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娇艳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迷失的“大地母亲”
——从原型批评视域看赫蒂的女性悲剧

方娇艳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对于《亚当·比德》中的赫蒂·索雷尔，主流观点将其视为虚荣自恋、放纵堕落的悲剧女性，并将其视为维多利亚女性标准的反面。然而，从原型批评理论切入，发现赫蒂的悲剧是社群的偏狭与孤立，是双重母亲抛弃下的产物：正是由于社会母亲的缺失，赫蒂转向了过度自恋和在林中阴影的释放；又由于向自然母亲寻求庇护无果，导致赫蒂最终在绝望之下，无知地在田野里犯下了弑婴的罪行，辛辣地反讽了“大地母亲”原型。赫蒂的悲剧透露出艾略特的身份焦虑和含有男权思想阴影的女性观，以及其对维多利亚时代堕落女性所面临的自我的创伤以及社会群体对其偏见和拒斥的反思。

赫蒂·索雷尔；“大地母亲”；原型批评；女性悲剧

在1858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乔治·艾略特曾追忆《亚当·比德》的灵感源于她的卫理公会教徒的姨姨的一件秩事。在日记中，艾略特转述了她的姨姨的故事：“她曾造访过一个判了刑的罪犯，一个非常无知的女孩，这个女孩谋杀了自己的孩子却拒绝认罪；她……陪着这个女孩祈祷了一整夜，最后这个可怜的孩子痛哭流涕，终于认罪。”[1]这个女孩便是《亚当·比德》中的赫蒂·索雷尔的原型。小说一经发表便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赫蒂从此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杀婴母亲的堕落女性典型，其虚荣自恋、冷漠自私的负面形象也被定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将赫蒂杀婴的地点设定在田野中，而此处涉及的“母亲”“大地”(田野可视为大地的象征)的意象，令人不禁联想起原型理论中经典的原型形象—大地母亲(Mother Earth)，并与之形成强烈的反差。事实上，除了“大地母亲”这一显见的自然原型之外，在描写赫蒂堕落的过程中，艾略特贯穿了赫蒂与野外自然的关系：引诱偷情发生在树林里，而逃亡杀婴则在田野中，这两处象征野外自然力量的场所与赫蒂最终成为迷失“大地母亲”的悲剧命运紧紧相关，并成为其堕落毁灭的见证。

尽管国内外学者曾就多方面探讨过赫蒂的女性悲剧，尤其是集中分析了赫蒂的杀婴行为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堕落女性的悲惨宿命,然而对于为何艾略特将赫蒂的命运转折放置于野外的环境中，即对赫蒂这一母亲角色与野外自然的隐喻性关系还没有做出细致研究。事实上除了赫蒂之外，《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玛吉、《织工马南》中的莫莉无不如此。乔治·艾略特通过把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下的“堕落女性”放置在野外自然环境中(在情节的高潮转折部分尤其如此)，使其在野外自然中走向堕落或者死亡的叙事现象，无疑存在着某种规律性、隐喻性的关联。这种野外叙事现象所对应的自然世界与人类文明社会的世界有着明显的反差，而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对艾略特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范围的影响上，往往还影响甚至塑造了小说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在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束缚压抑的背景下所呈现的潜意识世界和命运抉择。

在这一点上，原型批评针对自然世界中诸如水、大地、天空、日月等元素和母题，在结合人类文明史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结构原理意义上隐喻式的联想和剖析，这对揭示艾略特小说中以赫蒂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堕落女性”的悲剧宿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原型批评理论的视角，以树林和田野为两个自然坐标系来分析《亚当·比德》中的原型特征，尤其是赫蒂所象征的负面“大地母亲”原型，以此来考察赫蒂在社会母亲和自然母亲的双重抛弃下，从堕落到毁灭的女性悲剧历程，从而揭示出艾略特在塑造赫蒂这一女性人物时的身份焦虑和含有男权思想阴影的女性观，以及对维多利亚时代堕落女性所面临的自我的创伤以及社会群体对其偏见和拒斥的反思。

