且“五诏五辞”,政治生涯曲折反复。学者们对许衡有特色的从政经历很感兴趣,相关研究成果有陈得芝的《从五进五退看许衡的角色定位》[23]、徐子方《与道共进退:许衡及其心态》[24]、张帆《〈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25]等。这些成果形成的基本共识是:许衡的反复出仕与忽必烈对“行汉法”态度的转变有密切联系,忽必烈任用汉族官吏推行汉法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其出发点是维护新建王朝的统治,因此在推行汉法的过程中,几经反复,许衡的心态自然也随之变化。也就是说,许衡的政治构想很大程度上在有元一代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实现,而这正是元朝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这是历史的不易定讞。

此外,因许衡独特的社会经历和人际关系网络是其政治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申万里的《元代儒士许衡的社会网络》一文,从严谨的学术考证出发,梳理了许衡的生平,探讨了许衡在讲习师友、官场同僚、教育门徒等方面庞大的社会网络,认为这对于许衡一生尤其是政治实践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26]。另有默书民《许衡门徒考述》[27]一文,可与申万里文章互为补充,亦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为下一步研究许衡的亲属、师友、门徒和朋僚等人际关系网络及“鲁斋学派”等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周少川、罗彧文章《许衡的政治实践与政治主张》,是研究许衡政治作为的新近成果之一,作者在梳理其生平政治经历的基础上,总结出许衡的政治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为元朝提出“行汉法”的政治目标和“施仁政”等一系列政治方略、为元朝制定官制和文化礼仪等一系列典章制度、培养了大批杰出政治人才;进一步总结出了许衡政治主张的鲜明特点是“王道”与“德治”的政治标准、“正君心”和“求民心”的政治要求以及“讲通变”与“行汉法”的政治策略[28]。该文史料扎实,充分利用了许衡政治文献的实证性成果,对许衡政治理念的发掘和概括可靠且见解独到,尤其是重视其政治理念当中传承的中国传统精神及理学思想元素,体现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夫、丰厚的理论素养和现实关照性,对学术界颇有启迪。

综上所述,将许衡放在政治史视野中的研究,思路清晰,也较为充分,争议点不多。但是,在对许衡政治思想与实践的相关文献整理汇编、对许衡主观政治构想与客观社会实践的互证、对“鲁斋学派”的考镜辨章以及对许衡在中华民族融合史上地位的评判等方面,未来仍有相当大的学术拓展空间。

三、对许衡教育成就的研究

许衡曾任元朝“国子祭酒”,推行“汉化”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元朝汉化和程朱理学北传。许衡教授的生徒“积多至数百人”,这些门生中,后来有不少人“致位卿相,为代名臣”,因此,有人称赞许衡“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门人矣”[29]。明末清初黄宗羲及其后人编篡《宋元学案》亦专设《鲁斋学案》。许衡教育成就不仅历来受到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也受到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重视,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和成果主要有:

(1)将许衡教育成就放在元朝国子学的演变中来考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居多。王风雷的《元代的国子祭酒考》[30]和王建军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31]都认为许衡作为国子祭酒,主要推行汉化教育,在元代国子学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其创立的教学和管理模式为后来元朝的国子祭酒所继承,充分肯定了许衡这种教学管理模式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李瑞杰、宁炜婷的《元朝国子学教学模式初探》一文,具体考证了许衡在主持国子学期间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认为主要有实行伴读法、因材施教、重视生产实践活动、开设数学课等[32]。阎秋凤的《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33]一文,探究了许衡的理学教育实践与元代理学官学化之间的关系,给予其教育实践活动极高的评价。

(2)许衡自身数学造诣高,其所主持的元代国子学也很重视数学教育,这是元代成为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上高峰之一的重要原因。劳汉生《元代数学教育史研究报告》,概括出许衡反映在数学教育上独具风格的思想传统: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精思累思,举一反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析理以辞,解体用图;源于实际,联系实际;数理可知,道技统一;晓然示人,深求其故;师我者生,法我者亡;数理难穷,以力强穷[34]。劳汉生作为较早关注许衡的学者之一,专门发掘其以数学为代表的科技教育思想,将许衡教育思想的研究引向了具体化和深入化。

