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衍钢

一段历史扑朔迷离，一段往事历久弥新，一个故事几经改编，一部史剧驰名中外，这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作者对古今中外有关《赵氏孤儿》的各种版本做了详尽的收集介绍，以供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个剧本的传奇。

最早《赵氏孤儿》故事的版本，是春秋史学家、中国传统史学之父左丘明（约前502年-前422年）的《左传》版本。故事发生在前587年，晋国大夫赵朔已死，其妻晋成公之女庄姬与赵朔叔叔赵婴齐乱伦私通，引起赵家内讧。赵婴齐因家丑被放逐齐国，由此引起庄姬忌恨，遂联合与赵氏有积怨的栾氏等家族，以诬陷赵家谋反为由发难，除庄姬的儿子赵武在宫中抚养外，赵家几乎满门皆斩。晋国执政大夫韩厥力保赵氏，赵氏土地得以保留，后来又封于赵武，使赵氏家族得以复兴。

后来主要流传的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90）《史记·赵世家》的版本。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有宠于晋灵公的屠岸贾担任司寇，以惩治杀晋灵公凶手赵穿（晋国大夫赵盾的族弟）为借口，诛杀赵家于下宫。赵朔之妻（晋景公的姐姐）当时怀孕在身，因在宫中幸免于难，遗腹子赵武被赵朔朋友程婴等救出，藏匿于山中。为了保护赵武，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用别人的婴儿替之，并被一起杀死。赵武15岁时，在晋大夫韩厥的努力下，晋景公为赵氏昭雪，灭屠岸贾及家族，恢复赵氏封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戏剧鼎盛的时代。元代著名戏剧作家纪君祥，依据司马迁的故事和民间传说，改编成戏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仍简称《赵氏孤儿》。比起司马迁的故事来，这段戏剧故事更加悲壮感人。一是故事背景由晋景公改为晋灵公；二是庄姬抚养改为把孤儿托付给民间医生程婴后自缢身死，孤儿宫中藏改为宫外藏；三是程婴为拯救赵氏孤儿用他人孩子顶替改为献出了自己的独子；四是被请封的晋国大夫韩厥，改为为保留赵氏唯一血脉而拔剑自刎，赵盾门客公孙杵臼、程婴被改为老宰辅和草泽医生，并且公孙杵臼为替程婴隐藏赵氏孤儿撞阶而死；五是孤儿在深山中长大改为被仇人屠岸贾收为义子并在屠府中长大；六是孤儿成年后，是程婴而不是韩厥告诉赵氏孤儿一切，终于向屠岸贾复仇，从而完成了忠义战胜奸恶的大结局。后来广为流传的正是纪君祥所著的元杂剧版本。

此外，在我国古代，除与元杂剧《赵氏孤儿》同一题材的作品外，还有南戏《赵氏孤儿记》及其后的明代传奇《八义记》和清代地方戏《八义图》等。需要指出的是，把赵氏孤儿与山西盂县藏山联系起来的是《八义图》等，而不是纪君祥的版本。由此可见，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古代也是版本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

然而《赵氏孤儿》的影响力之大，不仅在于对中华民族忠义思想的教化，它更是第一个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剧本，在海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位翻译《赵氏孤儿》的是法国汉学家、天主教耶稣会神父马若瑟（1666-1736）。马若瑟1699年至1736年在中国生活，1731年（有人说是1698年）将该故事翻译成法语，并命名为《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马若瑟是天主教徒，翻译体现了马若瑟认为的道德精神。马若瑟虽在中国生活长达30余年，但是对中国戏剧艺术和中国诗词似乎还是缺乏深入研究，他在译介中认为：“这种唱词不易理解，对欧人来说更是晦涩难懂，因为其中富含我们所陌生的隐喻，其修辞法也是我们难以领会的。”故他在将《赵氏孤儿》传播到海外时省略了中国戏剧中重要的唱词。虽然体现中国元剧艺术形式上的特点已荡然无存，但故事情节基本没变。

翻译完成后，马若瑟将译本托人送给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法兰西科学院的傅尔蒙（1683-1745），但剧本被错送给汉学家、法国神父杜赫德（1674-1743）。未经马若瑟和傅尔蒙的同意，杜赫德就将该剧收入自己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Chine），并于1735年发表。至于《赵氏孤儿》中为什么没有翻译唱词，杜赫德在自己的书中提到：是因为剧中的唱词晦涩难懂，包含了许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中国典故和古代文学的因素。在1736年到1741年，《赵氏孤儿》有两个版本：一是1736年理查德·布鲁克斯的版本改编；二是格林和格瑟利在1738到1741年的版本。这些版本基本上都是依据马若瑟翻译的版本，并由此引起了中国风的潮流。在1741年至1759年之间，该剧涌现了诸多改编版，有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版等，但万变不离其宗。

对《赵氏孤儿》故事改动最大的当属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伏尔泰。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1694-1778），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伏尔泰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伏尔泰仰慕中国文化，他依据马若瑟的版本，将赵氏孤儿的故事改编为《中国孤儿》的故事，把发生在春秋年间的故事推移到元朝初年，描述成吉思汉灭宋之后，入京搜寻宋朝皇帝遗孤，以斩草除根。前朝遗臣张惕为救孤，欲用自己孩子顶替，张惕之妻伊达梅不忍亲子去死，便向成吉思汗求情。伊达梅是成吉思汗年轻时的情人，见到伊达梅，成吉思汗旧情复燃，以娶伊达梅为条件答应赦免，但伊达梅对自己丈夫忠贞不渝。成吉思汗终被张惕的忠义行为感动，收了宋朝遗孤和张惕之子为义子，并恳请张惕留在朝廷做官。中华文明终于用文化感化了蒙古游牧民族。正如恩格斯所说，征服者往往被他们征服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伏尔泰《中国孤儿》剧本在欧洲引起轰动。应该说，伏尔泰的改编更富有时代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同价值观，而且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基督元素。

