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瑗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戏谑者的狂欢·启蒙者的呐喊·孤独者的爱
——魏剑美杂文的三个面相

邓 瑗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魏剑美的杂文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面相。戏谑者的姿态是他反抗当下社会的文化逻辑和运作程序的独特方式，也透露出在这个讲道理时代里言说的艰难与无奈。他的戏谑总是要回归一个启蒙者的立场，在对人的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呼唤上，魏剑美实现了与西方启蒙主义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精神沟通。这样的启蒙者，同时也是一位孤独者，宏大叙事的消解使他不可能再大声疾呼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而只能在“思想的独舞”或“心灵独语”中表达对世间的爱。

魏剑美杂文;戏谑;启蒙;孤独

在这个小说大行其道、杂文逐渐走向边缘的年代，湖南作家魏剑美的创作显得尤为可贵。以杂文起家的他，十多年来坚持将“杂七杂八之文一路写将下去”，四部杂文集《在醉与醒的边缘》(2003)、《下跪的舌头》(2009)、《不要和陌生狗说话》(2011)、《非常魏道》(2013)的出版，奠定了他杂文写作的独特风格。他的杂文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面相，于嬉笑怒骂之下潜藏着启蒙主义者的情怀和对世间的暖暖的爱，让人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触摸到一丝人性的真实感。

一 戏谑者的狂欢

阅读魏剑美，首先感受到的是他在反语的大量运用、情景化的论述手法和与论述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中营构起来的戏谑风格。《不包二奶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坚决反对官员财产公示》《考试才是第一生产力》等文章充斥着通篇的反语，通过逐条列举包二奶和考试的优势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的弊病，喜剧性地讽刺了官僚阶层的腐败、堕落和考试在当今时代中的病态定位。就像斯威夫特在《一个温和的建议》中不无荒诞性地提出以贩卖婴儿来解决爱尔兰人民的温饱问题一样，魏剑美的不少杂文同样在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当叙述者津津有味地倡导包二奶、考试，甚至将它们视为推动生产力的重要方式之时，隐含作者却在一旁静静地观看这种虚张声势的表演，并将读者带入了对这些不良现象的深刻反思中。情景化论述手法的运用更是强化了反语与讽刺的力量，在《像奴才那样写杂文》中，几位“掉书袋”杂文家的形象仅通过他们的对话就简明而有力地勾勒了出来，不需要更多的评论或冗余的分析。而在《两个盲人上了车……》中，作者以微型小说的构架和笔法，展现了面对公交车上的两位盲人各位乘客各不相同的心理，在这些漠不关心甚至不怀好意的目光里，两位盲人感受到的竟是“宽容”与感激，这让我们在浸淫于作者的喜剧性讽刺时，又不能不感着一种深沉的悲哀与愤怒。

在辛辣的讽刺与荒诞的戏谑之下沉潜着的是魏剑美对当下社会的文化逻辑与运作程序的思考。眼光毒辣的他，常常于不经意处窥见为常人所不见的文化隐患，而在其杂文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对当今社会两极化倾向的反思。道德沦落为媚俗，“良心是件奢侈品”，一切事物都必须经过娱乐化的包装才能进入公众的视野——《阿Q正传》成了《阿Q的桃色梦》，鲁迅是“宇宙级超白金版畅销作家”，就连救助游客的“红色导游”文花枝之所以能“感动湖南”也是因其身份所带有的时尚元素！魏剑美在浓墨重彩的论述中，让我们感叹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的到来之时，也悄然揭开了这个时代的另一张面孔：流行歌曲大唱“大中华”“世纪情”的赞歌，广受好评的报道必须具备将苦难和悲痛化作“十亿神州尽尧舜”的浪漫主义的“新闻眼”，落马的贪官常常秉持着“民意哲学”，甚至真诚地认为“人民群众对我是满意的”。爱伦堡有一句名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1]如今，“庄严的工作”不得不打上可疑的引号，“荒淫与无耻”却日益获得了合法化的辩护。娱乐化的恶搞与义正言辞的说教汇成了当今社会的文化奇观，我们一面追逐着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面又在私心与邪欲上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指出，在中国文化里，“‘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2]。这样的文化结构铲除了“自我”的疆界和个体存在的可能，个人的利益是不合法的，必须凭借集体利益的名义来攫取，而当能够统摄个人的权威失效之时，我们面临的将是人欲横流的局面。魏剑美的杂文尖锐地揭示了这种在失效的宣传高调与脱离约束的逐利行为之间的尴尬，深刻地洞见了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潜藏的流弊。