(3)许衡主持国子学期间,其难能可贵的办学原则和教育思想是:主张国子监的教学应与科举脱钩,不能以应试科名为激励学生上进的奋斗目标。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王建军的《教养化育与科举主导:元代国子监办学模式的演变》一文,认为许衡这种不重视“科举”,反而强调“教养化育”、以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为教育目的的理念,来源于程朱理学,其在国子学中的教育实践,是试图将书院精神移植到国子学的教学之中[35]。这种尝试充分注意到了许衡教育实践中的理学因素,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当代中国优等教育资源稀缺,基础教育中存在着应试教育的流弊,高等教育中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恶风,因忽视关乎人生安身立命、传统大道至理的思想品德教育,以至于在教育界经常闹出令天下瞠目结舌的荒诞不经笑话。可以说,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对许衡重思想品德教化高于科举应试之上的教育思想,予以大力开掘、阐释和弘扬,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4)许衡堪称元代最著名的教育家,所以集中探究许衡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类研究专著中,都不缺乏对许衡教育思想的探研,足见许衡在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元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毛礼锐和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在肯定许衡在元代文教政策制定和学校教育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尤其关注许衡教育实践和思想当中的理学因素,认为许衡在教育实践中更多地倾向于陆九渊的心学,其融合朱陆建立起的独特教学思想体系,对后世尤其是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36]。陈学恂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除介绍许衡生平与教育实践、充分肯定其贡献外,主要从“教育功能论”、“道德教育论”和“教学理论”几个教育学专业的视角来评析许衡的教育思想,材料丰实、见解独到,同样认为陆九渊心学在许衡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比重,并概括出了许衡在教学当中坚持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藏息相辅、循序渐进、知行并进等原则[37],相对于前述两种著作,理论性更强。张瑞璠主编的《中国教育哲学史》(第3卷),主要介绍了许衡的人性论、心学观、修养论和“知行并进”说,将许衡的教育哲学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主观道德论,认为许衡的道德践履之学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38]。另外,程方平的《许衡的教育思想述评》[39]、廉永生的《略论许衡的教育思想》[40]和卞军凤的《许衡的教育心理思想研究》[41],也是这方面专门的代表性论文。综上可见,在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类研究论著中,虽对许衡的教育成就与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充分肯定,研究也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静态研究有余而动态探析不足,尤其是在普遍指出许衡教育思想和理念对于后世重要影响的基础上,却没有适当地展开和论述,更没有勘明许衡教育思想与“鲁斋学派”的门徒后学诸子教育思想的具体因袭传承关系,这将是下一步扩充研究的重点。

应该说,关于许衡的教育思想和贡献,史学界尤其是教育史研究者已经有了成体系的研究,但遗憾的是目前仍没有相关专著出现。因此,处于当代中国弘扬传统文化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大背景下,为发掘许衡教育思想当中的普世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对许衡教育思想史料详备汇编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从历史学、哲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等学术视角出发,完成一部科学的《许衡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将是学术界众望所归之事。

四、对许衡科技成就的研究

作为天文学家,许衡最主要的贡献是参与《授时历》的制定。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许衡有着先进的数学思想和高超的医学造诣。但许衡在科技史上的地位,历来没有受到中国通史特别是中学和大学历史教材编篡者的足够重视,其参编《授时历》的实践活动也多被忽视,以至于世人多不知许衡在编订《授时历》当中所起到的真实作用。其实,科技史类著作中多肯定许衡的天文学贡献。陈美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便以《元史》为主要依据,认为许衡是编订《授时历》的总指导者,为制历提供主导思想,《授时历》实际上是许衡、王恂、郭守敬创作集体的共同智慧[42]。刘洪涛的《中国古代科技史》[43]和云峰的《中国元代科技史》[44]也肯定了许衡编订《授时历》之功。陈遵妫的《中国天文学史》在叙述《授时历》的制定时,也提及许衡丰富的历理知识为《授时历》的编订提供保障[45]。陈正夫与何植靖的《许衡评传(附《许谦评传》)》论述许衡科技贡献时,在列举许衡参编《授时历》主要史料的基础上叙述了其参与的主要工作,更是直接认为在制定《授时历》中起主要作用、并负责总的领导工作的是“既明历理又通历数”的许衡[10]216,高度评价了许衡的科技贡献。