赫蒂从一个漂亮虚荣的农场姑娘最终沦落为流放而亡的杀婴罪犯，与其母亲的缺失密切相关。但此处的母亲是双重的：“一个母亲是真实的、人间的母亲；第二个母亲是象征意义上的母亲”。[2]正是由于社会母亲的缺失，赫蒂转向了自我的过度自恋；又由于向自然母亲寻求庇护无果，导致赫蒂最终在绝望之下，无知地犯下了弑婴的罪行，并辛辣地反讽了“大地母亲”的原型。在这期间，赫蒂所遭受的引诱、迷失直至堕落的悲剧历程，都在自然的冷漠窥视之下。而小说中的自然，无论是树林还是田野，显然超越了自然环境本身的存在意义，更多地包含了与赫蒂这一人物的重大抉择和命运转折息息相关的深层含义，即自然作为一种对立于社会群体压力的力量，在帮助释放赫蒂在群体中受到的压抑的同时，也对赫蒂的受诱和堕落实施了监视和制裁。

一 社会母亲的缺失与“阴影”的释放

在小说前半部分，赫蒂被描绘成一个令人怜爱的漂亮姑娘：“这是一种诸如小猫的美，诸如一只用她那柔嫩的小嘴发出轻柔嘎嘎声的毛茸茸的小鸭的美，或是诸如刚刚蹒跚学步、刚会有意顽皮的小娃娃的美——你永远无法对这种美生气，却总会为之倾倒而无法自拔。赫蒂·索雷尔拥有的就是这样一种美。”[3]73这种与生俱来的美，不但使赫蒂成为所有男人的焦点，也助长着她膨胀的虚荣心。这种美逐渐地被她视为操控男人的秘密武器，使她不放过任何一次卖弄风情、迷倒男人的机会，以彰显她压倒群芳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在小说中，艾略特不仅多次着墨于赫蒂的纳西索斯式的自恋场景，甚至使她几乎定义了自恋本身[4]。然而，这只是赫蒂的悲剧人格的表象。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上，实际上是周围环境的压抑、孤苦无依和冷淡的亲缘关系，尤其是社会母亲的缺失，使她难以融入集体而转向自我。在小说中，艾略特用“无根的植物”来形象地比喻赫蒂的身世：赫蒂父母早逝，从小寄养在舅舅家中，舅妈对她更像是对待一个房客，一个使女，而不像是外甥女，经常对其漠然视之或大声责骂和使唤，对自己的小公主托蒂则极尽溺爱，而赫蒂只能忍耐和接受。在舅舅、舅妈对待赫蒂与亚当的亲事的态度上也是如此：“要是赫蒂是他们的女儿，那当然另当别论。可让一个一文不名的外甥女嫁给亚当，他们打心底觉得是件很般配的事”。[3]86赫蒂不仅缺乏亲生母亲的关爱，同时舅妈——她的“代理母亲”——也疏于对她的关心，反而常常厉言相待、指责斥骂。也正是在这样自幼缺乏家庭关爱的环境下，赫蒂由于从社会母亲身上满足不了内心对爱和保护的需求，内心便与舅舅一家愈加疏远，对身边的人愈加冷漠，同时转向了全心全意地自怜自恋，在外部环境中所受到的压抑，在她每次的顾影自怜中得到了替代性的补偿和满足。赫蒂空洞的灵魂，正是源于可依循的母亲模范的缺失，尤其是从来没有被真正抚养关爱的经历，把她推向了镜子中的自己。[5]121久而久之，赫蒂的天生丽质被她视为珍贵的财富，每当一有机会照镜子或梳妆的时候她都要孤芳自赏，专注于每一次“自己独特的膜拜仪式”，[3]133也在每一次男性倾慕的目光中得到了满足和补偿。