如果说斯威夫特的讽刺尚可称为不温不火，那么，面对同样荒谬的现实，魏剑美的杂文则呈现为一种热辣辣的风格，这也是本文将其定位为“戏谑”而非单纯的“讽刺”或“幽默”的原因——虽然魏剑美本人对“肤浅的戏谑和调侃”怀有一种忧虑。他常常感慨“中国式说话”的奥妙：“中国人说话非常讲究辩证法，一穷二白固然‘可以描最新最美丽的画’，即便是天灾人祸，我们也能够看到其积极的另一面，那就是‘挽回损失多少多少万’。”(《中国式说话》)例如，一句“人是要吃饭的”，从导向错误论看，是鼓吹以庸俗代替崇高；从狭隘民族主义论看，是对西方文化的嘲弄和拒弃；从群体歧视论看，是否定婴儿和忌食病人的生存权利。同时，它还可以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的主旋律声音或反腐倡廉的理论建树等等。在一个对规范和共识缺乏敬意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可以扮成真理，而所谓的“真理”不过是话语操作的结果而已。《道理的N种讲法》《不吃饭还不行吗》《杀人无罪论》《扯谈是件技术活》等文章深刻地道出了讲道理时代里言说的艰难。如果说在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结尾处小孩的一句实话戳穿了荒诞的谎言，尚能引起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静默，那么，魏剑美在《〈皇帝的新装〉的另外若干结局》中进行的改编则让人哑口无言了。现实中的“皇帝”拥有无数种化解尴尬的借口，不仅依然能维护其权威性，而且一下子将说出真相的人们贬到了受愚弄的处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儿八经的论辩和批判注定是无效的，人们不再关心真相，对正邪也逐渐失去了兴趣。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当“有价值的东西”不再存在或不再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必将迎来一个没有“悲剧”的时代。因此，魏剑美式的戏谑其实包含着深广的无奈与悲哀。王小波说：“越悲怆的时候我越想嬉皮。”[4]魏剑美则公开标榜一种“孤独的姿态”：“我几乎从未在独处的时候感到孤独，而只有弦歌四起、人声鼎沸的所在，我才会无比明确地发现自己的孤立无援。但我不会选择沉默和远离，我会和舞者一起舞，和歌者一起歌，和鼓掌者一起鼓掌，用更加夸张、扭曲和疯狂的姿态，让所有的庸俗者看到我的庸俗，所有的虚伪者看到我的虚伪，所有的阿谀者看到我的阿谀，所有的可怜虫看到我的可怜。”(《心灵独语》)魏剑美正是以戏谑者的狂欢反抗着无边的黑暗。

二 启蒙者的呐喊

戏谑如果没有立足的支点，那只是无聊的玩闹；狂欢如果没有向往的目标，那只是纯粹的捣乱。魏剑美的杂文在对论述对象进行大张旗鼓的嘲讽之后，总是能回归一个启蒙者的立场，这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使他的作品于戏谑之余透着一股严肃劲。