除科技史类和许衡研究专著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给予此问题足够关注,为许衡在科技史上地位正名的当数劳汉生的文章《简论许衡的科学史地位》[46],文章首先指出了现今很多人怀疑许衡在改历工作中作用的情况,然后在解读《元史》《新元史》《续文献通考》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结合许衡从事教育的经历,清晰还原了其参编《授时历》的史实,旗帜鲜明地为许衡的科技成就正名,并给予高度评价,文章史料扎实、实证性强,为研究许衡科技成就开了好头。此外,白翠琴的《许衡与〈授时历〉》,结合《授时历》编订的背景,着重对许衡在太史院当中的地位和职责进行了考证,在对相关史料的辨析中认为许衡在《授时历》编订中的贡献为“推明历理”,鼎力支持郭守敬等改进仪象圭表,进行实地勘测,与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时历经》等方面[47],应该说是现今对许衡与《授时历》关系作出的最清明辨析。另有陈美东的《许衡与〈授时历〉》一文,作为科技史专家之作,除申明许衡在编订《授时历》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外,也指出了研究和定位许衡科技成就当中的困难所在,即现今我们能见到的有关编订《授时历》的史料,只有一部分能够分清这些阐述、创制、创举或创新是某人所为,而很大一部分只能说是这个创作集体的共同成果[48],但文章还是在史料的辨析中肯定了许衡参编《授时历》的历史事实。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可见,许衡作为著名天文历法学家特别是编篡《授时历》的历史不能被世人广为知晓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通史特别是中学和大学历史教材编篡者在涉及到《授时历》时仍大都只提郭守敬而不提许衡,而造成这种情状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许衡和王恂在进行《授时历》制定时年事已高,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许衡和王恂相继去世,虽然这时《授时历》的主要制定工作已经完成(1280年)且经过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命名,但历法的文字和数表还没有定稿而后由郭守敬独自完成,因此通常认为郭守敬是《授时历》的作者。

二是在《授时历》制定的过程中,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有着明确的分工:“置太史院,命太子赞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领焉。”[20]198具体说来,王恂负责计算问题,郭守敬负责测量仪器的制造和观测,精通“历理”的许衡相当于学术顾问,把握制定历法的总体方向。由分工可以看出,郭守敬的贡献主要是在外化的实际操作方面,而许衡的贡献主要在内化的理论指导方面,也就是说许衡的内功贡献是通过郭守敬的外功呈现出来的。因此,大多数通史类著作在论及《授时历》时仅提郭守敬一人是事出有因的,但忽略许衡在历理和历数上总体把关定夺的重要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发掘造成对许衡天文历法卓越贡献表述欠缺窘境形成的历史原因,才能真正还原许衡对天文历法卓越贡献的历史结果,这本身就是饶有学术兴趣和学术价值的研究。

研究天文,制定历法,是中国历代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农业社会里上关国计而下关民生之大计,这也是中国历史教科书每逢述及古代历朝之科技文化言必称天文历法的重要原因。也许是史料尚待发掘和阐释,当然也与天文历法在古代历朝都是“显学”但在现代化的今日已经沦为“绝学”而少有人懂有关,学术界虽然提到许衡有丰富的历理知识和思想,但并没有出现相关的学术研究专著,这是一个很有探索空间而尚待弥补的的学术领域。

许衡在医学方面也有成就。《许文正公遗书》中的《吴氏伤寒辨疑论序》《与李才卿等论梁宽甫病症书》二文是其留给后人难得的医学文献。著名科技史专家王星光《许衡与医学管窥》一文认为:宋辽金元时期动荡不息、疾病肆虐的社会背景,文人学士崇尚医学的时代风尚和许衡本人讲求“治生”致用的务实学风,以及他与著名医家窦默的长期交往和虚心求教,使许衡具备了很高的医学知识和素养[49]。该文作为较早对许衡医学成就进行关注的研究成果,对《吴氏伤寒辨疑论序》和《与李才卿等论梁宽甫病症书》二篇许衡医学方面的文献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读,为学者们下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许昭伦和李秀琴的《许衡、许衎医术初考》[50],亦利用焦作地方文史资料、许衎碑文、《吴氏伤寒辨疑论序》《与李才卿等论梁宽甫病症书》两文,对许衡、许衎两兄弟的主要医事活动进行了非常简单的介绍。由此可见,对许衡医学成就这一问题,还未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关注,这是下一步研究的要点之一。

