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轮

本文得到北京市交通委刘新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彭小龙副教授、孟涛助理教授，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强梅梅等的帮助和批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当下，人民调解制度正在重新复兴。但对人民调解制度的认识仍然主要以历史考察为主，复兴的原因也主要从人民调解的文化属性[1][2]和功能属性[3]切入寻找答案。但是，对于这一制度更深层次的独特性，有关的认知尚没有较为完整的梳理。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其基本的运作逻辑也可能出现歪曲。[注]主要是指司法化和行政化的表征。司法化和行政化不仅在学界有表征，在实践中也大量出现。在学术研究中，司法化倾向曾是《民事诉讼法》制定时期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如熊先觉先生提出, 人民调解除民间性或群众性之外还具有司法性，或称“司法辅助性”， 或“群众司法性”, 认为“人民调解”是一种司法辅助制度, 属于国家司法制度体系的范畴, 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相关介绍参见范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评析》，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

为此，本文将对当今重新受到重视的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从制度运行的理念和价值层面切入，然后进入具体的运行机制之中，联系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特殊语境，以及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所出现的特殊状况，将人民调解制度从理论上加以探源，深入探讨人民调解制度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理念，澄清制度设计与理念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更清晰地认知人民调解制度的社会价值，也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