这种自恋性的满足和补偿不仅欺骗性地填补了赫蒂内心对母亲的爱的渴望，更唤醒了赫蒂人格中的“阴影”部分，使其在树林中充分释放。赫蒂和被赫蒂美貌所诱的亚瑟日益陷入“使人欲罢不能的爱情”之后，由于赫蒂农场工的角色与亚瑟的土地继承人的身份之间的悬殊差异，二人只能选择在脱离社会群体监视的小树林里密会与偷情。小说中的树林看似只是掩盖二人奸情的场所，但倘若依照弗莱的用以发现文学中的原型结构“向后站”方法[6]198来看，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引诱堕落的黑暗力量的象征：赫蒂在林中密会中丧失了道德判断及宝贵贞洁，而亚瑟的难抵诱惑使其失去了他人的信任并诱发自身良心的痛苦拷问。而树林的这种负面象征含义，在小说中又与人性的“阴影”密不可分。依据荣格的理论，“阴影”是每个人的人格中的消极面，是个体所要隐藏的不愉快特征及人性中卑劣、原始的方面，“但是如果它被压抑，并与意识隔离开来，它就永远不会被修正，从而就倾向于在潜意识的某一时刻，突然地爆发出来。从各方面来看，它形成了一个潜意识的障碍，阻碍了我们最没有恶意的意图。”[7]赫蒂由于备受压抑而导致的阴影的爆发正是出于这种机制。虽然赫蒂道德感薄弱，但她仅存的羞耻感让她明白，过分的自恋和对亚瑟的奢想无异是不齿于人的，因此她每次照镜打扮都背着别人(尤其是舅妈)偷偷进行，并在自我陶醉的同时也不断被一种害怕被发现的恐惧和不安所侵扰。她也分明知道偷尝禁果、最后被教区收容的下场是不堪忍受的耻辱。然而，赫蒂内心中的阴影最终被唤醒，并不是羞耻感的缺乏，而更在于母亲模范的缺失[5]122—在赫蒂身陷迷茫和诱惑之时，没有人给她指导和保护，无怪乎身世飘零的赫蒂最终选择放纵自己人格中所有称之为阴影的部分：自恋自私、贪图享乐、道德沦丧。而树林无疑是释放赫蒂人性阴影的绝佳场所。事实上，树林的这一负面改造的象征寓意并非首创，霍桑《小伙子布朗》中的主人公布朗也正是在一片森林里失去了乐观天真的人生观，而代之以人性恶的认识和对人生的厌弃。而与在森林里被吞噬了人性善人生观的布朗所不同的是，赫蒂在树林中得到的更多的是压抑的释放和幻想的可能。确切地说，在小说中，赫蒂与亚瑟躲进的是杉树林(fir-tree Grove)，因此有的批评者敏锐地指出了Grove的异教意义的指涉——Grove在《圣经》中曾是异教崇拜的林中祭坛。[8]也正是在这个充满异教意味的世界中，赫蒂释放了被压抑的阴影，构建出了想象中的异教乐园，并将自己和亚瑟视为异教的神祇：树林使赫蒂暂且忘记卑微的身份和惨淡的现实，在树林的掩盖下，赫蒂可以逃开现实——她不再是一个卑微的农场女，而是亚瑟眼里的林中女神、美丽少女“普赛克”， 亚瑟则是她眼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和爱神。她可以放任幻想，寻求自然给它的“舞台”，实现她长久以来摆脱贫困、跻身上流的梦想，即使付出名声与贞洁也在所不惜。值得一提的是，赫蒂和亚瑟在林中密会的时间通常接近夜晚，静谧的夜晚和幽密的树林更加强化了赫蒂所面临的幻想自我与压抑欲望的释放，因为“当夕阳西沉后，人内心的‘力比多’却似巨人般醒来，而白昼时光天化日，常常是人们欲望的黑暗”。[6]227在这里，树林与使赫蒂所备受压抑的道德规范的人类社会相对立，代表了群体监察力量的松懈，[9]46从而使得赫蒂本已脆弱的社会自我进一步削弱，而幻想自我日益膨胀，以至赫蒂在社会母亲的抛弃下、在掩饰和错误的自我认同迷雾中与毫不留恋的群体愈行愈远，而在欣喜若狂的幻想中逐渐沉沦。