根据上述对许衡与科技研究的学术史综述可见,亟待将来学术界的有心人,结合元代史实,将许衡天文学、医学、数学等方面科技思想和成就合为一个整体,或能突破性地做出一部《许衡与元代科技研究》的学术专著。

五、对许衡文学成就的研究

许衡既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也是颇有造诣的文学家。近三十多年以来,学术界对于许衡著作文学特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虽然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中论及元代诗词时,将许衡作为风格淳朴北方作家的代表[51],但许衡的文学成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关注,传统的文学史类著作在论及元代文学时,多不提许衡。如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52],几乎不见许衡踪影。李修生、查洪德主编的《辽金元文学研究》便直截了当地指出“许衡能诗,但对他诗文的研究很少”[53]。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中虽提到了许衡,但只是简单地将其作品作为元代理学家诗歌的代表,认为:“他的诗多是一般的人生感慨,用以抒写自己的怀抱。诗人很少把注意力放在对外在事物的关注上,而主要写自己的内心体验,诗风较为质朴,也颇多深沉的感怀。”[54]这只能说是触及了许衡以理入诗和以诗说理的影子,而远未捕捉到其诗文的真谛。

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理学诗的重视,许衡的文学成就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陈耀东便整理了许衡的诗文,在《辽金元诗话全编》一书中辑成了《许衡诗话》[55],这为许衡诗歌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另外,学术界基于对许衡文本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王素美的《许衡的理学思想与文学》[56]一书便成为许衡文学研究的集成之作。王著抓住了许衡理学思想中“实”的倾向来进行论述,认为其理学思想具有全面性、整体性的特点,这与其文学思想是合二为一的。作者在阐释许衡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其具体的诗文作品进行分析,试图寻求许衡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契合点,是近年来研究许衡文学成就的代表作,但因书中单纯介绍许衡理学思想的篇幅太多,对许衡理学思想与文学的交汇反而涉及较少,令读者感到不尽如人意。

总体来说,学者们研究许衡文学成就,视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许衡放在元代整个文学风气的背景之下,研究许衡文学及元代文学的特点,如曾贻芬《元代历史文献学的概貌与特点》[57]和李凯源《应用文的稳定与变革——中国应用文发展史系列论文之四》[58];二是专门研究许衡文章整体的特点,如王建平的《许衡的文章和文章观》[59]、杜改俊的《探析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文学观点》[60];三是选取许衡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如王素美和刘明罡的《诗与史合奏的乐章——许衡的〈编年歌括〉》[61]、张玉霞的《许衡〈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62]、佟晓彤的《许衡直解作品词汇研究》[63]和安明宏的《论许衡诗中的治世之心》[64]等。

王建平的《许衡的文章和文章观》一文,从文章学角度对许衡文章的特点和文章观做出了开拓性探析和提炼凝化,他认为许衡的文章学特点是:奏疏文章论证精辟,切中要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教育文章要言不烦,明白畅达;理学文章使深奥的理论通俗化、具体化、生动化。他认为许衡的文章观是:讲究文质统一,主张文德一致,强调师古必须随时[59]。

许衡著作中的“直解作品”引起了学术界的特别关注。所谓“直解”即是用明白通俗的语言甚至是口语化的语言来解释经典。许衡流传下来的“直解”作品有《中庸直解》《大学直解》等,曾贻芬在《元代历史文献学的概貌与特点》中,概括其直解作品特点为:不旁征博引,以明白为度;语言浅近,运用口语;解词、串讲、点题为一般程式;虽多本旧注,但有所损益;直解亦守阙如之戒,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57]。学者们大多认为许衡的口语化写作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元代口语的原貌,丰富了我国历史上的口语化著作,同时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许衡对经典进行通俗化解释的做法推动了理学通俗化的进程,也使得理学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了。

