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忆语体文学的兴起

2015-03-17陈天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陈天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美术系，湖南娄底417000)

明清之际，文坛名家辈出，百花齐放。忆语体文学作为明清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忆语体文学以回忆为主线，以时间为轴，将家庭生活、闺房之乐与个人心史向读者娓娓道来，文辞艳丽流转，哀婉动人，语浅而情深。晚明文人冒襄入清后所作的《影梅庵忆语》堪称这一文学样式的成军之作。忆语之作未见载于前代，却于明清至晚近时期兴盛一时，成为文学史上奇特而亮丽的风景线。笔者试从以下几点梳理忆语体文学的兴起，以求教于方家。

一两大主题:从晚明尚情观到清代感伤主义

此时，传统诗文已陷入相对沉寂的局面，而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样式蓬勃发展，成为了明清两代文学中的“显学”。这一时期的许多一流文学家都来自戏曲小说领域，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成为了明清时期文学创作的旗帜。

大剧作家汤显祖师承罗汝芳，作为心学传人，其戏剧理论深受王阳明及李贽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3］并在戏剧创作中提出了“情至论”，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深情呼唤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他认为“情”可以超越生死，永存不朽。这使得传统士大夫毕生追求的“三不朽”在晚明得到解构，把人情、人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堪与立德、立功、立言等量齐观。在此指导思想下，当时如《牡丹亭》、《娇红记》、《红梅记》等一系列宣扬真情至上，讴歌美好爱情的戏剧如笋初生，蔚为大观。

小说方面，自万历以来，以《金瓶梅》为旗帜，一批反映家庭生活的世情小说也逐渐问世。在名家辈出的晚明小说界，冯梦龙的思想值得注意。他曾在李贽生活了20年的湖北麻城讲学，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并成为晚明尚情、主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冯氏对“情”的推崇较之汤显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试图立“情教”来教诲天下众生:“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5］直欲把“情”作为廓清寰宇、教化天下的经世学说。这是对“情”的无限推崇，也是对传统儒家教化的反叛。

小品文的繁荣是晚明文学的重要时代印记。明中叶以来，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让诗文创作日趋陷入模拟失真的尴尬境地。万历年间，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小品文创作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反对拟古蹈袭的复古倾向，成就了晚明散文的创作高峰。小品文作家所推崇的抒发性灵要求作家自由而真实地抒发情感，不受程式套路的束缚。袁宏道本人的小品文“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或谈艺论文;或表现鄙视礼法、放荡不羁的个性，纵情享乐世俗生活的心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如行云流水，畅达自然，清俊、潇洒、飘逸，趣味横生，流溢着才情和个性。语言上雅俗兼济，新奇自然，谐谑风趣。”［6］袁宏道“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7］187，对自己的性情流露不加掩饰。他在《致张幼于》中批评当时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复古潮流，态意嘲讽，毫不留情。在《沈广乘》中写为官之苦，顿足长叹。他的游记《虎丘记》、《满井游记》等，写得情景交融、率真自然。他的传记《徐文长传》等则写得情态毕现，如在眼前。

纵观晚明戏剧、小说、小品文创作领域，对“情”的推崇成为了当时文坛的一种普遍思潮。事实上，晚明时期，文学的话语权已由庙堂魏阙转移至江湖林泉，山人群体成为了明中叶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这一部分作家多好狂禅之风，也接受了心学的洗礼，他们强调本心是道，本心即佛，所谓的圣贤与教条皆是虚妄。追求“情”的解放与高扬成为了晚明文人的共同心声。袁宏道就公开宣称人生的极乐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7］205追求个性解放，肯定人欲的社会思潮，写物欲，写性爱的题材一时间成为了晚明文学的独特风景。《影梅庵忆语》的创作便是在这一文学思潮影响下开始的，书中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冒襄在苏州与董小宛初见，作者“惊爱之”［8］14。至次年，作者路经半塘，再访处于困顿中的董白。至此，小宛二见倾情，义无反顾地跟随冒襄而去。两人历经乱兵、追债等千难万险，终成眷属。冒、董感情的结合没有传奇戏曲中才子佳人式的唯美浪漫，也没有高门望族公子闺秀的富贵荣华，而董小宛义无反顾的跟随无非只是因为一个“情”字。尚情，也是此后各部忆语体文学作品的核心主题。《香畹楼忆语》中陈小云对子兰一见钟情，相互酬唱，婚后感情缱绻。子兰染病，他“愿减微秩，以丐余生。”［8］186子兰亡故，他又“生生世世弗做有情之物。”［8］192《秋灯琐忆》中蒋坦发愿“即或再堕人天，亦愿世世永为夫妇”［8］236《浮生六记》中，芸娘更是直白地道出了“情之所钟，虽丑不嫌”［8］70的心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情”之一字，成了贯穿忆语体文学的普遍主题。

