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红

（西柏坡纪念馆 研究部，河北 石家庄 050411）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秘密访问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苏联选择在1949年初派代表访华，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日益明朗化的执政趋势。因此，斯大林希望米高扬访华能够消除毛泽东几次访苏未能成行的误解，借以直接、深入地了解中共的内外政策，并且求证到与新中国缔结同盟关系的可能性。访华过程中，中苏双方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正如1960年米高扬给苏共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所说：“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员都很满意，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1]思考米高扬完成的“使命”，分析中苏双方会谈的内容，从中可以归纳出三个方面的主要成果。

一、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正式开启了中苏同盟关系的大门

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双方所探讨的议题已不再是政党间的普通党务、现实形势的交流与对话，而是站在了主权国家之间讨论议题的高度。毛泽东与斯大林以及米高扬和斯大林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显示，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意愿表达及讨论是中苏了解彼此国家立场、意向和要求的重要会谈，这些会谈开启了新时期中苏同盟关系的大门。

1.利益交点下的政治诉求。1949年，对于中苏两个国家而言，本国和国际环境都有着迅速或潜在的变化。就中国而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即将分崩离析，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政。怎样规划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并且为新中国谋求积极的外部国际环境成为毛泽东必须考虑的问题。既然访苏几经周折不能成行，那么此时有苏共政治局委员代表斯大林访华也是相当不错的契机，能够在新中国政权成立前夕，及时地得到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指示和帮助，对于帮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争取来自于国际的援助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样，对于苏联而言，斯大林此时把目光更多地转移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也有着重要意义。在苏美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在远东的国际视野中，对中共力量的关注是放到了寻找可以结盟的考虑上。第一，最首要的前提就是苏联和中共属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第二，苏联已经失去南斯拉夫，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胜利，这样东方阵营就又多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苏联有利而无害。这样一个主客观因素推动下的思维角度转换，促使斯大林开始考虑与中共建立实质性的国家关系。因此，米高扬的访华将成为试探未来同盟可能的重要机会。

中共方面不负斯大林所望，在米高扬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刘少奇明确指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对中国来说，最复杂的课题是小商品生产者的问题——他们是要走合作化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加强计划经济的原则，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2]在这里，中共领导人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未来新中国是走向与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相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给斯大林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时情境下，远东格局中，中苏双方在保障本国战略安全利益上有了交点，加上中国要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诺，这为两国同盟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援助”下的经济合作。1949年的中苏两国在经济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二战结束后的苏联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尤其在军事工业、重工业等方面非常发达，其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而尚未成立民主政府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百废待兴，急需兄弟国家援助。于是，在此背景下的中苏经济合作，注定是国力孱弱的新中国请求年富力强的苏联“援助”式合作，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下以及中共政权长期占据广大的农村地区，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极其缺乏国家工业等经济建设的经验及相关的技术与物力。因此，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在谈话中极其突出了工业等经济建设和援助问题。

第一，工业发展合作方面。1949年2月2日，在任弼时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尤其在东北地区。就此次谈话，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到“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3]2月3日，刘少奇在与米高扬谈话中建议，苏联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帮助中国发展工业：包括，传授经济改革经验、派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提供资金等。[4]

第二，城市工作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都强调中国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缺乏懂得管理城市和经济工作的干部，对于经济工作中的通货膨胀、外国企业，对烟草业等实行国家垄断等都比较陌生和缺乏人手，因此希望得到苏联的经验和专家指导。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针对这些明确地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有自信心。但他们却缺少生产业务知识，对工业、交通、银行的概念极其模糊。”[5]

第三，关于贷款方面。在周恩来与米高扬的谈话中，中方提出了请求苏联提供4亿美元的贷款，米高扬认为只能提供3亿美元。

从以上会谈内容可以看到，中国对于来自于苏联的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物力、人力等援助都比较迫切，米高扬及时地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斯大林，这就为1949年6月—8月刘少奇访苏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过程中双方经济合作的条款的顺利签订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3.冷战防御下的军事同盟。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双方在谈话中涉及到军事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对中共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建议，包括尽量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尽快在西北采取军事行动等。第二，《中苏同盟条约》中的旅顺港问题。第二点是双方军事同盟的重要透视点。东北旅顺港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却深处中、苏、美、日四国的关系的敏感旋涡中。中共领导人在旅顺港上的暂时退却，既有利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同时也顺应了苏联的远东安全战略的局部布局——在东北直接防御日本，间接防御美国。

米高扬在访华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明确地向他和斯大林传达新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亲苏立场等，这些从经济、政治到外交、军事等方面涵盖了关于国家建设的整体内容，是中苏建立同盟关系的重要支撑。

二、米高扬访华基本明确了中苏北方边界的主权框架

中苏两国在北方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这条线上从东到西分布中国的东北、蒙古和新疆地区。苏联成立后，斯大林遵循了俄国传统的远东外交战略，在东部，力争夺取中东铁路并控制旅顺口，建立以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划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缓冲地带为目标；在西部，则暗中支持新疆独立和亲苏势力，以要挟中国国民政府。而截止到1949年米高扬访华，苏联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框架，在东北地区拥有着特殊的权益，在蒙古地区支持了外蒙古独立，在新疆暗自扶植着力量强大的亲苏势力。显然，对于致力于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会谈中必然会争取中国北方三个地区的主权地位。从掌握资料来看，中苏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慎重地探讨，基本上明确了中国北方边界的主权框架。

