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燕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公孙弘，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21年，齐地菑川(今山东寿光)人。他曾为一介布衣，年轻时家中贫穷，曾经在海边放猪为生；他大器晚成，四十岁才读书，学习《公羊》杂说；他枯木逢春，六十岁出仕为官，深受汉武帝的器重；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从花甲走到耄耋，最终以八十岁的高龄病逝于丞相的位上。《汉书·艺文志》曾记载公孙弘著作十篇，今已遗失无从可考，但其思想内涵显见于史书记载。笔者拟从历史史料中分析公孙弘儒法结合的思想和实践，从中探讨公孙弘在西汉乃至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

一、公孙弘儒法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

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派的独尊地位被正式确立下来；此时的儒学经诸位儒学大师的传承和发展，表现出其不同于孔、孟时期儒学的新的时代特征。汉初的儒学在孔、孟儒学的基本思想框架之下加以改进，汲取了法家的重要思想，改变了孔、孟时期重德轻儒的思想局面，提出了德刑相辅、大德小刑的理论观点，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封建法律思想，这种思想形成后经汉初儒学代表人物的贯彻实行，对西汉儒学、法律的发展均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汉初武帝时期著名丞相公孙弘就是推动儒学与法学相互结合，儒法杂糅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公孙弘四十多岁学习《公羊》杂说，以儒学起家入仕为官，他是汉武帝时新儒学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史书记载：“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1］3118公孙弘因为儒学位列三公并在后来拜相封侯，他从学以来打下了很深的儒学基础，这种根基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对其思想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公孙弘儒学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对“和合”的阐释，他指出：“心和则气和，气和则行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2］2616他从心、气、声、行四个角度出发，认为内心平和会影响思想观念，由思想认识而指导行为规范，由行为规范而达到天地万物的祥和，心、气、行、声四位一体，层层递进。就个体而言，和合是个人人格提升的最高思想境界；就社会而言，和合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最高思想指南。公孙弘论及“和合”思想，指出这不仅是天地万物和谐发展的必要途径，而且是治国之道的最佳方案。他指出“和合”主要还要依靠“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2］2616，如果皇帝具备和合之德，并用之以治国之道，则百姓和睦相处，安居乐业，从而达到一种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和谐局面。因此，统治者只有把握住“和合”的精神命脉，掌握“和合”思想的精髓，阴阳相济，风调雨顺，才能达到真正的太平盛世。

公孙弘主张“和合”的思想，就如何实现这一思想却另辟蹊径，他摒弃了儒家学说之中的重德轻刑的观念，极力运用法治的方法维护儒家的和谐理念和天下升平的景象，他将法治思想披上了合理的儒学外衣，并极力推进其成为实现儒学思想创新的有效途径。他指出：“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2］2615也就是说，他重视儒家思想中的贤德理论，主张任人唯贤，根据才能的高低选拔官吏；他又注重法家的刑名之学，主张赏罚分明，论功过而施赏罚。

公孙弘儒学另一核心思想是对“仁”的阐释。他指出：“仁者爱人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2］2616他不否定仁、义、礼、智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信条，相反大力提倡仁爱，这与孔孟的学说如出一辙，但他的解释已与孔、孟学说有极大差异。仁爱思想是孔孟思想的核心，孟子讲“君子以仁存心”“仁者爱人”［3］397，但孔孟思想中仁爱观念与义利相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4］207，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36，即孔子和孟子的仁爱思想只讲求施以仁政，而对利害观念坚决予以否定。公孙弘则不然，他认为“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2］2616，肯定和强调利害观念在儒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儒学不仅要讲求兼爱无私，还要有兴利除害的魄力和实践，而这种观念正是法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中不难看出，公孙弘以儒学思想为基础，渗透法家思想观念，将儒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儒学观念下的法治思想，其理论体系已经与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是对传统儒学的挑战和发展。

公孙弘提出“擅杀生之柄，通塞之塗，权轻重之术，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2］2616。“术”是法家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韩非子对其解释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5］293也就是说，“术”是封建统治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定期考核官吏，以观其能力是否与担任的职位相对应；公孙弘也认为封建君主拥有最高统治权，掌握生杀大权，对官吏的功过要权衡利害，考察得失，做到赏罚并用，这种理论正是对韩非子思想的传承和运用。公孙弘遵从儒家学说的“仁”、“义”理论，但他的思想中汲取了法家思想精华，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采纳法家之言，形成“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局面［2］2616，将儒家仁义学说同法家思想的刑名之论相结合，深得汉武帝的赏识。他的思想推动了西汉初年崭新儒学体系下法治思想的发展。

