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声波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撑一支笔，向历史更深处漫溯
——评阳海洪《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

黄声波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阳海洪新著《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基于公允的学术立场，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等三大新闻思潮的代表人物为经纬，运用传统学案式的史书体例结构全篇，全面呈现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众声喧哗”的状貌及其起伏消长的历程，并探讨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演进的独特性。全书具有整体性视野、现代性眼光及学术态度严谨等特点，是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新闻思潮的佳作。

《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整体性视野；现代性眼光；学术态度

真实的历史因时间的一维线性，是无法认识的“物自体”，历史是人们通过叙述建构而成的。在这种历史建构中，历史不再是透明的纯粹之物。历史叙事及由此而来的历史记忆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需要通过这样的叙述来宣示其存在和统治逻辑的合法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相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正如乔治·索雷尔在《进步的幻象》中所指出的“进步既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则，一种历史哲学，作为其结果又是一种政治哲学。它将历史的一种描述性分析与一种认为这种发展是正确与良善的哲学立场结合起来，而且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立场被用于政治目的。”[1]也就是说，历史哲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础，政治权力的确认必须由历史建构来完成。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著《1984》中曾有如此名言“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控制过去”，通过历史叙述的建构，形塑国民的历史记忆，确立权力的合法性根基，由此以“控制未来”；“控制现在”，通过权力划定历史叙述的边界，规定历史叙述的方法，使历史以规定的方式呈现自身，由此以实现“控制过去”。在权力的运作之下，“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历史叙述的方式统一了自身。其小说《1984》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背景，批判了极权主义对人类思想的禁锢与戕害，形象地展示了历史叙述是如何同化、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的。

中国虽自唐代即已产生出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进奏院状报，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新闻思想，及至近代报业舶来中国，带来了现代新闻思想与观念；借助西方新闻思想资源，中国新闻人开始对大众传媒进行现代性审视，其思想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1834年1月出版的《东西洋考》上刊载了《新闻纸略论》一文，这是近代中文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论述西方报纸的专文，全文虽然只有331个字，但叙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时一些主要国家的报刊出版概况等问题，使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新闻自由”这个名词，现代新闻思想开始在中国落地。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知识分子面向西方，寻找救国道路，西方新闻思想及其载体——报纸，成为国人救国方案的重要内容，并开始其职业化进程。故张季鸾说：“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2]五四运动期间，随着苏俄主义的东扩与中国知识界的左倾，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持批判态度的马列新闻思潮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三股新闻思潮的起伏涨落，构成了中国现代新闻史色彩斑斓、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建立政权，以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内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潮确立了在中国大陆的主导地位。建国后，随着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的整合，马克思史学成为官方史学。1956年，中宣部主持制订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它不仅成为新闻史教学的依据，也成为新闻史研究的纲要。这个大纲深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基本内容是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和其他进步报刊的历史，别的报刊涉及不多，聚焦于报刊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忽视报刊本身的专业属性与文化功能。[3]这种“阶级斗争”的叙事框架，共产党的所领导的革命及其胜利就获得了历史进步的意义，确立了新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思想成为唯一“正确”的话语形态，而民营报人与国民党人的新闻思想因其阶级属性，在革命史叙述中，或是一笔带过，成为革命报刊的陪衬；或是狠加批判，成为“反革命”教材，“自由”“民主”被斥之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麻醉剂”，无法获得正面的表达。但历史叙述是常写常新，与时俱进的。当中国告别革命激情，“阶级斗争”让位于“和谐社会”，“自由”“民主”和“宪政”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可欲目标时，对中国现代新闻思想予以重新认识，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湖南工业大学阳海洪博士的新著《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4]对三股新闻思潮进行了详细梳理，值得学界关注与重视。将其置于新闻学学术史上进行考量，笔者认为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1.整体性视野。该著的整体性视野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呈现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面貌。作者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等三大新闻思潮的代表人物为经纬，运用传统学案式的史书体例结构全篇。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思想”， 中编为“中国民营报业新闻思想”， 下编为“中国国民党党报新闻思想”，共涉及人物23人，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众声喧哗”的状貌及其起伏消长的历程，并探讨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演进的独特性。二是善于通过对比性阐述对相关代表人物的新闻思想进行全面呈现。任何思想包括新闻思想总是伴随着问题而产生的，是对特定时代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所要解决问题的共同性，处于同一时代环境下的新闻人物，其所主张的新闻思想必然有其共同性，特别是处于同一阵营、同一党派的人物，这种同质性就更加明显。但当这种时代性落实到具体的新闻个体时，在思想内容、取法路径方面，也会因人因地而产生产生差异。作者在呈现这些人物的新闻思想时，既注意了这种共同性，也注意了差异性。比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新闻思想，对党性的强调，对群众利益的维护，大众化的文风，是他们作为党领导人新闻思想的共同点。但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成熟于农村革命环境，如何在分散的革命根据地中进行党的建设，争取农民，赢得革命的胜利，是他新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刘少奇则是在党即将胜利，由农村转入城市，由战争转入和平，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背景下思考新闻问题的，因而其新闻思想自然就呈现出不同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新特征。作者通过这种对比性性阐述，显示了新闻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这些精英人物的新闻思想得到了更加全面系统的阐释与呈现。