在赫蒂的阴影释放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亚瑟，并且在艾略特的笔下，该人物在面临着树林的引诱和改造的过程中，不仅自身在自私自利和道德鞭挞的矛盾中铸下大错，更将赫蒂推向了悲剧命运的深渊。相较于道德麻木的赫蒂，引诱者亚瑟显然更容易受道德感鞭挞，并且有过更多的顾虑和不安。亚瑟的既自私自利又喜欢以恩人自居的性格特点和土地继承人的身份地位，使其格外注重别人，尤其是佃户农民等阶级下层人对他的评价。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按照荣格的理论，亚瑟戴上的正是财富与阶级上层所赋予他的角色所应有的“人格面具”(persona)，他需要通过来自他人的评价来确立他的地位优势和身份认同，这与赫蒂被阴影所主导的心理视域截然相反。但即便如此，他的“人格面具”却依然不足以压抑他的欲望——他一面十分明白自己的地位不适于与赫蒂产生私情，另一方面却无法抵抗对赫蒂的情爱之欲，这反映了他社会自我和欲望自我的挣扎和矛盾，也即人格面具与阴影的争斗。这种双面自我的矛盾也恰恰映照在他对树林的矛盾感受上：他既把树林看做是山中仙女经常出没的神圣之地，是他沉浸在与赫蒂之间如同爱神与普赛克般甜蜜爱欲的世外桃源，又隐隐感受到树林的不祥魔力——在这个令他“虚弱无力”甚至“魔鬼附身”[3]122的树林中，他一再在行动上推翻他在树林外下定的拒绝赫蒂的决心，直至每次走到树林尽头，他的社会自我才会清醒，他才会重新戴上“人格面具”，让他重新以得体绅士的身份用礼貌的说辞劝慰送走赫蒂。然而亚瑟显然更深层地没有认识到其意识和行为的矛盾性，更妄论伦理道德觉醒之后在行动上的悬崖勒马。每次密会后，除了自责外，亚瑟似乎将罪责更多归咎于树林的魔力和赫蒂的诱惑，而忽略自身固有的性格弱点，更深层的动因则在于他隐性的权利阶级优势。在处于阶级和财富上层的亚瑟看来，他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可以用物质来弥补，“要是他偶然毁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他会买些昂贵的糖果，亲自包装好送过去作为补偿”，[3]110对于处于另一个极端——经济贫困并缺乏父母关爱和保护的赫蒂，他也抱有这种轻慢的态度，他送给赫蒂的耳环便是明证。这样的心理动机无一不助长他风流轻佻、自私自利的行为，使其一次次放纵与赫蒂偷情，并使赫蒂在幻想中无法自拔，为她的悲剧下场埋下祸根。

然而，赫蒂的人性阴影的释放，尽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还是遭遇到了来自另一股代表人类理性力量——亚当——的及时的干涉和阻碍。如果说赫蒂和亚瑟均陷入了树林的“魔咒”当中，那么，同样与树林密切相关的人物——亚当——则显然呈现出树林的掌控者的姿态。亚当不仅充当了二人偷情丑闻的揭露者，更因其失去赫蒂的爱情而成为受害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是作为自力更生的木匠和树林的监工的身份来揭露的。在他的眼里，树林中的树木是他建房取材的上好资源，完全可以为人所用，即可受人类的理性操控，这充分体现了他把握和改造自然的自信感；同时他对赫蒂的感情也是冷静而理智的，二者形成了对人性冲动欲望和诱惑的一种可控性的隐喻，这和犹疑不定、难抵诱惑的亚瑟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亚瑟代表自然中帮助释放赫蒂在群体中所受的压抑和自由幻想的一面(阴影的“同谋”)，那么亚当则象征着对赫蒂受诱和堕落的警示和监察的自然法则的力量和控制欲望的典范。这两种力量彼此抗衡，左右着赫蒂的抉择和行为。

然而赫蒂的悲剧命运却并没有停止，艾略特反而将赫蒂的悲剧推进了戏剧性的一步。即使当亚当偶然发现二人的密会后迫使亚瑟与赫蒂断绝私情，即使当赫蒂万念俱灰之下违心接受了诚心追求的亚当的求婚，错已酿成，为时已晚。赫蒂“面对快速逼近的耻辱，就像一只傻乎乎的迷途羔羊，不谙世事，独自在荒野中越走越远，正品尝着生命中最大的苦楚，却不知去哪儿找寻庇护之所。”[3]325她不得不再次逃离。社会母亲的缺失将她推向树林里迷幻的阴影世界，而这一次，自然母亲的再次抛弃将她引向了田野上的迷途和彻底的堕落和毁灭。

二 自然母亲的冷漠与弑婴的“大地母亲”

从第5卷开始情节急转直下，艾略特开始彻底解构“田园神话”和“阿卡狄亚叙事”[8]，通过受诱怀孕及无知弑婴的悲剧选择，将赫蒂推向了在自然的冷酷窥视下的“一个梦魇与替罪羊的世界，一个备受束缚、痛苦不堪、混乱无序的世界”。[10]赫蒂在被社会母亲遗弃之下，逃向田野——自然母亲寻求庇护和慰藉，然而，她再次面临抛弃。如果说在小说前半部分中，被社会母亲遗弃的赫蒂所面对的树林已经显露出自然母亲黑暗邪恶的一面，那么从赫蒂的逃亡之旅开始，田野则将自然母亲完全负面的狰狞面目毕现无遗。

