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叶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福建 福清 350300)

历史决定论性质削弱了唯物史观的道德感召力吗

郑元叶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福建 福清 350300)

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既是人类被动的继承过程，也是人类主动的扬弃过程。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决定论，即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完全交给生产物质方式或技术本身的自然演化力量。人类的劳动力是历史演变的最主要力量。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不仅是生产财富，也是人类自身创造力、潜能和尊严的实现和提升过程。因此在唯物史观的代际视阈中，推进人类这些实践能力的生产方式才是道德的，才值得向往，而且在劳动过程中由劳动者形成的道德具有优先性。唯物史观的道德主张在当代仍然具有感召力。

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生产实践；道德感召力

随着当代学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使得唯物史观与决定论之间的关系在道德视野中得到重新关注和热烈讨论。唯物史观是否内在地包含道德诉求？是否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道德感召力？这取决于如何阐释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性质。如果唯物史观主张一种客观的生产力或技术的历史决定论，那么，在很多学者看来，它就没有隐含任何伦理道德诉求。谈论道德原则对唯物史观来说是没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预测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且使人的行为活动符合历史趋势或者推进它。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以道德原则而是以历史趋势为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情感激烈的社会学描述。唯物史观在当今世界并没有其应有的道德地位和感召力。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这需要对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性质进行梳理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和反驳，并展现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性质与道德诉求的内在关系。

一 唯物史观与历史决定论

在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性质问题上，国外学者自从柯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被认为是对生产力决定论所做的经典辩护之后，里格比对马克思是否是生产力论者作了深入考察。他把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关于唯物史观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概括。[1]198-214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做了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32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理解历史发展或变迁的关键。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32-33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用例子对生产力的作用进行说明。他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及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141-142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清晰地主张：“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通过文本梳理，里格比认为把马克思解读成客观的生产力决定论者是合法的。[1]198-214

显然，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生产力决定论，那么，任何道德理论或确立道德的主体对它来说都是不必要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是在道德上存在缺陷，共产主义社会的胜利也不是由于在道德上存在优点，而是因为历史自身的运行规律所导致的结果。[5]Chandel 也表达了这种忧虑。他认为马克思把对历史起作用的因素都归结为经济因素及其辩证法，再把它变为一个绝对的原则。[6]138-139这样，历史就表现为生产力因素及其运行规律的必然性过程，人的行为或活动都被他们的物质经济条件所决定，人没有自己的自由选择的意志。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7]99这一段也常常被引用来佐证唯物史观主张一种历史决定论性质的观点。

强调意志自由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这一观点耿耿于怀。因为，“历史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学说呈现出教条形式，它使所有人类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和不必要。假如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历史规律自动运行的结果，那么，道德行动和为道德完美的社会而努力也毫无意义，它只是作为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而已。”[6]143因此，“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行动主义之间被一条鸿沟割裂着”。[6]143在这两者之间必然要进行选择时，马克思选择了前者即历史规律，从而抛弃了人的主体行动和道德创造性。人至多只是起着助产婆的作用。[6]143波普尔也认为：“马克思的行动主义和他的历史主义之间，存在一条宽广的鸿沟，这条鸿沟被他的这一理论进一步扩大了，即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历史的纯粹不合理的力量。因为，自从他把为了设计未来而运用我们的理性的一切尝试斥之为乌托邦，理性就可能不再参与带来一个更合理的世界。”[8]313波普尔向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要帮助被压迫者？”[8]314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只能这样回答：“我(指马克思)能够认清，资产阶级连同它的道德体系，必然要消失，而无产阶级，连同它的新的道德体系，必然要胜利。”[8]315这样的回答就是建立在科学的预言上，它并不依赖于任何理性和道德感的参与，不依赖于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道德抉择。合理的世界不需要人的理性来设计，更不需要人来采纳道德标准。阿伦特归纳后认为：“正是马克思的科学主义，以及将他的‘科学’提升到自然科学(其主要范畴当时还是必然性)水平的抱负，引诱他颠倒了自己的范畴。在政治上，这一发展导致马克思让自由事实上屈从于必然性。”[9]