入清后，在经过了几位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统治时期，八股取士、重农抑商、全面闭关的理学正统理论成了治国的指导思想后，明末思想启蒙的曙光随之暗淡。整个国家从社会氛围、思想观念、审美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从文体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不但再没发展，而且还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伤文学。”［9］这个时期的文学，如以悲剧意识著称的作品《桃花扇》、《长生殿》、《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普遍充满了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的虚无与感伤，一改此前市民文学的乐天精神，以风雨凄凉、人生幻梦这样的衰败萧条意象，唱出了“盛世”挽歌。

乾嘉时期，以沈复《浮生六记》、陈裴之《香畹楼忆语》等作品为代表，忆语体文学再兴于文坛。不同于明清之交冒襄写作《影梅庵忆语》时所包含的对故国、朱颜的眷恋与哀思，在清中叶，清廷政治上的控制使文人主体精神失落，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的虚无感遂成了一时文人之心病。中小知识阶层既无望于仕途，便退而治学、作画、行医甚至经商，留恋于闺中雅事。沈复便是当时中下层文人的一个代表，他出身幕僚，后往苏州从事酒业为生，闲暇之时，将闺中趣事、宦游之闻载于《浮生六记》。他的人生也成了清代中下层文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

清代后期，政治愈加腐朽衰败，社会动荡不安，文人看不到前途，始终处于颓唐迷惘的感伤状态中。咸丰年间蒋坦所著的《秋灯琐忆》，讲述了作者与秋芙原系表兄妹，幼年由大人作主聘定终身，婚后两人筑馆湖上，联吟礼佛的幽闺遗事。文辞隽雅，充满惜春伤秋、感时伤怀的情绪。清末民初，莲心的《眉楼忆语》讲述了剑心与梦珠、慧姑、琼英的情爱故事，三个女子，一样贤慧聪颖，却又一样红颜薄命。行文如泣如诉，凄恻动人，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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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忆语体文学因思想解放而有了新的矛盾主题，如连载于民国八年(1919年)小说月报的《天伦忆语》，作者自言为友人恨侬的家庭痛史作传，讲述友人祖父辈间的恩怨，及至自己又因旧式包办婚姻娶到不淑女子所遭到的种种不幸，描绘出一幅中国旧家庭的缩影图。

纵观忆语体文学300年发展历程，虽有4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心理，(从明清时代的沧桑巨变，到清中叶的文化压抑，再到晚清的腐败动荡、直至民国年间反对封建礼教与婚姻。)但由此影响下的忆语体文学却都呈现出“字里花愁，行间蝶叹、极哀艳之致”［10］的感伤之美，这也成了忆语体文学的又一主题。

二性别移位:从审美客体到独立主体的女性角色

中国传统文学的女性形象多是审美或抒情对象，如《诗经》中描写的硕人形象、宋玉与曹植笔下的神女形象、六朝乐府的少女形象、宫体诗中的美人形象，都是男性作家视野下的审美对象。其品性容貌的摹写皆是按照男性作家的喜好或满足某一方面的道德需求而来，女性在作品中缺乏独立身份，属于附庸地位。即使是女性作家的著作，如汉代班昭的《女诫》、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的《女论语》等也多为男性代言，而唐宋以来宫词闺怨之作虽抒写女性心声，却仍难脱女性作为附庸的境地。

较早在文学世界中提升女性地位的作家大约是李清照。她的《金石录后序》借金石之好，将夫妻二人相识、相知、相爱到分离的感情历程形诸笔端，既是对赵明诚人生及学术的总结，更是对二人夫妻生活的珍藏与回忆。文中一片冰心，满纸深情。赵、李二人盛世中相敬如宾，趣同道合;乱世中相濡以沫，坚守信仰，感动历代读者。李清照所述坚强独立之自我形象亦可看作是对古典文学中女性角色的提升。因此，《金石录后序》也堪称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提升的转关之作。此外，作者虽介乱世，却尽量宕开重大历史场面与事件，着力写夫妻间的日常琐事与趣闻，这一从小处着眼的写法也影响了后世忆语体文学写作的审美趣味。