按照弗莱对原型意象的划分，此时的赫蒂显然处在一个充满绝望痛苦和毁灭的魔怪世界中：赫蒂与亚瑟在林中的密会一次次接近夜晚，在荒野迷失持续了一个个黑夜；如此看来，静谧的夜晚、幽密的树林、无人的荒野和最后的牢狱、归途中的死亡，都指向了赫蒂处于魔怪世界的险境当中。而这一切无不与原本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的田野紧密相联——前半部分不祥的树林被后半部分无人的荒野置换，诉说着从莎士比亚到哈代以来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宿命。赫蒂本想从田野(自然母亲)中得到庇护，然而“她不仅没有找到避难所，反而走到了一个新的荒原边缘，没有任何的指望”。[3]337自然母亲不仅没有给予她庇护和慰藉，还在其冷漠的监察下，剥夺了她最后的希望，将她逼上了杀婴的绝路。

在艾略特的笔下，田野不仅被反讽性地赋予魔怪意象的指涉含义，更是在与“母亲”这一极富情感色彩的角色的象征性结合下，将赫蒂堕落毁灭的悲剧宿命推向了高潮。从远古至今，土地像女性的子宫一样孕育了人类的千万年文明，因而被亲切地称为“大地母亲”。不仅如此，“大地母亲”也常常作为一个经典原型出现在人类文学艺术当中，并指向神圣生命力、温暖、多产、保护的母性特质。荣格就曾在《母亲原型的心理学面向》中把诸如大地、森林、月亮等可以激发虔诚或者敬畏感的事物视为母亲的象征，并称颂了母亲原型所具有的与大地紧紧相联的品质：“母亲的关心与同情……超越理性的智慧与精神升华；……亲切、抚育与支撑、帮助发展与丰饶的一切”。[11]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唤起人类深层依恋的“大地母亲”原型，在《亚当·比德》中，成为被彻底解构的反讽对象：一方面，在赫蒂的整个逃亡过程中，极度绝望之下的赫蒂所面临的田野——自然母亲，其所承载的原始的“大地母亲”的保护与温暖的母性特质不仅荡然无存，反而漠视着赫蒂的流浪与毁灭，呈现出狰狞、恐怖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母亲的缺失和抛弃，赫蒂不仅天然地缺乏母性本能，更对母亲的职责麻木不仁，以至于在象征着丰产与生命力的田野上无情弑婴—赫蒂自己似乎已经化身为“大地母亲”，展现的却是拒斥她的自然母亲所投射在她身上的“大地母亲”邪恶恐怖的一面。

自然母亲的冷漠是显而易见的，并贯穿了赫蒂逃亡以致弑婴的始终，带给她无尽的绝望和痛苦。在逃向亚瑟和流浪荒野的过程中，随着自然景观越来越荒芜，田野—自然母亲—愈发凸显出其冷漠的一面，而赫蒂—逃亡的“大地母亲”—也越来越绝望。从逃离群体的那一刻起，她满怀希望地奔向田野——她原本既希望田野—自然母亲能给予她庇护，隐匿她的耻辱，又祈盼田野能像树林一样，让她远离社会群体的监视和惩罚。然而，她一直追寻的“梦想中的那片田野”，原来只是一个被人类废弃的“野灌木丛罢了”。[3]343正如Fisher Philip所指出的，赫蒂寻找并抵达的无人的荒野，实际是人类放弃的摆脱远离的自然环境，正如赫蒂释放阴影、选择堕落的同时所摆脱和远离的社会自我[9]50——赫蒂贞洁的秘密丧失象征着她的社会性死亡。[5]150自然母亲不仅未能提供避难所，甚至还将赫蒂暴露在人类群体的冷漠拒斥和监视之中：即使是在这荒无人烟的荒野中，赫蒂也无处可逃：发现她的可疑行踪的村夫的“冷酷奇怪的眼神使得现在活着就像死了一样可怕——甚至更加可怕。她被这种恐惧牢牢地拴住了她不断地退缩，就像从黑暗的池塘边逃走一样，但是她找不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3]347村夫的眼神代表着社会群体对堕落后的赫蒂的严厉拒斥。于此，田野成了赫蒂眼中的罪恶与痛苦之地：“我再也不愿走进绿色的田野了，我恨它们让我遭受如此的痛苦”。[3]404在“对寒冷、黑暗、孤独—与世隔绝的孤独—的恐惧”[3]344中，赫蒂从一个漂亮体面的美人堕落成村夫眼中的“野女人”、[3]346“受伤的野兽”[3]347甚至是可怕的“蛇发女怪美杜莎”。[3]343她也曾想在水塘—自然母亲的怀抱中结束自己耻辱的生命(水也是母亲的典型的原型意象)，但求生的意志让她放弃了自杀。在原本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的田野上，在被社会母亲、自然母亲的双重抛弃下，无依无靠的赫蒂虽然肉体尚存，但状如行尸走肉，“就像被一个恶魔勾了魂……她体内女性的灵魂都枯萎了，只剩下坚硬的固执和绝望。”[3]386就像她的名字所埋下的像野草一样无依无靠并且苦涩地迷失的命运伏笔所预示的那样，[12]赫蒂最终在荒野中无助地迷失，再也无法被群体接纳。