对于许衡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文章观和文章特点,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与其生活的时代有关。许衡生活在少数民族政权(金、元)的统治下,要使社会上的多数人和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接受儒家文化,就必须用直白、口语化的语言来解释。《元代文化史》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许衡这种为学简易、不重文辞特点的形成是由于朱熹著述繁复、学术体系博大精深,而许衡 “得朱子数书于南北未通之日”,未能窥朱学之全体,加上自己原来的学术根基不深,后来教授的学生,又有一些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蒙古和色目贵族子弟,因此,述学教人,皆求简明易晓[65]。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宋代以后,中国文学确实出现了一种逐渐明白晓畅的趋势,元朝确实出现了一种因为蒙汉语言交流需要而导致文学更趋于通俗简朴的潮流,元代戏曲在这一点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因此,作为元朝官学祭酒的许衡,为了理学的北传及在元朝取得官学的正统地位,其诗文出现这种“直解”的通俗直白特点,可以说是势所必至。

许衡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对其文学成就的研究脱离不了元代社会的大背景和许衡理学家的重要身份以及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发展大势,尽管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此给予了充分重视,但对许衡经文和诗文的历史性理解和评价尚待学术厘正。

六、对许衡理学成就的研究

许衡最重要的角色定位便是思想家和理学家,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许衡理学思想的研究已较为全面和深入。多数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儒学史、文化史类研究著作中,涉及到了许衡的理学思想。

在思想通史类著作中,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辽西夏金元卷)[66]、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67]、姜国柱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宋元卷)[68]中均不同程度涉及到了许衡的理学思想。陈来、杨立华、杨柱才、方旭东著的《中国儒学史》(宋元卷)中,认为许衡思想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朱学路数,二是重经世致用而忽于讲求义理;许衡主张理本论、对朱熹的知行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挥,其人性论在继承程朱基础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69]。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中,便阐述了许衡的天道观与心性论,并从学术和历史两个方面,尤其是推动元政权实行汉法方面对其思想做出了评价[70]。葛荣晋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上卷)认为,许衡批判继承了程朱理学,其注重民生实用、躬行践履的思想,对后世实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着重分析了许衡理学思想当中的实学倾向[71]。徐远和的《理学与元代社会》设专门章节论述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并重点分析了许衡的理学思想[72]。徐远和的《洛学源流》[73]和卢广森、卢连章主编的《洛学及其中州后学》[74]将许衡列入洛学的传承谱系当中,也主要对其理学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除此之外,有大量关注许衡理学思想的论文。既有如崔大华的《思想史视野中的许衡》[75]、唐宇元的《论许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76]、阎秋凤的《论许衡的理学思想及其影响》[77]、马倩倩的《许衡理学思想研究》[78]这类全面论述、评价许衡理学思想、哲学思想的文章;也有如谢辉的《许衡易学思想考论》[79]、周少川的《试论许衡的历史思想》[80]等这类专门论述许衡思想中某一方面的文章。同时,还有分析许衡为学、修身具体方法的文章,如蔡方鹿的《许衡求理、行道以治经的思想》[81]、王帅的《许衡“四书学”思想研究》[82]等。此外,也有将许衡思想放在元代思想史甚至是中国思想史大视野下的文章,如宋志明和许宁的《许衡与元代的文化认同》[83]、乌兰察夫和段文明的《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84]等。

对于许衡思想整体的研究与评价,学者们都肯定许衡是“程朱理学在北方最专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在元朝理学北传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其学术思想,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争论主要集中在许衡在继承程朱理学的过程中对其有无创新和发展。有学者认为,元代的儒学,亦分为朱、陆两派,许衡便是朱派的典型代表,不赞同其学术思想已经做到了“和会朱陆”,认为许衡仅是程朱学说的忠实继承者。但也有学者认为,许衡在批判继承宋代理学的基础上,首倡“朱陆和会”,开启了明代心学一脉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治生”学说,使理学成为经世致用的理论,开启了明清实学一脉的发展方向,许衡对宋明理学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此外,更有学者将许衡直接列入心学的学脉演变之中,充分发掘了其思想中的心学倾向[85]。