明代心学兴起后，关于思想解放的呼声便日益高涨。李贽认为男女两性天赋平等，女子也有追求才华的权利，其《初潭集》便有古代25位才女的事迹记载。作者对其大加赞赏，认为此25位夫人才智过人，识见绝甚，他先是称其“是真男子”随即则更改为“男子不如也”［11］。《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则站在女性的立场，指出女子一样可以学道、参政、作诗，并公开招收女学生。李贽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理学控制下的女教规范。如万历时期，才女陆卿子便豪语曰:“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12］176

晚明繁荣的经济，开放的思想与成熟的文化环境也为女性作家的出现提供了温床。据今人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考，汉魏至晚明的女作者364人，明代248人，可确定生活在万历至崇祯间者120人左右。也就是说，晚明时代的女作家占了之前整个文学史女作家数量的三分之一。到了清代，更趋盛况，女作家更多，约3 500余人，“超佚前代，数逾三千。”［12］5女作家们多分布于文化发达的江浙苏、松、常及杭嘉湖地区以及桐城一带。当时，不但女性作家大量涌现，女性作家群也不乏于时。明末清初有如吴江沈璟家族女作家群及姻亲叶氏姐妹、山阴商景徽、商景兰及其女祁德渊三姐妹、桐城方以智家族女作家群、阳湖张汍英姐妹及其女儿王采萍四姐妹、南京秦淮名艳作家群等。到了清中叶(即沈复、陈芸生活年代)蕉园七子结社杭州于前，吴中十子社集苏州于后。袁氏三妹(袁机、袁杼、袁棠)则以南京随园为中心，接受性灵派主将兄长袁枚的指点，创作诗歌。袁枚本人招收女弟子多达60余人，一时盛况空前。

女性作家的兴起，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逐渐被开明文人所摒弃。女性，特别是有着较好的文化修养的士女，在文人的情感世界中日趋重要，相应而言，也提高了女性，特别是士女在文人的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从此，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在描写两性关系时也纷纷摒弃了过去对女性的赏玩态度，而以赞赏的眼光来肯定她们的品德或才华。明清时期的文人伉俪间的酬唱赠答不绝于史，祁彪佳与商景兰、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间，叶绍袁与沈宜修、孙原湘和席佩兰等都堪称一时佳偶，留下了不少的文坛佳话。另外，当时的文人才子为佳人作诗立传的事迹屡见不鲜，如侯方域为李香君写的《李姬传》、张明弼的《冒姬董小宛传》、吴伟业作《圆圆曲》录陈圆圆之事。顾苓的《河东君传》记柳如是、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述柳如是等名媛之事。另外，余怀《板桥杂记》亦公开为秦淮河“四美”“八艳”一一立传。可见，文人为女子，特别是为名媛艺妓属文立传已成一时风气。在此影响下，冒襄为董小宛撰写回忆录《影梅庵忆语》便成为了水到渠成之举了。

忆语体文学世界里的女主人公都有着自由的灵魂，过人的才华，丰富的情感。她们真实感人、善良可爱，虽非倾国之貌，却顾盼神飞，别有一种缠绵的意态。

《影梅庵忆语》中的董小宛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女性，她可以陪冒襄读书“姬……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午夜衿枕间，尤拥数十家唐诗而卧。”［8］25她读《后汉书》论陈番、郭泰诸君“妙出持平之议，堪作一则史论”［8］25;她“酷爱临摹”［8］25，能画“小丛寒树”［8］26，善于品茶制香，乐于养花裁叶，尤其精于烹饪之道，堪称古代名厨。其文艺修养之高，足令今人咋舌。

《浮生六记》中的陈芸珊珊可爱，她在出阁之前便开始习诗作文，对文艺的兴趣很浓，以至于新婚之夜都捧读《西厢记》。她也好与沈复交流诗书，论及李、杜二人，认为“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8］63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中林黛玉、史湘云与香菱论及李商隐、陆放翁等诗人的情节。

《秋灯锁忆》中的秋芙也是不遑多让的才女，她喜绘牡丹，又不轻易作画;她会在兴起时题诗于壁;能造出堪比“澄心堂”的好纸;能于鼓琴间作曲;她喜欢在晚上拉着主人公对弈，有时竟至通宵达旦。好赌棋，又好毁局。一个蕙质兰心而又略带调皮的女子形象跃然于纸上。

