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文

(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88)

后殖民文化批评视角下安徽民俗文化的研究

季 文

(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88)

从后殖民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针对安徽民俗文化衰微的现状，面对只强调反“文化霸权”、固步自封地抵制他者文化和一味推崇“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矛盾的困厄，结合后殖民批评相关理论，如反“文化霸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 “现实世界性”等。强调批评理论中的以现实世界性为理论依据，融合中西优秀文化，提出弘扬、发展安徽民俗文化具体策略,在唤醒青年一代对民俗文化的意识上也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正如鲁迅所言:“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后殖民文化；批评视角；民俗文化

一、研究理论基础

1．“后殖民”和“批评”理论。“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出现，标志了后殖民研究的开始。批评家伽耶屈·斯皮瓦克认为，从全球角度看，“在当代社会中，全世界都是后殖民的”。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如果要谈问题、要争论、要倡导价值，就得要有批评意识”。[1]

2．反“文化霸权”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霸权”理论后，随着精英政治的逐渐衰微，有关解放殖民的“宏大话语”(grandsrécits)的破灭，不同政见空间日益萎缩，霸权主要以文化渗透的方法间接地进行。在安徽民俗文化的研究中，多以对抗性批评为出发点，认为西方文化的渗透就是本土民俗文化的丧失，如海伦·泰芬所说的，将基于工业化的西方文化强加到非西方的文化上去，实在是讽刺极了。[2]

3．西方文化优越论。部分批评者基于此理论设置了一系列带有明显倾向的二元对立论，如赛义德所说“东方是非理性的、‘不同的’；因为西方是成熟的、‘正常的’，并以这种架构来同化东方”，大部分的理论支撑都来自所谓的科学理性、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等西方文化中体现出其“优越”的各方面。

4．爱德华·萨义德提出批评理论的“现实世界性”(worldliness)：“批评的本质其实就是对暴政统治和对权利滥用的对抗。”[1]法兰克福学派(Frankurt School)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首次提出“批评”这一理论就是针对传统中的弊端而提出，认为对社会的关注应体现“实践意义”。[3]

二、研究现状

由于所谓的“现代性”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化为看齐的标准，是在西方的传统基础上进行建构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抹去传统文化的本真，转而向西方文化靠拢。从后殖民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只强调反“文化霸权”、固步自封地抵制他者文化或一味地推崇“西方文化优越论”都是不符合时代发展和本地民俗文化进步的，面对这种矛盾的困厄，在进行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运用后殖民理论有着实际意义；通过研究唤醒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民俗文化的意识，于焕发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有着重要意义；“现实世界性”理论的提出为构建全新安徽民俗文化提供了理论参考方向，既能规避部分西方文化对安徽传统民俗文化的伤害，也能汲取其中优秀的“保护、推销策略”，让安徽民俗文化“走向省外乃至走出国门”，为振兴安徽地区的经济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从后殖民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结合安徽民俗文化的“二元对立”现状，着重强调抵制以霸权为目的“他者”文化、文化殖民；也拒绝西方文化优越论为目的的对安徽传统民俗文化的清除，根据本地大众的真正需求，融合中西优秀文化，提出具体策略，弘扬、发展安徽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定义是：民俗在民众中传承着社会文化传统，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4]因此，特色国家、特色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文化的积累，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民众所创造的传统文化。经济的发达固然是发展城市的重要条件，特定的地域特征和人文风貌也是文明城市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所有城市的融合则是国家的特征集合。社会一直以经济的发展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在人们追求“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和进步的同时，很多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下课”危机，传统民俗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在社会的发展中渐行渐远。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划分区域，在短时间分批快速完成外貌改造等量化过程，而传统民俗文化则需要成百上千年的积累与沉淀。遗憾的是，在许多城市建设过程中，为了一味的扩大城市规模和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大量陈旧建筑被拆毁，甚至盲目追求西方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建筑，并以此作为城市建设的标准之一，有的城市不惜以破坏传统文化特征的建筑为代价，以至于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方面，甚至是丢失、摒弃了传统民俗文化，以至于出现了不同的城市规划千篇一律，失去了各自地方特色，呈现出趋同的现象。从后殖民的角度出发，可得出以下两种现状：

1.一部分地区一直坚持“保护文化本真”，倡导抵制西方文化的流入，认为它的渗透就是本土民俗文化的丧失，理论上符合 “反文化霸权论”，在现实生活中也广泛存在。如对徽式古建筑一味地保留而忽视引进他者文化中的保护机制，导致“已经有五分之一坍塌了”[5]。而国外多采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保护文化的原真。”[6]

2. 受“西方优越论”的影响，对西方文化思想较为推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每逢农历闰月的歙县亮船会鲜为人知，而西方的各种节日诸如“感恩节”、“父(母)亲节”、“圣诞节”等等却备受追捧。

三、对现状的成因分析

自国家“十一五”计划将“文化产业”纳入其中后，对安徽民俗文化的研究相继出现。鉴于“二元对立”的现状，安徽民俗文化的发展方向总是不甚明朗。经前期调查和分析，得出成因有以下几点：