对于许衡北传理学,并最终为程朱理学上升为官学奠定重要基础这一问题。一部分学者肯定其积极意义,认为许衡此举帮助元代的统治者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许衡在延续传统文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部分学者结合程朱理学上升为中央官学后对学术界压制的消极作用来看待许衡的实践活动,认为以许衡为代表的元代理学家在理论建树上乏善可陈,他们对其他学说则进行抨击和压制,将理学的经典涂上一层神圣的油彩,而且还将其他书籍都置于“不治”之列,其蛮横武断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86]。台湾学者孙克宽认为,许衡“学术规模,终嫌狭小,尊经与尊君有同样的作用,因而开明清以来,绝对专制政体,却是许学的流弊”[87]。除此之外,也有全面折中的评价:“就学术思想上说,程朱理学是元、明、清三代统治者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接续和传播程朱理学,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程朱理学又是我国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是我国认识发展中后期封建社会这一大圆圈中的重要一环。许衡在我国经过历年战乱、民族文化遭到垂危的情况下,传播儒学和程朱理学,并以陆补朱,折衷朱陆,成为朱熹思想到王阳明思想发展的中间环节,他这些活动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10]318

经过对这些论著的分析可以看出,许衡思想有完整的结构和自身的特色。这其中,学者们对许衡强调实践及提出有名的“治生”论有着很高评价。许衡对“躬行践履”的崇尚,就当时的学术发展而言,有一定积极作用。而且许衡论“行”,虽以理学“克己”、“涵养”工夫为主,也间有一些更加务实的内容,如提出“治生”论。这对理学僵化的义利观,多少也有所突破[88]。同时,学者们将许衡的“治生”论思想做出了纵向扩展,认为这种思想对明清时期的学者有着深远影响,与实学的诞生有一定关系[89]。还有学者甚至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许衡的“治生”论进行联系,分析许衡“治生”论的深远影响[90]。另有学者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来审视许衡的思想,如申红星就认为许衡北传理学的实践与豫北地区宗族观念的形成有重要关系[91]。

此外,还有关注许衡思想对东亚其他国家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刘学智的《许衡对韩国曹南冥思想和人格的影响》[92]。此外,许衡思想的现实意义也是学术界和社会上热议的话题,其“不食道旁之梨”的故事便有着广泛的运用,社会呼唤许衡“梨无主,我心有主”的慎独精神和高尚品德,葛荣晋《“做人”启示录——许衡义利观的现代解读》[93]便是阐释许衡思想现实意义的代表作。许衡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重视“躬行”、“践履”的实干精神非常值得弘扬和学习,这也是研究许衡、发掘许衡文化价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于许衡学术思想的研究,系统的整理虽比较完善,但主要的争议仍有待解决,特别是许衡思想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系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最值得进一步专门商榷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再就是,许衡思想某一方面的深入发掘还不够,除上文所说的“治生”论外,许衡著名的“印版”说和“桩主”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非常值得深究专论。另外,对许衡思想之于后世的影响,目前也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以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需要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高度关注。

七、学术研讨会和相关纪念活动

2004年11月4日—6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实学研究会和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焦作市举行。全国12个省、市和自治区的27所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其他代表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共提交论文50多篇,32人作了大会发言,内容涉及许衡的家世里籍、政治贡献、教育科技、理学传承等各个方面。在“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的影响下,2004—2006年之间,学术刊物上有关许衡研究的论文集中出现。

“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关于许衡生平的基础性研究是研讨会的主要着眼点,这些研究涉及许衡的生卒里籍、著作版本和门徒等方面。其次,关于许衡的评价性研究是研讨会的重点。最后,历史比较法和反传统研究是研讨会的亮点[94]。其中,关于许衡的评价性研究问题,与会学者在许衡“思想家、教育家”的定位上表示认同,但对于其“政治家,天文学家”的定位存在争议。