事实上，忆语体作者从来也不吝惜对女性的赞美与怜爱。他们以平等之态审视妻子，以赞赏的眼光看待佳人。《影梅庵忆语》中的董小宛不仅姿色一绝，更于烹饪女红、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事无所不精。阅人无数的冒襄也称其“文人义士难于争俦也”［8］13，堪称完美的女性。沈三白在芸娘逝后肝肠寸断，并叹道:“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8］113《秋灯琐忆》中蒋坦称赞妻子秋芙“辩才十倍于我。”［8］16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晚明以来的思想解放，两性爱情的自由，女性角色的提升，这些都使得晚明以来的忆语体作家可打破前代男尊女卑的礼教枷锁，无拘无束地讲夫妻日常之情、闺中之乐行之于文。也让作家们不再像前代赏玩美人，而是以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女性，尊重女性。纵观各部忆语体作品，无不充溢着这份追求平等自由的人间真情。

三文体流变:从关注眼前的小品到回首往昔的忆语

一段时间以来，忆语体文学的文体归属成了学术界莫衷一是的论题。最早对忆语体文学做文体划分的很可能是清人张潮。他的小说选集《虞初新志》便选入了《影梅庵忆语》，附在了张明弼的《冒姬董小宛传》之后。由于张潮在康熙年间文名颇盛，再加上《虞初新志》一书流传甚广，将忆语体归入小说这一看法在一段时间内竟占了主流。然而，张潮在收录《影梅庵忆语》时并非全文收入，而是选录了其中以叙事为主的15则，而对二人言情之篇什则略过，这显然是以小说家的眼光来对原作进行了再加工，颇有削足适履之嫌，故张潮将忆语体文学归之于小说，系适用之需，非平心而论。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明了忆语体文体的形成，则不得不从源头开始梳理。前文已述，宋人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可看作忆语体萌芽，但该作毕竟是书序，并非以怀人为目的。然而，这种以追忆怀人，以怀人言情的写法对后代毕竟影响不小。明代中叶，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著名散文便踵武前绪。《项脊轩志》以小小书房串联起对祖母、先妣、亡妻三代人的深深追忆，倾情倾色，一时无两。《寒花葬志》也是寥寥几笔，如信手拈花，而人物跃然。归有光的文章，破除了中古以来“文以载道”的宏大命题，而于一花一叶下笔，于言谈琐事着手，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然的真情，这一关注眼前，流连常情的写法对晚明的小品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中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党争渐起，士大夫对朝政日益感到失望。在王学思想解放潮流的号召下，一种以娱情为目的的文学创作逐渐兴起于文坛，小品文随之兴盛。小品，即相对那些以“载道”为宗的高文大册而言，它们篇幅短小精致，却洋溢着隽永新异的笔调，属于闲逸随性的风格。不同于前代散文创作的“载道”、“鸣不平”或“润色鸿业”，小品文作家们乐于用平常话道眼前景，心头事。

万历时代，以公安三袁及竟陵派钟、谭二子，屠隆、王思任等名家的出现为标志，以公安三袁为核心，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旗帜，小品文进入了繁盛时期。翻开晚明小品文作家的文集，我们发现小品文虽形制短小，却极大拓展了古代散文的创作题材:有感人至深的怀人小作;有体察入微的格物小文;有抒发瞬间灵感的清言小品;有发玄思哲理的杂谭;有描写市民生活的浮世小绘;有友人间低声细语的袖中短札;有流连风物的山水小记;有炉边灯下的读书小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是形制精巧、真情毕现、格调雅趣、别出心裁之作。共同特点是淡化了现实政治主题、远离庙堂魏阙，退而关注日常琐事、抒发真实性情。

时至明末，小品文的视野与题材有了新的变化。活跃于明清之交的张岱便是小品文发展史上的集大成人物。张岱出身官宦世家，明亡前过着优游轻狂的贵公子生活，明朝灭亡后，他的生存状态遭遇了重大变化，沦落到“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13］的凄凉境地。面对国破家亡、沧海桑田，一介文人的张岱所能做的只能是录一代心史，以传后世，于是他撰写《石匮书》以记崇祯一朝历史，又将回忆性散文结为《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成集。他用都市的繁华、风物之阜盛来表达自己对故国的追思与留恋。“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14］。后世称其为晚明小品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小品文发展至张岱便到了一个关节点，题材由万历时代的关注眼前，流连常情而变为抚今追昔、思慕故国;文风格调也由之前的闲适雅趣而变为情深哀痛。张岱既是晚明小品的终结，又催生了追忆往昔、深情款款的忆语体文学的出现，他是晚明小品发展至清代忆语体文学的重要桥梁。至此，以追思故国与回忆往昔为创作原点的回忆性小品文正式出现于文坛。