2.现代性眼光。史家关注历史，但其所目注心营之所在，乃是当下和未来。在与福柯、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进行论战时，哈贝马斯始终为“现代性”进行辩护，强调它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该著认为，这种论断于中国而言，更有其现实意义。现代传媒的本质是新闻的商品化生产，现代中国需要借助现代工业文明所提供的大规模复制技术，突破传统体制藩篱，面向市场和大众进行商品化的新闻生产，在工业文明和自由市场的基础上重建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在制度层面，由传统事业型的人治管理转向现代企业型的法治管理，官媒独尊转向民报优先；在思想层面，由传统言禁观转向现代自由观，由传统愚民观转向现代智民观，由宣传教化转向信息提供和舆论监督。中国现代新闻史的基本主题是实现中国传媒的现代转型，且这个转型依然处于进行时中。但在中国新闻事业持续以加速度推进时，中国新闻人的自我则逐渐混沌，断裂的废墟与这个时代一样的大，偶像的黄昏不断来临，“乡关何处”是许多新闻人在不断追问的话题。作者打捞被革命史遮蔽的另类历史，其历史致意之所在，是试图通过重新梳理中国新闻史，通过历史的重新叙述，为“缺钙”的当代传媒重建精神谱系。作者试图证明，在多元化的社会结构里，“现代性”依然是我们甄别新闻的最高价值；只有在现代性这个历史维度上，新闻才能“诗意地栖居”。

3.学术态度严谨。史家的历史认识之深浅，取决于两个维度：一是史家之历史观念及由此而来的史学认识；二是权力与历史的紧密关联，权力所能为历史研究提供的话语空间。于中国新闻史研究而言，后一个维度可能更具影响力。史家只有跟权力保持足够的疏离，回到历史本身，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历史。阳海洪博士以中国现代新闻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及由此而来的历史洞见，恰在于他回到了史家这个最原初的出发点。国共之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但在革命史的叙述方式中，历史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在呈现自身，在简单清晰的历史叙述中又在刻意地遮蔽历史的丰富与复杂，使这段历史显得似乎真切，却又极其遥远。而《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一书，回到了历史原场，对这段已经消逝的历史保持足够的敬意和温情，尽可能地从学术角度去阐释历史、发掘史料。为了写好这部书稿，做到论从史出，作者甘坐冷板凳，“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史料方面下了扎实功夫，几乎通读了每个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为重建平实可信的历史记忆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其间有些论述尚可深化，有些观点还可商榷，学案式的行文体例也限制了对某些问题更加深入的思考，但其致思方向及其学术成就，依然是粲然可观的。

历史虽尘封于时间之流，但它存活在一代又一代的心里，人们往往从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出发，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因此，史学乃阐释之学，在一代代人的阐释之中，我们才能去逼近历史的“真相”，才能更加认清我们人类自身，测量出人性的深度。因此，历史最终只能交给时代，交给史家。历史期待着史家撑一支笔，凭着他的心灵、智慧与力量，凭着他对历史的血肉体验，使历史成为“属己”的历史。这样，他的思绪才会冲破万里云层与千山暮景，穿透时间的阻隔，向着历史的更深处漫溯，以烛照历史的幽暗之海，赋予历史以生命。阳海洪博士就是这样一位“撑一支笔”，敢于“向历史的更深处漫溯”的史家，《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就是他长途漫溯、探幽揽胜的成果,我们真诚期待他未来的研究带来更大的惊喜。

[1] 乔治·索雷尔.进步的幻象[M].吕文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

[2] 张季鸾.季鸾文存[M].重庆：大公报馆，1944:151.

[3] 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J].新闻大学，2007(1)：28-31.

[4] 阳海洪.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徐 蓓

A Deep Probe into History ——Comment on Yang Haihong’sAHistoryofChineseModernJournalisticThoughts

HUANG Shengbo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HistoryofChineseModernJournalisticThoughts, a newly published works by Yang Haihong, is organized in a structure composed by traditional learning cases. With an academic position and a horizontal vision towards Marxism, liberalism an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is book takes the typical characters of these three major journalistic thoughts in China as its backbone, comprehensively revealed the noised situation, the gradual process and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modern journalistic thoughts. The whole book has a integrity horizon, modernity vision and a rigorous academic attitude, thus can be deemed as an excellent work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 journalistic thoughts.

AHistoryofChineseModernJournalisticThoughts; integrity horizon; modernity vision; academic attitude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2.028

2014-12-26 作者简介： 黄声波(1965-)，男，湖南炎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新闻出版。

G210.9

A

1674-117X(2015)02-01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