1.自五四运动之后，政治上与西方国家的对立为如今“反文化霸权”的现状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经过内外战争和否定过去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安徽民俗文化体现出与过去彻底了断的革命精神，体现在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强烈反对、急切寻找变革的立场上，继而为西方文化中市场机制的进入和迅速发展提供温床。

2.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势必会带来全球性的文化辐射，国人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靠拢，传统民俗中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开始瓦解，精神涵养的修为与道德高尚的意识追求渐行渐远；而在一些处于原始闭塞的地区，对西方的文化思想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

3.大众意识层面上，老一辈传统的思想仍坚持“反文化霸权论”；随着大众意识越来越倾向个性的张扬，倡导自由精神鼓励个性发展，年轻个体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不受约束，思想与行为日趋开放，使得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深得人心”。

四、研究对策与建议

后殖民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西方将其文化意识以各种非主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东方文化，在表面上，由权力所依托的话语的背后无疑是经济势力。现如今，随着中国国力的日趋强盛，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平等对话和解构西方话语权的垄断已经成为了可能。在文化方面，可采用多种方式来结构西方的话语霸权。赛义德认为，争夺话语权的方法其实很多，例如撰写宗主国历史、命名山水、自我再现文化等等。从后殖民文化批评的角度上，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Identity)，定位自我(Object)和他者(Subject)，“自我”包括安徽民俗文化现状和各理论基础；“他者”多指民俗文化面对的对象、文化传承与和经济效益间的平衡点等方面。

在民俗文化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卢圣杰认为“通过平衡旅游产业发展和民俗文化的传承，可获得经济效益最大化，藉此来发展地区文化”[7]，安徽省著名学者谢昭新认为“凤阳民歌也属于民俗文化价值的体现”[8]；在探讨民俗文化发展、管理模式上，许慧宏提出“采用政府管理、企业运作和人才资源开发的模式来推动民俗文化发展。”[9]霍学喜提出 “市、县、乡、村、农户等五级项目管理模式”[10]省内学者谢政伟提出“政府加强主导作用，公民参与、在保持原味的前提下创新、适度地开发，加强交流合作，共谋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对策”[11]；在对民俗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田自成提出“借鉴国外对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立法保护民俗文化。”[12]省内学者黄薇薇认为通过“传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融”来传承安徽民俗文化[13]。

针对现状分析和成因剖析，提出对策如下：

(1)安徽民俗体现地方文化精神主体

现有民俗文化在维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发展自己特有的文化主体性。从地方主题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安徽民俗文化，不脱离自身的根基和创新动力，强化主题意识承载地方民俗文化的精髓。

(2)加强民俗文化教育

可以让相关民俗文化以辅修课、选修课、社团以及素质教育课程的形式走进高校，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教化、审美作用，例如开设民族服装展示、剪纸、书画、猜字谜、包粽子、口技、皮影戏、捏面人、黄梅戏等相关辅修、选修课程，让那些民俗手工艺免遭“失传”，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民间手工艺遗传人，体会民俗文化之美的同时加以传承；民俗学者走进校园，结合传统节日，讲授民俗文化知识；民间文学专家进校园讲解文物、字画等鉴赏知识；民俗体育项目进校园，如抽陀螺、踢毽子，增强年轻人体能的同时展示民间表演艺术。搭建一个对话学者、课内外实训为一体的平台。

(3)建立和健全保护民俗文化的机制

严格执行并落实民俗文化和相关成果的法律法规，呼吁全民参与性地保护文化遗产，注重大众的文化保护意识的培养，同时提升民俗活动、传统仪式在地方群众生活中的地位。

总之,本文从后殖民批评理论出发，主旨是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并不是要全面拒绝西方文化，相反地，提倡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去汲取有益之处，避免只强调反“文化霸权”、固步自封地抵制他者文化，也反对一味地推崇“西方文化优越论”。 正如张之洞所说：“提倡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塞外番僧, 泰西智巧, 驾驭有方, 皆可供我策遣”。 只有民俗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定独立地位，才能保持鲜明的特点不断发展。

[1]Edward Said.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M].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28～30.

[2] Helen Tiffin.Post-Colonial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Post-Colonial History [J].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1988，23(Ⅰ)： 170.

[3]Max Horkheimei.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4[M]. Frankfurt am Main, 1988.

[4] 马庚存.民俗文化传承与城市精神培育[J].南京社会科学，2004，(7)：74～78.

[5] 古民居建筑构件公开叫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6-08/21/content_4987783.htm.

[6]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护运动的历史和今天[EB/OL].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ID=7343.

[7] 卢圣杰,孙文福.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研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7):21～23.

[8] 谢昭新.凤阳民歌的源流演化及其文化艺术价值[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4)：503～508.

[9]许慧宏. 论民俗文化的产业开发——福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D].福州：福建农村大学，2006.44～47.

[10] 霍学喜，谭文枫，牛军让.庆阳香包民俗文化产业化项目组织管理浅析[J].陕西农业科学,2006,(2):13～18.

[11] 谢政伟.淮北地区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基本对策[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9，(6)：86～89.

[12] 田自成.裕固族的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状况考察研究[J]. 河西学院学报，2009，(1).

[13]黄薇薇.安徽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初步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3)：295～300.

2095-4654(2015)03-0072-03

2014-11-22

2014年安徽省教育厅人文重点项目(sk2014A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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