这种在双重母亲的抛弃下在荒野中的绝望迷失，最终将赫蒂引向了弑婴的不归路。不论是社会母亲还是自然母亲，似乎都给赫蒂糟糕的母亲示范——母亲对她而言只是冷漠、偏狭、自私、拒斥的代名词，并且艾略特早在刻画赫蒂的美时就意味深长地运用了大量“低级化”动物性的意象：在与小猫、小鸭、金丝雀、小狗、蝴蝶、孔雀等等小动物的类比化渲染下，一方面显示出赫蒂与自然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不断透露出的赫蒂心智的幼稚与不成熟，更妄论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因而赫蒂渐渐地被她人格中的“阴影”吞噬，由社会和自然的弃儿蜕化为邪恶可怖的“大地母亲”，并最终将自己的婴儿无情地掩埋。值得注意的是，赫蒂在被发现坐在田野上婴儿的尸体旁边时，“她的腿上还放着一大块儿面包”。[3]390这一幕充满了象征意义：饥饿的赫蒂通过掩埋的方式进行的弑婴，恰如荣格的学生埃利希·诺伊曼所分析的那样，象征着邪恶母神像饥渴的土地一般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以增强自己的肥沃。[13]在冷漠绝望的赫蒂看来，婴儿是耻辱的标志，也是她极力摆脱的社会纽带，为了摆脱累赘、耻辱，她可以不惜无情地杀死自己的孩子——她甚至只顾饥饿地啃食着面包，也不愿多看死去的孩子一眼，正如她所遭受的来自社会母亲、自然母亲的双重遗弃那样。这充分展露出“邪恶母亲”的消极面向和可怕破坏力。通过赫蒂的弑婴悲剧，艾略特反讽和粉碎了“大地母亲”所具有的包含温暖、保护等情感指向，同时借助“大地母亲”的邪恶指向，揭露了赫蒂在“双重母亲”的抛弃下的人伦悲剧。

三 赫蒂作为男权社会中替罪的母亲

最终，弑婴的罪刑使逃离群体监视的赫蒂被迫以屈辱的身份回归集体，并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审判。虽然在幡然醒悟的亚瑟的争取之下，弑婴后的赫蒂免于绞刑而被判放逐，但赫蒂仍然未能免于死于归途的悲剧下场。赫蒂的悲剧性堕落固然展现出堕落女性的道德悲剧和邪恶母亲的破坏力，却也是对男权社会的的强烈控诉。赫蒂无疑成为男权社会的替罪羊：一方面她要为引诱者亚瑟所代表的拥有阶级财富优势的男权背负罪名，使之能够重归集体——亚瑟不仅没有受法律惩罚，反而在自我放逐多年后被群体再次接纳，而赫蒂最终刑满死于回归的途中，这令人不禁质疑赫蒂受到的过重的惩罚；另一方面，为了更新净化以亚当和黛娜为代表的新群体新秩序以及社会，她必须作出牺牲(因此她最终未能活着回到集体当中)。而这两点，都被掩盖在赫蒂所引发的母爱本能、母性缺失的道德声讨和法律审判之下。然而，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赫蒂作为财富和阶级底层，终究无法反抗亚瑟所代表的优势男权的引诱、剥削和奴役，[14]因此只能沦落为男权的玩物和牺牲品；而同时，她所表现出的对情感和道德的贫乏，实际上也反映了社群对个人自我的漠视所导致的道德悲剧，因此是整个社群保守与偏狭的缩影。赫蒂僭越了干草坡所代表的英国社会的道德传统，尤其是挑战了男权主导下对正统女性的道德规范，因此必然被驱逐以致死亡。最后，赫蒂的死，换来了亚瑟在群体中的重生；同时，黛娜在赫蒂死后放弃了象征其独立女性身份的布道，作为比反叛女性规范的赫蒂更合适的人选，[15]与亚当结合，并以养儿育女、为人妻母的贤良形象构建了新的和谐完满的秩序。这种群体秩序的更新和净化无疑是排斥性的—赫蒂不像《红字》当中的海斯特那样通过自我改造而被重新接纳和包容，而是以戴罪和死亡的方式消失。这种排斥性净化说明了，赫蒂所代表的堕落女性终究只能沦为男权社会的替罪羊和牺牲品。这种安排，似乎暗暗反映了乔治·艾略特的身份焦虑和含有男权思想阴影的女性观。

