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勇

(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云南昆明650201)

原型批评主要是在英国弗雷泽(1854—1941年)的人类学和瑞士荣格(1875—1961年)的精神分析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建立有重要贡献。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早年跟随弗洛伊德学习。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也是在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原型批评，就是指“以原型理论为基础，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手段，对整个文学经验和批评做原创性的分类对比，寻求文学的本质属性”［1］。《尘埃落定》的原型来源于民间文化。这种来自民间文化的原型不仅涵盖神话、传说、故事等文艺原型，还包括来自民间的信仰原型、生活原型、民俗原型等。

一、傻子民间文化原型“巫”的解读

当人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很弱小时，就希望通过一种仪式来沟通神祇，寻求神祇庇护。沟通人与神的专职人员称之为“巫”。作为中国巫文化的一支，藏民通过仪式求助神祇，表达对神的敬畏和依赖。组织祭祀活动的人，称为苯教巫师。苯教巫师有不同分工，形成了一种沟通神灵的系统。苯教巫师的最大功能就是通神，具备预兆功能。

《尘埃落定》中的祭祀活动大多由喇嘛充当，同时隐藏着傻子这个苯教巫师。傻子原型就是藏族苯教巫师，拥有苯教“巫”的智慧，对将来的预判都一一应验。

巫师可以通神传谕，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享有权威。巫师通过占卜和预兆享有权力。小说中，傻子的预判逐渐得到验证，土司太太和土司都表现出了与身份地位及其不相称的举动。土司太太看出儿子脸上确实现出了惊恐的表情，就跪在地上摇晃我：“儿子，你看见什么了，那么害怕。”［2］77傻子脸上奇诡的表情，仿佛看到了什么，母亲跪在那里，神灵显现。傻子预言“要不了多久土司就没有了”的时候，麦其土司跪下说：“请问预言的是何方的神灵。”［2］349麦其土司把他们面前的傻子看作是神灵的传言人。万人跪在一个聪明的傻子面前，我们姑且认为那是等级的权威；双亲都匍匐于一个傻子面前，我们只能认为他已经是神，或是神的代言人。

巫师在祭祀祈神活动中总表现出一种“迷狂”状态。巫师“大多吸烟，而且吸当地产的一种烟叶，有的用铁烟斗，有的用石烟斗”［3］14。在烟雾缭绕中，巫师都要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在半醒半昏迷中喃喃自语。傻子的言语也总是不搭调，心里想的和言说的差别总是很大。傻子心想“我爱你，阿妈”，却被他讲成“看啊，阿妈，鸟”［2］21。这样的例子小说中还有很多。

巫师对求助者的吉凶判断总会做出语无伦次的评点，有时顾左右而言他。傻子举重若轻、轻描淡写的一句，用上下不搭调的言语点出事物的本质。土司看中了查查头人的老婆，计谋得逞，土司老婆怒不可遏，下人们不知所措，傻子说道：“查查头人是父亲叫人打死的，不怪那个女人。”［2］48远方有客到来，当大家认为来客只是牵着驴子的查尔斯时，傻子说：“还有一个客人。他不是牵着毛驴来的。他牵着一头骡子。”［2］87果然被傻子言中。当查尔斯和翁波意西交换坐骑时，傻子一眼就察觉到了查尔斯的想法，说：“你是因为毛驴驮不动石头才和他换的吧。”［2］93在大家担心害怕失去罂粟种子而不知所措的时候，傻子说：“风也会把他们吹过去的。”多吉次仁的儿子回来向土司寻仇，麦其家的傻子少爷躺在床上大叫起来：“杀人了! 杀手来了!”［2］313果然，土司的大儿子，未来土司的继承人，就像傻子的预言一样准确，被杀死了。这种预判并得到验证，对傻子来说还只是个别现象、个别事件的预言，更大的预言还在后面。对土司的未来，傻子这样说道：“要不了多久，土司就会没有了。”［2］349后来红色汉人来了，土司统治的城堡同土司制度一起灰飞烟灭。傻子是苯教巫师的外在化身，传达神谕，能预言，通晓未来。“我当了一辈子的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一遭。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更像个傻子的。”［2］403