“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是许衡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汇集与总结,也是开启许衡研究新一轮热潮的标志。2009年11月15日(农历己丑年九月廿九),由河南省文物局、焦作市政协主办,中站区委、区政府承办的“许衡诞辰800周年纪念活动”在焦作市中站区许园举行。2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许氏后裔、文化学者及焦作市、中站区的相关领导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此次纪念活动分为“纪念大典”“经贸洽谈”“文化论坛”3个部分。其中,在第3部分“文化论坛”中,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荣晋、北京大学副教授许红霞、郑州大学教授王星光、青岛大学教授王成儒、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等分别就许衡的华夷正统思想、教育思想、科学贡献、著作考察和许衡文化的开发等方面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和讨论,充分肯定了许衡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社会价值。

2013年11月7日上午,由焦作市文化局、焦作市文联、焦作市中站区政协主办的“许衡墓”晋升为“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揭牌仪式在焦作市中站区“许衡墓园”举行,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许氏宗亲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在同日下午举办的“中国第三届许衡文化论坛”上,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刘迎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少川、河北大学教授王素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和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田海林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就许衡的政治思想、理学思想和许衡文化弘扬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八、许衡研究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许衡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的综述可见,经历近30多年中国学术事业的长足发展,对许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学术建树,并形成多角度和全方位的可喜局面,这为以后许衡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学术根基,开了一个好局。学术是天下公器,且学无止境。关于未来的许衡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展拓的学术空间还是很大的。

许衡生活在金元鼎革沧桑巨变的特殊时代,其身为汉族人,虽因“人心如印版”之高论,劝阻来自北国草原游牧的蒙元贵族戒杀生活在农耕状态的广大汉族民众,有利于蒙元王朝巩固统治。承蒙忽必烈多次召见垂问国计,并恩赐达官显贵,但许衡内心毕竟深受儒家“夷夏之辩”观念影响,对元朝所赐官职基本是处于半就半推状态,并没有成为枢垣重臣或封疆大吏,因此其并无重大政治作为。他只是作为元朝文坛清贵,将宋代程朱理学加以继承和北传弘扬,成为“继承道统”的元代儒宗。由于元朝享国运祚短暂不足百年,被梁启超视为中国文化史上可有可无的“闰位”,更兼蒙元史因涉及到很多非主流语言文字素称难治,所以整个元代,思想文化人物素来不被史家所推重,以至于后世研究宋明理学史的时候,也仅仅把元代理学家作为宋明理学之间的一种简单过渡而已,这就使得近代以来学术界对许衡的研究很不到位。

在基础性研究方面,除解决上文提到的争议外,许衡著作的整理和汇编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除进一步明确各种版本的定位之外,应该从许衡各方面贡献和生平经历横纵两个角度进行资料汇编,编著《许衡年谱》《许衡资料汇编》《许衡全集》等,以便许衡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对许衡的综合性研究,期待有价值的成果。撰写分别侧重于学术研究性和文化普及性的《许衡大传》很有意义。这一方面可以丰富综合性许衡研究的成果,提高许衡研究的整体水平,解决现有的争议点和空白点,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弘扬许衡文化提供重要资源。许衡是一代通儒,在政治、思想、教育、科学等诸多方面均有贡献,因此特别适合进行跨学科研究,上文中提到的《许衡的理学思想与文学》便是跨学科研究的优秀成果,学术界期待更多成果的问世。

许衡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定位明显。将许衡放在“中时段”和“长时段”中进行研究,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许衡与元代社会”“许衡与元代文化”“许衡与传统文化”“许衡与儒学”等选题都很有学术开掘价值。

总之,许衡文化的发掘与弘扬方面,应继续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来激发学术界研究许衡的热情;对以“许衡墓”为中心的文化产业规划和开发,急需相关的支持与行动;借助各种现代化媒体进行多种形式的许衡文化弘扬,如创造和拍摄关于许衡的影视和动漫等,也有待探索和实施。作为许衡故里的河南省焦作市,借鉴外地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故里开发的经验,在对许衡墓园和许衡家族祠堂充分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开拓建造成一处大型的园林——“许子园”,也并非不可为。《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许衡研究及许衡文化的弘扬,也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愿与各位有志同道协力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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