艾略特一生都被身份焦虑困扰着，这也不免影响了其文学创作，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书写。一方面，她想要在文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却受男权权威所限，只能屈于规范，以男性笔名创作，而在公布真名后更是受到了舆论的质疑与伤害；其次，艾略特为了和精神伴侣乔治·路易斯在一起，不惜冒着通奸的风险与之同居，但在路易斯逝世后，艾略特最终下嫁给了小自己二十岁的约翰·克劳斯，艾略特仍旧被迫用符合时代规范的正当婚姻换回了其兄长的原谅及社会的再度接受。也许正是艾略特受男权思想压抑、一生无所适从的人生经历使其对笔下女性命运的设置采取了一种既释放又束缚的方式，因此命若浮萍的赫蒂得以在林中释放受压抑的人格阴影，但她和艾略特自身一样，无法逃脱时代对女性逾矩的捆绑。而通过对“大地母亲”的反讽演绎所折射的人伦悲剧，以及赫蒂最终不得不以死亡的方式成为男权社会的替罪羊的事实，更是透露出艾略特对时代的深层的焦虑和反思。

综上所述，赫蒂·索雷尔在社会母亲和自然母亲的双重抛弃下，走向了诡秘而冷酷的野外自然以寻求安慰和解脱，却以失败告终——树林以断送社会自我的代价释放了她压抑的人格阴影，田野则将她推向了弑婴受刑的悲剧命运，从而颠覆和解构了“大地母亲”这一原型意象。通过原型理论的视角发现，这两处野外自然环境见证甚至推动着赫蒂从堕落到毁灭的历程，突显了赫蒂作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和替罪羊的悲剧宿命，也折射了迷失、堕落的女性所面临的自我的创伤以及社会群体对她的偏见和拒斥。荣格曾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中说道，伟大艺术感人在于它能借激活古老原型而发出一千人的声音，艺术家“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16]的确，乔治·艾略特自身在反抗身份焦虑与男权女性观的枷锁时，也通过揭示赫蒂的悲剧，发出赫蒂、甚至艾略特自身在内所代表的维多丽亚时代及世世代代背负着男权镣铐最终堕落的悲剧女性的声音。赫蒂的悲剧无疑是“时代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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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珂

The Lost of“Mother Earth” ——Analysis of Hetty’s Woman Tragedy in Light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FANG Jiao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It is the mainstream view to regard Hetty Sorrel inAdamBedeas tragic woman who embodies vanity, narcissism and degradation, and thus, represents the rebel of Victorian woman by standard. However, by decoding through Archetypal Criticism, it is find that Hetty’s tragedy results from the parochialism and isol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especially as discard of both social mother and natural mother: it is the absence of the social mother that leads to Hetty’s excessive narcissism and release of her shadow in the woods; it is then vain effort of seeking shelter from natural mother that finally arouses desperate Hetty’s impulsive murder of her child on the field, which becomes an irony to “Mother Earth”. Through Hetty’s tragedy, it is to see George Eliot’s anxiety of gender and her view on women shadowed by patriarchy, and her reflection on the scarred identity of Victorian fallen women upon which community showers its bias and rejection.

Hetty Sorrel; “Mother Earth”; archetypal criticism; woman tragedy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2.016

2014-06-15 作者简介： 方娇艳 (1989-)， 女，福建永安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I106.4

A

1674-117X(2015)02-007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