对于傻子原型进行深层探究发现，他其实是一种巫文化的化身，代表藏民族的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傻子形象的直接原型就是藏民族民间智者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一个受压迫的贫苦农奴，一个栖身不定的浪浪人，他常常以自己的计谋惩治愚蠢的国王、残暴的领主、贪心的商人、伪善的喇嘛，教育人民群众中那些自私自利、喜爱虚荣的人。同时，又以自己的智慧和技能帮助穷苦弟兄渡过难关，寻找幸福。这一切，往往又是在他幽默的嘲讽和巧妙的智慧中进行的。作者阿来从不掩饰他对阿古顿巴的喜爱，傻子就是他对阿古顿巴人物形象的借鉴、模仿、创造。阿来是这样评价阿古顿巴的：“他从来没有复杂的计谋和深奥的盘算，他用聪明人最始料不及的简单破解一切复杂机关。”“我大致找到塑造傻子少爷的方法。那就是老百姓塑造阿古顿巴这个民间智者的大致方法。我说的大致，是我自信自己完全不必照搬这个模式，而应该有所创造与发展。”［4］92阿古顿巴这个智者形象在作者阿来生活的藏区已经流传了上千年，通过口头代代相传的方式，当地人民对阿古顿巴进行着再创造。于是，也就有了傻子形象，以小说中麦其土司二少爷身份示人。

二、傻子“俄狄浦斯情结”倾向的解读

“俄狄浦斯情结”又被称之为恋母情结。“恋母”和“仇父”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关键词，《尘埃落定》中傻子的行为就暗含这两种倾向。

首先，傻子具有恋母倾向。傻子出生后，生母没有奶水，奶娘德钦莫措哺乳傻子。傻子离不开生母和侍女桑吉卓玛，一个给予他权力，一个给予他性。荣格说过，母亲原型同其他原型一样，几乎可以表现为无限多样的形式。先是个人的生母和祖母、继母和岳母，然后是所有同个人有某种联系的女人，如保姆、女教师或一个女祖先，然后是形象意义上的母亲，如女神，特别是圣母玛丽亚和索菲亚［5］73。作为傻子性成熟的老师，桑吉卓玛充当了母亲的原型。

弗洛伊德认为，产生恋母倾向的前提是母亲、父亲、子女朝夕生活在一起，母亲哺育子女，子女在双亲这里有更多童年。在麦其土司家，母亲因为儿子“傻”而生气，没有了奶水，哺乳的是奶娘德钦莫错，奶娘也仅仅是在傻子饿了、哭喊的时候才出现。傻子品尝奶水能分出差别，奶娘的奶水“像涌泉一样，而且是那样的甘甜，有痛苦的味道和原野上花草的味道”，母亲的奶水“更多的是五颜六色的想法”。傻子的聪明想法遗传母亲的“奶水”。“食色，性也”，傻子从奶娘那里获得成长的粮食，母亲的“奶水”成为他性的幻想，因为那是“五颜六色的想法”。当傻子十三岁，有了性需求的时候，性对象发生转移，是与他朝夕相处的侍女桑吉卓玛。

傻子性的启发萌动都和桑吉卓玛有关，后来直接称她为自己男女之事的老师。傻子把手伸向桑吉卓玛怀里，“身体里面或者是脑袋里面什么地方很深很热地震荡了一下，感到令人愉快的心旌摇荡”。文本多处描写“乳房”，能指单一性，所指双层性，作者在描写乳房的时候赋予了双层含义。傻子的养育依靠它，傻子的性成长更是从乳房开始。和女人有关的，小说文本都从描绘乳房开始。厨娘桑吉卓玛临死前，在温泉里沐浴，“依然结实的乳房半露在水面”［2］203。田间地头男女追逐，闪入人们视野中的仍然是乳房。男女性事，也都是从乳房描写开始。傻子对性的认识、性开始都是和“乳房”有关，这也让傻子逐渐成熟起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子女对父辈存在性的幻想是大逆不道的，乱伦更是刺人的字眼。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在文本中得到直接的体现，但是可以发生转移甚至是置换。在《尘埃落定》中，生母和桑吉卓玛二者在生理层面是重合的。生母没有完成对傻子的教育，由侍女桑吉卓玛帮助完成。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贾宝玉和侍女袭人与傻子和侍女桑吉卓玛在性的启蒙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