魏剑美自称：“我至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相信，在绝对正确的‘历史因素’之上，应该还有一个更为正确的人道因素。”(《当痛楚成为一种游戏》)参观渣滓洞、白公馆的经历让他感叹，现今的“爱国主义教育”过分强化了阶级、敌人的分化，如今“最缺的是‘爱人主义’教育”。那么，他所期许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常常出现在魏剑美笔下的是对“尊严”“自由”与“思想”的呼唤。“如果我什么也没有，我至少也要保持自由、尊严和骄傲的心；就算我什么都有，也无法多出自由、尊严和骄傲的心之外的东西。”(《思想就是从别人的卑贱中察觉自己的卑贱》)首先，“尊严”是对自身人格的尊重，它既要求外界的承认，也是一种自律性的确证。在《职场的“奴隶主义”和“感恩教育”》中，他指出当下流行的企业文化将职工还原为一个个缺乏主体意识的劳动力，这不仅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透露了对员工尊严的极大忽视和现代精神在经济发展中的缺席。而《“粉丝”，一个鼓励自虐的商业名词》则针对各种偶像崇拜者的疯狂追星行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赞美与爱慕应该基于平等的关系。其次，“尊严”的前提是“自由”。这样的“自由”绝不是随心所欲或任意妄为。长久以来，人们对“自由”的妖魔化都在于对无序与混乱的恐惧，然而，真正的“自由主义”从来都是在尊重规范和秩序的前提下个人化意愿的表达，而一个不承认个人意见或不允许另类表达的国度，是谈不上对人的尊重的。最后，独立的“思想”构成了“人之异于禽兽者”。在《思想的独舞》中，作者悲哀地慨叹：“人类是唯一不需要缰绳就可以被牵着走的动物。”如果生而为人却没有独立的思想，那么人的价值便不如《伊索寓言》里能够反问的驴。

对尊严的呼唤、为自由的辩护和对独立思想的坚守，归根到底，是在一个面临着物化、权力化等重重危机的世界里，要求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魏剑美说：“我常常想，是不是在一切人的骨子里都只是拿别人当工具而已？在自己，‘我’固然是全部和所有，在他人，‘你’就只不过是一个仅供临时使用的扳手或者手纸，用过就可以放下，放下就意义全无，除非下一次还可以使用。”(《你是谁？》)一旦自己视野中的“我”转换为从他人角度出发的“你”，“我”便异化成了只具有利用价值的工具，而在所有的利用中，最可鄙的是以抽象的“人民”替换具体的“个体”。当连贪污腐败的官员都拥有自己的“民意哲学”，甚至以“人民的意志”来为自身的行为辩护时，“人民”这个概念的使用达到了最可悲的境地，而“人民”之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也被无情地忽视了。

在对物化的抗拒与对主体性的呼唤上，魏剑美的杂文是真正的启蒙者的呐喊。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5]因此，启蒙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对理性的推崇或膜拜，而在于凭借理性所获得的主体意识，在于将人从自身之外的任何束缚中解脱出来。在这个层面上，魏剑美的杂文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精神之间的沟通，而他笔下常常提及的鲁迅、陈独秀、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精神资源。例如，在《思想就是从别人的卑贱中察觉自己的卑贱》一文中有这么一则妙语：“一个人的成熟绝不是满脸沧桑或者全身世故，而首先是指摆脱别人对自己的控制，无论这控制来自长辈、上司还是命运，尤其是负面情绪和错误的生活方式。其次是敢于和能够担当自身角色必须承受的责任。”对“自由意志”和“承担责任”的强调，恰恰呼应了胡适当年在《易卜生主义》中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即便身处一个理想陨落的时代，魏剑美也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坚守着启蒙主义的传统。

三 孤独者的爱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还不时被一种解放他人的情怀所鼓舞，在启蒙的宏大叙事下激情万丈，那么做一个当代的启蒙者则不免要陷入尴尬的境遇了。张光芒在《答“新启蒙论坛”大戈先生十问》中指出：“鲁迅早就说过自己并不是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况且我们现在早就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任何高深的理论和崇高的理想在今天都不可能产生全面的影响，新启蒙者早就应该抱有这种充分的思想准备，选择了它也就选择了孤独——一个人的孤独或者一个群体的孤独！”[6]