二、公孙弘儒法结合思想治国的实践

(一)公孙弘不用卜式

公孙弘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主张臣子应遵纪守法，不可以肆意妄为，如有违背，应予以依法处置。汉武帝时期，河南人(今属洛阳)卜式，幼时家中贫穷，他从事农业生产，养殖牲畜，渐渐地靠牧羊发家致富。卜式为人品德高尚，虽为一介平民，却心系国家。当时正值西汉和匈奴打仗，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2］2624。卜式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上书汉武帝，愿为抵抗匈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而丞相公孙弘却认为“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2］2625。所谓人情，无非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公孙弘看来卜式的行为不符合封建正统的思想观念，恐怕是卜式别有用心；既然卜式的行为非人之常情，如果卜式因这件事得到皇帝的认可和鼓励，那么天下百姓会争相效仿，国家的秩序就要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建议汉武帝不要因为奸佞小人的行为而扰乱了国家的法令。公孙弘看将儒学的伦理观念应用于法治事务的处理，最终为汉武帝所采纳，卜式输边的想法未能实施。

(二)公孙弘捕杀郭解

郭解是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人，以游侠而闻名于世，年轻的时候心狠手辣，经常打架斗殴，私铸钱币，挖掘坟墓，包庇罪犯，干尽了坏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了从声名狼藉到为人称道的翻身，当时在江湖上名噪一时。郭解被迁往关中之后，手下杀人犯罪，汉武帝龙颜大怒，派人追查，要求缉拿郭解归案。郭解被抓之后开堂受审，负责的官吏发现郭解的罪行都发生在朝廷赦令公布之前，按照汉朝法律以前犯的罪行可以既往不咎；然而轵县的一个儒生因言论攻击郭解而被其门客所杀，甚至割下他的舌头以泄心中之恨。官吏责令郭解交出凶手，而郭解派人搜查，对谁杀死的济源儒生一无所知。凶手始终没查出来，主审官吏无可奈何，即上奏郭解自己未杀人应判无罪。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主管办理重大案件。公孙弘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1］3188

其实，郭解早就在汉武帝的视线范围之内。汉武帝时期，曾下令迁徙地方豪强到关中，郭解家贫不符合迁徙标准，但他因名声显赫也被作为迁徙对象。他作为一介布衣，却能让大将军卫青主动出面为他说好话。《史记》记载：“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随迁。”卫青在汉武帝面前极力为郭解说情，汉武帝否定了卫青的意见，认为郭解能以布衣之身结交权贵，其影响可见一斑。更为直白地说，汉武帝早就对郭解曾经杀人犯罪的事实有所耳闻，迁徙关中以观后效，如有违法乱纪行为绝不手软。公孙弘深知汉武帝心思，作为股肱之臣，他全力为皇帝分忧，力图肃清游侠杀人越狱的危害。公孙弘针对郭解手下杀人事件，迎合汉武帝的旨意，出面查办郭解。他认为郭解不能知人善任，对手下教导无方，倘若这种人不受到法律的制裁，令其游走于社会，实难保天下百姓的安全。汉武帝统治时期，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绝不允许不法游侠危害社会，扰乱社会秩序，公孙弘正是积极贯彻汉武帝的思想，运用儒家外衣下的法律武器处理郭解事件，大力肃清地方流毒，为中央集权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公孙弘谋杀主父偃

主父偃揭发齐王刘次昌与其姐姐通奸乱伦，“元朔中，偃言齐王内有淫失之行，上拜偃为齐相。”［2］2803汉武帝拜主父偃为齐国丞相，即刻动身前往齐国审查此案。主父偃刚出京城不久，遭赵王弹劾，说他“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2］2804。后齐王畏罪自杀后，汉武帝勃然大怒，派人审理主父偃案件。主父偃被认定两条罪行：一是贪污受贿，二是谋杀齐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主父偃极力辩护，只承认贪污受贿，坚决否认谋杀齐王。正当汉武帝犹豫不决之际，公孙弘站出来，上书说：“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2］2804笔者抛开公孙弘和主父偃的私人恩怨，不谈公孙弘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之道，只就其审理案件进行评述。公孙弘在处理主父偃的事件中，从主父偃迫使齐王自杀的后果出发，指出主父偃是构成齐王自杀的罪魁祸首，依法不可姑息，唯有严惩才能严肃纲纪，维护天下公平正义。

(四)公孙弘治理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事件

淮南王刘安是高祖刘邦的孙子，久有叛逆之心，认为：“吾高帝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事竖子乎!”［2］2149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之孙刘建得知消息，遣好友庄芷秘密赴京，向皇帝告发淮南王及其太子刘迁。汉武帝十分愤怒，令公孙弘、廷尉张汤处理此事。原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与淮南王有杀祖父之仇，极力向丞相公孙弘构陷淮南王的罪状，公孙弘决定深入追究，详细查案。公孙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经武帝授权，他任用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为丞相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以《春秋》之义正之”［1］3129。淮南王与其弟衡山王谋叛案终于真相大白。在处理淮南王、衡山王谋逆之事上，公孙弘将儒法结合的思想理念深入运用到法治事件当中，他以“春秋大义”为指导，又能任用张汤、吕步舒这样的得力干将，胁迫试图谋反的淮南王、衡山王自杀。

虽然学术界对公孙弘的性格和人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纵观公孙弘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他综合儒、法思想，将先秦法家的思想精华融入到新的儒学体系之中，并将其积极应用于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这种儒法杂糅的思维观念对汉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对西汉乃至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焦循．孟子正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6．

［4］刘宝楠．论语正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6．

［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长沙：岳麓书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