其次，傻子有着强烈的仇父倾向。十三岁的傻子临幸十八岁的桑吉卓玛，感觉桑吉卓玛和“这些下人们走在一起，着实是委屈她了”［2］183，他想让卓玛永远和他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当土司，自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要不是我只是父亲酒后的儿子，这一刻，准会起弑父的念头。”［2］22尽管没有付出行动，但是念头已经有了。弑父是为了当上土司，当上土司的一个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桑吉卓玛的地位。

当父亲设计得到查查头人的女人央宗时，土司太太恼怒，说要派人杀了那女人，傻子“枪一响，父亲就熊一样咆哮着从他沉迷于情欲的地方蹦了出来”。当父亲以为是大儿子所为时，傻子坚定回答：“不是哥哥，是我打的。”［2］51儿子向父亲举枪，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但是冥冥之中，弑父的念头已经再次出现。

这两次的弑父行为都和女人有关。看到眼神充满哀伤的桑吉卓玛，为了不让自己眼中光鲜的桑吉卓玛受委屈，傻子就对父亲起了弑杀的念头。弑父是为了桑吉卓玛，桑吉卓玛是自己的性启蒙老师、性对象，拥有权力的父亲却让桑吉卓玛处于社会最底层，让她做一个卑微的家奴，傻子出于对性对象的维护而仇父。第二次，枪冥冥中射向了自己父亲。射向父亲，是为了生母。为什么就射向了自己的父亲，这和一个人的潜意识是分不开的，仇父的念头随时冲开前意识的樊篱，表现为意识层面的冲动。

“我要把那个家伙杀了。”［2］67那个家伙是指银匠曲扎，因为桑吉卓玛要嫁给银匠了。“我要把他做银子的手在油锅里烫烂。”［2］67傻子发出对银匠娶桑吉卓玛的强烈不满。傻子对桑吉卓玛的占有不是官家少爷对一个婢女的简单的性侵占，而是要求自己的性对象只能属于自己。这是恋母的另一种表现，要杀死所有的情敌。桑吉卓玛真的要嫁给曲扎，“又是隐隐一痛”，傻子难掩心中的忧伤。桑吉卓玛出嫁了，“殊不知，我的卓玛被人用马驮走了，我的心里也一样的孤独，一样的凄凉”［2］108。

弗洛伊德认为，男人的性的成熟甚至性的方法都来自母亲。傻子成人以后，在与其他女人交合时仍然忘不了桑吉卓玛。“我是同时呼喊着两个人，我的老师和她。是的，她连身体都和侍女卓玛差不多一模一样。”［2］202第二个“卓玛”的出现，就是傻子“卓玛”情结的表现。

三、结论

《尘埃落定》“这个来自越来越遥远的时间与一个部族集体记忆深处的故事”吸引着读者，也正是“藏族文化和藏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民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的必然渊源”，牵引着研究者去探索这段沉睡中的记忆、丰富的民间资源，进而，作者从中汲取营养并成为创作的蓝本［6］。在一次座谈会上，阿来这样说：“我更多的是从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取营养。这些东西中有着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7］291巫文化是藏民族非常重要的文化。傻子形象原型来源于藏民族的“巫”。傻子这种强烈的“恋母”“仇父”倾向，又展现出这一文学形象的丰富性。

［1］张中载．原型批评［J］．外国文学，2003(1)：69．

［2］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仁真旺杰．原始苯教中的骨卦占卜和仪轨［J］．西藏民俗，2001(1)：13 －16．

［4］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J］．民族文学，2001(9)：92．

［5］漆凌云．仙女原型与恋母心理［J］．新余高专学报，2001(6)：75．

［6］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J］．民族文学，2001(9)：91．

［7］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