二 唯物史观的实践论对历史决定论的纠偏

把唯物史观解读成一种历史决定论(包括客观的生产力或技术决定论)可能是构建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所面对的最难对付的一个问题。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唯物史观时，不仅论述生产力的系统功能，而且同时也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实践理论。从内容来看，它除了物质生产理论以外，它至少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在现实的生产劳动和交往中形成了相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传承和扬弃。这两个方面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中是内在统一的。如果从人们有着自己的生存过程的角度来看，人类就是前一代人所创制的关系或制度的继承者，从这一点来说，人类就是被动的即被决定的。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0]532马克思还从代际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过完整的论述。他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10]532从生产力的继承者角度来看，人类无疑是被动的，屈从于它的演化力量，特别是对单个人来说。但是，从人类是现在和未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选择者和创制者的角度来看，人类又是主动的。人类总是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一段过程之中，当然能够在实践中对前一代人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加以体验并扬弃。马克思说：“为了不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0]533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3]142在论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称为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7]99因此，唯物史观在实践论方面是以代际为论述框架的，强调人类的被动性和主动性，而且这两个方面在代际的视阈中是不可缺失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明确地把这种特点归纳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37唯物史观强调了在现实生产实践的人才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继承者、创制者和反思者(第一代人除外)，这意味着上面所说的并不存在循环论证。因此，人类在物质条件和继承而来的生产力面前虽然是被动的，是生产力的继承者，但更重要的是人类本身就是它的建构者。如伍德所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了要对人们行为和事件的历史作用进行充足的解释就必须首先考虑外在的经济物质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物质总是驱使人们去执行所要做的特定行动。”[11]

在唯物史观中，人类的劳动力也不是生产力系统中一个可以用其他物品能够替代的要素。人的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12]501缺乏人，畜力利用、生产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生产分工与专业化等都将无从谈起。去掉劳动者这个生产力要素，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之间就无法实现双向的推动和革新，历史发展和变迁将无从谈起。因此，把唯物史观阐释成客观的生产力决定论甚至是技术决定论，错误在于忽略了其内在地包含人以及人的实践、协同和形成新生产力的抉择能力。这种能力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总是推动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尽管在取得这种进步过程中，人类遭受战争、宗教迫害和各种不道德制度的支配或阻碍。科学的进步史可以说明这一点。“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过程也要求高度发达的人这个劳动力。”[12]501因此，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人类首先是生产力继承者和创新者，其次才是文化、宗教或政治实践者。正是前者在大的历史尺度中推动着历史的变迁和发展，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不一定总是被人类所意识得到。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以代与代的传承和扬弃关系为视阈来说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在性质上是主动与被动关系的统一，我们不能因为传承的被动性质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客观的生产力决定论，从而忽略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主动性质。恰恰是因为人类有着扬弃、创新与协同生产技术、畜力和自身能力等生产力的能力，才使得生产方式以及人类史呈现出不断进步的一种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交错的演化过程。唯物史观正是把作为生产力的实践者和扬弃者确立为人类的道德主体，从而提出了它的道德诉求：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应该免于被支配，实现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的潜能、个性和自由，促进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人类生命尊严和意义的生成过程。这就是唯物史观的道德感召力，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德基础。现在，论证唯物史观含有道德诉求和感召力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人确立为人类的道德主体呢？为什么只有在生产实践中确立的道德主体才能扬弃、形成并制定出人类能够共享的道德规范呢？