明亡后，际遇如张岱者，不乏于时，在清初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遗民群体。清人卓尔堪《明遗民诗》录遗民诗人五百人，诗歌三千余首［15］，怀念故国，追忆往昔成了遗民群体的普遍心态。由明入清的福建籍作家余怀，早年寓居南都，留恋繁华，缅怀故国，将往昔乐事一一属文，《板桥杂记》由此结集。这部小品文集既有南都风俗盛会的逼真还原，也包含了对前朝故人的深切缅怀，寓兴亡之叹于歌舞声中，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狭邪艳冶之作，为小品文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冒襄与张岱、余怀同时，且际遇相似，他早年参加复社，评论朝政，积极维护明朝统治。入清后，他拒绝了清廷的数次应征，建水绘园，供养抗清志士遗孤，表现出鲜明的遗民立场。同为遗民，冒襄有着与张岱相似的心态。张岱留恋南都的繁华，余怀留恋于秦淮故人，而冒襄最为留恋的便是他的爱妾董小宛以及与小宛度过的难忘时光。他在《影梅庵忆语》中深情写道:“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8］26令人动容。《影梅庵忆语》洋洋万余言，通篇近40则，各篇之间彼此勾连又独立成文，可看做40篇小品。前述二人相识之缘，中叙夫妻闺中乐事，后记经历兵乱后的困苦。大致以时间为序，又不拘泥于时序，可彼此调换而无碍。如《影梅庵忆语》中写董小宛之烹饪、品香、学画、读书、抄诗等事，均可看作一篇篇精美雅致的小品文。此外，《浮生六记》、《秋灯锁忆》等写作者与芸娘、秋芙一幅幅美妙的生活片段莫不如是。这些作品继承了晚明小品的闲适与雅致，所描写的夫妻二人生活高度艺术化，充满了浪漫情调，不重叙事而重言情，连民国年间著名的小说家郁达夫也说《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与《西青散记》等为清新的小品文字［16］。忆语体文学普遍如此，它们包含了作者对美好往昔的无限追忆，常由多个生活片段组成，每个片段都可看做一篇独立的小品。虽然总的来看，忆语体文学的篇幅要长于小品文，但正如汉学家浦安迪所说:“晚明小品的真谛并不在其小，而是其内在的闲逸雅致的格调，它倚重作家的内心经验与情绪，其结果是小品文常把自我作为写作题材。于是我们看到这么一批自我颂扬、自我画像及自传之类的作品相继问世。”［17］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作为表达自我经验和情绪的文体，小品文比传统高文大册更实用，而忆语体文学又比小品文走得更远，它的情感来得更自然、更贴近。冒襄、沈复等一代代忆语体作家勇敢地将自己的情路历程与闺中乐事娓娓道来，文字中缠绵动情的格调也与晚明小品文的精神气质达到了令人惊喜的一致。

纵观清初风云巨变，遗民文人们遥思往事，怀古悼今，让当时文学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尚史”之风。无论是诗歌领域吴梅村的“以诗存史”、钱谦益《后秋兴》组诗追慕杜甫忧国之心，还是戏剧领域李玉等苏州派作家及孔尚任、洪昇的历史剧创作以及有着“词史”之称的陈维崧的创作等等，莫不如是，这也影响到了散文及小品文创作领域。“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人的创作中也有不少缅怀前事之作，特别是成就最高的侯方域，他的散文将班、马传记，韩、欧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部分作品叙事分明，情节曲折，已经初具短篇小说的特点。冒襄、侯方域二人与桐城方以智以及宜兴陈贞慧并称为“四公子”，彼此间交情甚笃，在文学观念上也相近。由此看来，从宏观的创作思潮到微观的文学交游，都自然而然地让《影梅庵忆语》打上了浓重的“小说家言”的色彩。至此，散文与小说的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清代的许多小品文集也同时具有小说的色彩，如余怀《板桥杂记》、李斗《扬州画舫录》等等。与此同时，小说集也自然地包含了小品文的因素，于是乎，张潮小说选集《虞初新志》选《影梅庵忆语》入内，也就情有可原了。

可以说，忆语体文学是古典文学达到高度成熟阶段后产生的一种极富审美情韵的文学样式。其产生背景纷繁复杂，但总的来说，明末以来崇尚个性解放的文学思潮、清代以来散文、小品文的文体流变以及文学活动中女性角色的提升这三条大河汇聚，共同滋养了忆语体文学的发展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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