1.关于外蒙古问题。1949年，毛泽东谈到蒙古问题时，外蒙古独立已成既定事实。但是，毛泽东为什么提到统一内外蒙古的问题呢？显然是考虑到外蒙古问题与俄国的控制和苏联红军的长期驻扎有脱不开的干系。在新政权面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希望能收回蒙古领土，但是，苏联在蒙古问题上态度坚决。米高扬回忆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6]由于问题关乎重大，米高扬专门电示了斯大林。1949年2月6日，斯大林给米高扬的电报中肯定了他的说法，并提到：“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7]显然，斯大林借口外蒙古独立之事不在于苏联而推脱了中国。实际上，外蒙古保持独立一直是苏联不可更改的目标。

2.关于新疆问题。中共领导人明白，苏联在新疆的势力不可忽视。1944年11月份，新疆的“三区革命”（迪化、塔城、伊犁）就是苏联在暗中支持的，虽然后来考虑到本国少数民族和新疆的渊源以及为了赢得国民政府好感而主动明面调停了“三区革命”，但是之后苏联一直通过“苏侨协会”在新疆渗透亲苏势力。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虽还未重兵进驻西北地区，不过，解放新疆，明确新疆的中国主权立场，却是新中国领导人的必然考虑。因此，在1949年2月4日与米高扬的谈话中，毛泽东主动地提出了新疆问题。毛泽东告诉米高扬说：“新疆伊犁地区存在不听从乌鲁木齐政府的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8]米高扬的回忆中提到：“我向他明确声明，我们不支持新疆民族独立运动，何况我们对新疆领土没有任何要求，而认为新疆属于，也应属于中国版图。”[9]这是苏联的态度。实际上，当时由于失去了与国民党在新疆这个筹码上交手的机会，美国等国家也开始干涉新疆的事务，苏联确实如斯大林所说在新疆问题上已经开始退让。基于米高扬和中共的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在1949年下半年解放新疆时苏联对中国有了很大的战略和武器支援，保证了新中国对新疆主权的拥有。

3.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在会谈中主要集中在《中苏同盟条约》中所说的旅顺港和中长铁路上。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准备采取一蹴而就的措施，而是打算逐步过渡、自然收回。[10]1949年2月5日，斯大林再次就旅顺港问题致电毛泽东：“苏联政府作过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继而美军撤离日本，它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但是，如果中共认为把苏军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为好，那么苏联就准备实现中共的这个愿望。”[11]2月6日，米高扬接到斯大林的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后，就中长铁路问题指出，“中长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所以这个条约不是不平等条约。其中可能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苏联准备就此问题与中国同志一起讨论解决。”[12]关于此，中方表示，“这个问题应该留待中国‘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再去研究。”[13]至此，东北的旅顺港、中长铁路和大连港等问题双方也都表明了基本立场。

三、米高扬访华促进了新中国“一边倒”基本外交政策的确立

面对中国共产党即将领导新中国这个事实，苏联方面非常想了解新中国的外交立场和方针政策。因此，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期间，他代表斯大林重点了解了新中国的外交取向。

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美苏冷战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的现实状况，中共中央领导人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尤其是“一边倒”方针，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确定了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并且在党内反复宣传，目的是为了给中国革命胜利后寻找一个强大的盟友和支持力量。因此，毛泽东一直考虑如何能让苏联了解中共的外交立场，很显然，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一边倒”政策是本次会谈中毛泽东让米高扬重点了解的内容，分别在1949年2月3日和4日谈到中共成长史的时候，毛泽东多次高度肯定苏共对于中共的领导、指导与帮助，这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各种帮助及纠偏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得到了来自于苏联的各种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同时，中共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决心与苏共站在一起。

本次会谈，毛泽东让苏联了解到中国会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希望得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首先承认，并期待着苏联方面的表态。1949年6月刘少奇访苏了解到苏联的友好对华政策后，毛泽东当即便于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明确阐明了“一边倒”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告诉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14]

1949年2月8日，米高扬结束了访华之旅返回莫斯科。中苏双方通过数次大小会谈，硕果累累。基于中苏双方直接、深入地探讨未来中苏国家体系框架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的事实，可以说本次中苏高层接触对建国前后“蜜月期”中苏关系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1］［8］［9］［10］［11］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柏坡的故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2］［3］［4］【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 年 1-2 月）（下）［J］.李颖，杜华，译.李玉贞，校.党的文献，1996，（3）：82，80，83.

［5］［6］［7］【俄】A·列多夫斯基编著.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 1-2月）（中）［J］.李玉贞，译.党的文献，1996，（1），94，94，94.

［12］［13］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再讨论（之二）［J］.中共党史研究，2009，（4）：18-19，19.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