的确，魏剑美的杂文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孤独感。在《思想的独舞》中，他说：“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这样，即便使用同一种语言，彼此仍无法理解；即便热情拥抱，彼此仍相隔千里。”在《老魏妙语录》中，又说：“不要急于向人兜售你的所谓经验，对他们而言，那只是一件过时的衣服，永远都不会有人觉得合适。”对当代的启蒙者来说，孤独不仅来自不被理解，更源于无法言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已解构了宏大叙事的理论根基，任何主张或思想一旦出口，便立刻有人像昆德拉《慢》中的蓬特万一样非难：“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的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真理去说服别人，去影响别人，这样就扮演了改变世界的角色。”[7]因此，留给魏剑美等启蒙者的只有孤独。从“一个人的追问”“思想的独舞”“心灵独语”等文章标题来看，他对自己的处境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他越来越习惯于边缘化的生存处境——“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阅历的增多，我越来越喜欢与自我对话，也越来越不在意物质化和功利化的评价标准，就精神生活而言，我们是很难区别高低贵贱的”(《非常魏道·代后记》)，甚至在这种生活状态中寻到了“心灵的从容和自在”。

孤独带来的还有自省。魏剑美一面为自己划出一个“边缘化生存”的圈子，静观他人为争夺权力、享乐而上演的一幕幕喜剧，一面也“从别人的卑贱中察觉自己的卑贱”。他将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定名为“在醉与醒的边缘”，在他看来，“众人皆醉我独醒”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不可能的姿态，每个人都承受着不良的社会文化、风气造成的恶果，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种社会文化的构建。因此，在批判别人的同时，魏剑美从来不标榜高人一等，他对自己身上存在的劣根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曾感慨：“在权势面前，我看到太多下跪的东西：下跪的膝盖，下跪的舌头，下跪的思想……”(《思想的独舞》)但在《下跪的舌头·自序》中，他也坦承：“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在面对权势和利益诱惑的时候，从舌头到头脑，其实都和阿Q的膝盖差不多，不知不觉就要跪下去了。”

这样的孤独者在愤世嫉俗的表面下其实贮藏着满满的爱。魏剑美说：“愤怒出杂文，但杂文的目的却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愤怒。更多的时候，它源于爱、正义和真理难以触摸时的深刻的伤痛。”(《下跪的舌头·代后记》)在一组总题为“人生镜像”的杂感中，他将自己喻为一位“无望的猎手”，“因为宽厚和正直，我都已错过所有收获的机缘。但同时我也深深地知道：因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因良知和道德的嘉许，无论我是怎样无望的猎手，我都将一如既往地度我一生，无怨亦无悔！”确实，在这些短小的篇什里，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触摸到魏剑美脱下斗士的盔甲后敏感而脆弱的心灵。

戏谑者的姿态是魏剑美反抗当下社会的文化逻辑和运作程序的独特方式，也透露出在这个讲道理时代里言说的艰难与无奈。他的戏谑总是要回归一个启蒙者的立场，在对人的主体意识与自主性的呼唤上，魏剑美实现了与西方启蒙主义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精神沟通。这样的启蒙者，同时也是一位孤独者，宏大叙事的消解使他不可能再大声疾呼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而只能在“思想的独舞”或“心灵独语”中表达对世间的爱。

[1] 鲁 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M]//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5．

[2]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14．

[3] 鲁 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M]//鲁迅全集: 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3．

[4] 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M]//王小波．假如你愿意，你就恋爱吧．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8．

[5] 康 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M]//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6] 张光芒．答“新启蒙论坛”大戈先生十问[M]//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93．

[7] 昆德拉．慢[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3．

责任编辑：黄声波

Revelry of the Joker, Call of the Enlightener and Love of the Loner——The Three Faces of Wei Jianmei’s Essays

DENG Yuan

(Center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Wei Jianmei’s essays show abundant and multiple faces. The attitude of joking, as his unique way to resist our society’s cultural logic and its working process, unfolds the difficulty and helplessness of expressing in this era. Since the joking always leads to an enlightener’s standpoint, Wei Jianmei’s essays accomplish a sort of ment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stern enlightenment and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all for human’s subjectivity and independence. The enlightener at the same time is a loner. The negation of grand narrative deprives him of any possibility to loudly advocate his opinion and ideal. What leaves him to do is to express his love for the world in the “solo dance of the thoughts” and “monologue of the soul”.

Wei Jianmei’s essays; joking; enlightenment; loneliness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2.005

2014-10-28 作者简介： 邓 瑗(1988-)，女，广西桂林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6

A

1674-117X(2015)02-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