三 唯物史观的实践论与道德主体

唯物史观主张道德主体必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确立，而且这种主体相对于其他的主体来说具有首要性，这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中同样得到了说明。一方面，从代际的视角来看，生产实践的劳动者不仅是道德规范的继承者，也是这些道德规范的践行者。正是劳动者的实践，为他们提供了揭示道德规范的真正社会功能和目的，并对它们进行继承、选择、修改或重构。另一方面，因为唯物史观强调人生下来就要吃、住、穿和交往等，所以，人类的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实践就是物质生产活动。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尊严也是从物质生产实践中得以产生和形成的，也因此，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所产生的道德感知和道德认同才是决定性的。正是作为劳动力的人推动着历史变迁和发展，具有对历史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建构能力，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生产劳动者不仅是道德的建构者，还是统治阶级用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揭示者。抛弃劳动者的生产实践所产生的对道德的感知作用，道德也将变成一种形式的语言范畴。对马克思来说，道德的生成与人类的劳动创造力、尊严和潜能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包含它们的道德对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终将毫无作用。从这一点看，马克思传承了古希腊的道德理念，如菲儿·加斯珀所说：“与近代哲学家如康德的观点相比，马克思的道德观与古代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更相似。马克思不是把道德视为控制人类本性的一系列规则，而是将道德视为人类本质的充分显现，即人类怎么才能充分地发挥其潜力。”[13]这就是唯物史观对物质生产劳动所赋予的生存和意义的本体论之所在。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对唯物史观实践论主张在生产实践中确立道德主体，而且这种主体对社会伦理与道德的产生、构建或批判具有决定性的性质感到困惑。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应用“决定性”来表达物质生产劳动对道德形成及其感知的作用，可以把它理解为优先性的或基础性的。“决定性”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他因素如政治实践方式对道德形成或建构的作用，只不过它们是次要的而已。另外，他们也强调了从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来理解道德的优先性。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7]36只要生产方式没有促进人类劳动自由、创造力和尊严，那么，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就应该对它们进行批判，尽管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都在宣传政治、宗教或生产方式的道德品质。如果自由、平等和生命尊严在生产方式中没有实践功能，也不值得为之辩护和期待。这种观点与康德的观点完全不同，康德把道德看作是善良意志以自身为目的的，是超越经验的。康德和罗尔斯致力于先验的制度分析，而马克思却致力于对现实的或可能的社会进行比较，并非局限于先验地去寻找绝对公正的社会道德。这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如森所说的那样，“ ‘着眼于现实’的比较方法通常主要着眼于消灭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的明显的不公正。”[14]正如施特劳斯所说：“哲学家得承认，那本然地或者说出于自然就是最高善的东西，并非是人类最迫切需要的，人类本质上乃是一种‘介于其间(in-between)’的存在物——介于禽兽与众神之间。当人们试图掌管城邦时，他们预先就要知道，为了对城邦有用或有益，就必须修正或淡化对于智慧的要求。”[15]然而，功利主义者仅仅看到了劳动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从而忽略了生产过程对人类伦理道德产生和形成的优先性。如果把劳动者当做工具来使用能够促进物质财富的增加，那么，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这种做法就是道德的。因此，马克思毫不客气地批评功利主义者边沁的舍本逐末的做法：让财富遮蔽了人类本身的创造力。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的地方在于，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所显现的各种自私、偏爱和淫欲都是人们的伦理生活，这些偶然性和任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必要消除，也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它们在绝对精神的作用下会自然得以和谐。相反，对马克思来说，市民社会的这些特征表明人类的道德已经败坏了，家庭、市民社会只有进行根本性生产方式变革，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必须在生产实践中把劳动者确立为人类道德主体，其相应的道德诉求要得到倾听，劳动者对道德要形成内心的尊重也要在劳动实践中培养，这些都是唯物史观所内含的明显的道德特征。物质生产劳动对人类道德的产生、感知和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观点不仅值得辩护，而且在今天也没有丧失它的感召力。一套道德体系如财产权、自由和平等难以在劳动者的生产实践中得到体验、感知和尊重，难道它会具有道德吸引力吗？相比其他方式如政治、文化或宗教实践所产生的道德，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产生、感知和建构的道德对历史的变迁和发展而言难道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吗？还是我们始终在阻止或有意忽略这一决定性作用？即使是自然演化而来的生产方式及其道德规范和功能也必需受到唯物史观的这种实践理性的考量。

总之，唯物史观通过主张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方面既是被动的过程，又是能够对它加以改变和扬弃的过程；生产方式的变迁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自然演化进程。唯物史观把生产实践过程看作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进而主张劳动者不仅仅是物质生产者，而且还具有道德感知能力，对道德的产生、形成和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由、创造性、尊严和联合就是唯物史观明显的道德主张，这种道德主张比通过其他方式包括自然演化所产生的习俗道德具有优先性，同时，它也构成了唯物史观对其他生产方式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外在批判的道德基础。从当今的现实来看，唯物史观的上述积极道德主张对于推进劳动者的自由和尊严的制度建设例如工作环境质量认证等仍然具有强大的道德价值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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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Determinism Weakenthe Moral Charisma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ENG Yuanye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Fujian 350300,China)

Human history reveal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only a succession process in which human being is passive, but also a changing process in which human being is active. It is not a simple determinism that huma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is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or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the technology itself. Human’s labor for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change of history. The labor proces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is not only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but also a re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human creativity, the potential and dignity. Therefore, in the generation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ly the production modes promoting people’s practical ability are moral and desirable, and the morality formed by the laborer in the labor process should have the priority. The moral clai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till have moral charisma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tical determinism; production practice; moral charisma

责任编辑：黄声波

2015-05-11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2012B155)；福建省教育厅(B)类科研项目(JB13288S)

郑元叶(1971-)，男，福建仙游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伦理道德。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6.009

B03

A

1674-117X(2015)06-00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