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丽云，李彦青

（1.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51；2.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61）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处于由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的特殊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认真梳理、总结、借鉴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在反腐倡廉形势日益严峻和迫切的今天，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实现伟大“中国梦”意义非凡。

一、西柏坡时期的廉政思想文化

从井冈山到西柏坡，毛泽东亲自拍板先后处决过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5位官员，其中4位是因为腐败问题而被处决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一直把保持廉洁放在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突出地位，而且在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同时，廉政思想文化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西柏坡时期，由于面临着由战争转向和平、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新民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转折时期，为防止出现各类腐败问题而加大了廉政教育的力度，廉政思想文化也日趋成熟。

（一）“两个务必”：西柏坡时期廉政思想文化初步形成的标志

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为了防止在党内产生骄傲自满、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冲昏头脑等不良情绪，避免重蹈历代王朝由兴到衰至亡的覆辙，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以防止出现因为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自满、居功自傲、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等不良倾向。

“两个务必”虽然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但其理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和培育的作风。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我们党把它概括出来，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使全党同志谨记李自成大顺军灭亡的惨痛教训，在新中国建立后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防止“四种情绪”的滋生蔓延，杜绝腐败，防止人亡政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这一思想，成为我们党廉政思想文化初步形成的标志。

（二）“进京赶考”：西柏坡时期廉政思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进京赶考”之说源自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按不同层级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殿试为最高层级的考试。西柏坡时期，随着三大战役的顺利开展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着手准备迁移北平事宜，这被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在进京之前，毛泽东仍然不忘李自成的教训，提出进京是去赶考，面对“人民”这个考官，我们希望而且必须要考出好成绩，这成为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的新命题。

60多年来，“赶考”路上一些曾经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党员干部没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腐化堕落了，但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交上的仍然是人民满意的答卷。毛泽东当年向全党提出的“进京赶考”，已经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基因和血液，并升华为党的精神。时至今日，不但成为党的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执政精神，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永葆艰苦奋斗本色、抵制腐朽思想侵蚀、防止被“糖衣炮弹”打中的思想武器。事实表明，只有常怀“赶考”之心，时刻把“人民”这个考官挂在心上，发扬永不终结的“赶考”精神，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才能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份满意答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毛周“赶考”对话而来的赶考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西柏坡时期的廉政文化思想。

二、西柏坡时期的廉政制度文化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制度更加完备，较之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也更规范、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切合时代发展要求。

（一）“三项制度”：西柏坡时期廉政制度文化的培育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这次会议就政治、军事、经济提出了目标、规定了任务。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两个重要决议，制定了请示报告制度、党委制制度、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对建国后党的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请示报告制度。以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环境下，各地的自治权较大，因而一些党组织和军队内呈现出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其突出表现，一是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的政策和策略；二是以工作忙为借口，各行其是，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的这种状态，“九月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并于会后向全党全军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决议》的出台和口号的提出，对于全党同志增强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的纪律意识，切实把党的纪律和规定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规范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从一些腐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导致其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组织纪律观念缺失甚至丧失，对制度毫无敬畏之心，为了一己之利什么都敢干。所以，纪律观念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制度落实和廉政制度文化建设的好坏。

2.党委制制度。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在“九月会议”上指出：“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他认为，“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1]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规定了六个方面，而“健全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决议》认为，健全党委制是良好地实现全党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因此，必须实行重要问题均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2]随后的9月20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认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两者不可偏废”。[3]应该说，党委制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和运用，也是防止党员干部腐化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史来看，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腐败的深渊，核心问题是缺少了理想信念这种精神之钙，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的缺失。因为缺乏制度的监督与约束而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为缺乏制度的监督与约束而形成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因为缺乏制度的监督与约束而形成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历史证明，西柏坡时期党的“九月会议”制定的党委制制度，是保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遏制“一把手”腐败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廉政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3.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九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对建党27年来的党内民主生活进行了回顾，并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扩大与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的要求，强调党的各级委员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必须保障党章赋予党员的一切权力不受侵犯，必须及时、真实地向中央报告重要决议及重要争论，必须提高会议效率。《决议》下达后，各巩固的解放区按要求先后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这一制度的实施，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延伸了权力监督的链条，是合力反腐、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的新尝试。

（二）“六条规定”：西柏坡时期廉政制度文化的具体体现

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以“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为主要内容的六条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前立下的规矩。这六条规矩看似平常，但却充分反映了党在制度、作风建设上的高度自律和自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搞个人崇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为防止干部腐化、预防个人崇拜设置了一道屏障。

西柏坡时期的廉政制度文化建设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条文具体，便于执行；二是有章可循，奖罚并重；三是勤于督查，违者必究。自此，人人敬畏制度、严格执行制度不仅在全党逐渐形成共识，而且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也日益步入正轨。

三、西柏坡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实践

廉政文化建设实践表明，要保持和提高廉政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持久力，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最终要落到化“无形”为“有形”、变“意识”为“行动”上。唯有如此，才能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参与感、认同感，营造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一）领导率先垂范：西柏坡时期践行廉政文化的方法

孔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4]又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领导的亲历亲为、率先垂范是党内乃至全社会营造深厚廉政文化氛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之所以搞得成功，原因固然有很多，但首先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的结果。

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为全党全军作出了表率。一是艰苦朴素。他们与一般党员干部一样，居住的是老百姓的土坯房子，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的是老百姓做的布鞋，吃的是粗茶淡饭，只有打了胜仗毛泽东才舍得吃一碗红烧肉。二是互谅互让。“朱毛让房”不但成就了一段佳话，而且成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三是严格要求子女。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当时没能结婚；因为是任弼时的儿女不能沾公家一点儿便宜；因为是朱德的儿子，进京前要吃忆苦饭。四是亲历亲为。按照“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的要求[6]，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亲自起草文电，而不是由秘书代笔。毛泽东在西柏坡近10个月的时间里写下的历史文献，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就有20篇。而且毛泽东坚持不做寿，带头遵守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

（二）自觉接受监督：西柏坡时期践行廉政文化的手段

历史已多次证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历史也已经充分说明，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有利于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会更加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如何执政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革命党完全不同，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成为我们党当时一个重点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西柏坡时期全党已达成一致意见。1948年4月30日，党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节口号》明确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提出了“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实现路径。[7]此后，中国共产党便着手筹备新政协，大批民主爱国人士也先后到达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做好了执政后自觉接受党外监督、永葆自身纯洁性的准备。

（三）设立相关机构：西柏坡时期践行廉政文化的平台

1948年9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依据《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和《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组织规程》的有关规定，成立了由杨秀峰为院长，黄松龄、于力为副院长的华北人民监察院。其主要任务是对违法失职、贪污浪费、违反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的各级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公营企业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处分建议，以此来达到尊重法律、杜绝腐败、保护群众利益的目的。同时，华北人民监察院还在院长领导下设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下设监察小组，巡视各地廉洁行为，及时预防、发现和查处各类违法违纪行为。事实证明，这一机构的设立和运行为建国后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总之，西柏坡时期廉政文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成功范例，很好地总结借鉴其经验，在全社会逐步营造出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全力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形成人人崇廉、人人尚廉的人文环境，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59－461.

［2］［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54－355，145－146.

［3］［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0－1341，1264.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4.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