伏尔泰的改编虽然大为成功，但是又被认为偏离了原来“孤儿”的主题。英国剧作家阿瑟·墨菲在伏尔泰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20年前，成吉思汗进入汉地，曾对前朝的皇亲国戚进行了株连九族的大屠杀，仅剩下一个孤儿，并被遗臣尚德收留为养子，其名字也改成爱顿。尚德的亲生儿子则被送给高丽的一名隐士，起名叫哈默特。20年之后，哈默特在反抗成吉思汗的战争中被俘。成吉思汗疑哈默特是前朝遗孤，对尚德严加审问。尚德为了保护遗孤，忍痛割爱，牺牲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尚德遭到酷刑，其妻自杀。真正的遗孤爱顿为报家仇国恨，在格斗中杀死了成吉思汗。英国阿瑟·墨菲版的《赵氏孤儿》则很容易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译作《王子复仇记》）联想在一起，由于两者的相似之处，也有人把《赵氏孤儿》比作中国版的《哈姆雷特》。endprint

德国著名的诗人、剧作家歌德（1749-1832）根据《赵氏孤儿》原本后半部改编的剧本《埃尔泊若》（Elpenor）于1783年出版。根据他自己的日记，他于1781年春从杜赫德所著的《中华帝国全志》中读到赵氏孤儿故事的译本。歌德曾在1827年与他的秘书艾克曼的谈话录中明确指出，“中国作品中的人物，其思想、行为与我们几乎一样，不需读多久，我们就觉得和他们一样”。他还认为，“正由于这种道德礼俗的调节，才使中国能保持几千年的历史，同时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意大利歌剧作家梅塔斯塔齐奥（1698-1782）改编《赵氏孤儿》，名为《中国英雄》，1748年出版。他的剧本全部用诗体写成，文辞优美，结构严谨，情节紧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对当今世界影响较深的版本，以陈凯歌改编的《赵氏孤儿》为首。他一改过去那些忠奸绝对化的脸谱，更加注重人性化的刻画。赵家世代辅助国君，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赵朔父亲赵盾曾有弑君行为），使屠岸贾受到侮辱，导致了屠岸贾的杀戮。陈氏的《赵氏孤儿》还刻画了屠岸贾人情化的一面，如作为一个慈祥的父亲抚养遗孤，当知道遗孤是赵氏孤儿后，还奋力救孤。编剧试图既展现人性恶的一面，又展现人性善的一面，使复仇不再成为影片的主题。

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赵氏家族的起死回生对延续着后来的中华文明史有着重要的作用。正是有“赵氏孤儿”，才有了后来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和陈桥兵变的故事，才有了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和后来的大宋王朝。笔者以为，探究赵氏孤儿藏在何处并不重要，因为通过现有的史料无法真正鉴定是否存在藏孤和有无藏孤的地点（有人说赵氏孤儿藏在离晋国都城较近的山西南部），除非在考古学方面得到缜密的科学论证（这一点，我们没有像盂县仇犹古国那里残留的砖瓦和陶器碎片，无法运用C14同位素技术进行测定，赵氏血缘由于复杂，很难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进行家谱分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据已有的文字史料去自圆其说。据《左传》记载，晋国与白狄有亲戚关系，晋文公的母亲就是白狄人，仇犹古国亦是白狄的一支。我想，晋国与仇犹应有来往，仇犹国亦非封闭锁国。史书上还提到，晋国与白狄曾是友好邻邦（当然也有战争）。又据史料推测，晋赵氏封地可能在晋中一带，故赵氏孤儿藏于离晋中不远的仇犹国极为可能。笔者认为，《赵氏孤儿》剧本产生在元代，也非偶然。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相对包容，对戏剧情有独钟是造成元代戏剧兴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他们在“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情况下，促使一部分人从事戏曲活动。有学者分析，《赵氏孤儿》这部戏有着强烈的政治暗示，如我们若依据剧主人公高唱“凭着赵家枝叶千年咏”，“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留芳”的曲辞来窥测纪君祥的动机，便不难发现，《赵氏孤儿》似乎隐含着对前朝的怀念，并通过文艺作品来表达他们对元朝统治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但无论如何，中国《赵氏孤儿》主题蕴含的是中华民族的忠义文化。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话：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中国传统版的《赵氏孤儿》，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都是这种人格的集中体现，即秉忠义礼智信、位卑不忘国、威武不能屈、家国为一体的崇高情怀和义无反顾、慷慨赴死、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法国伏尔泰版的《中国孤儿》则体现了法兰西自由、博爱和平等的精神。中国版的《赵氏孤儿》是一部悲剧，但这部悲剧以善战胜恶而结束，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的宿命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体现了博爱的威力，最终达到了“爱能战胜一切”的结局。英国阿瑟·墨菲版的《赵氏孤儿》则是一部控诉人间战争的悲剧，并歌颂了悲剧式的英雄。

总之，令人震撼的是，赵氏孤儿的故事受到了众多中外文学大师的钟情，故事的流传可谓源远流长，由此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具有“共同美”的文化基因和尽善尽美的文化情怀。令人惊叹的是，西方伟大的艺术家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的故事竟然异曲同工，都以“复仇”为主题，弘扬人间正义。不同的是，《赵氏孤儿》给人的感受是悲壮，《哈姆雷特》给人的感受是悲哀。我国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这样评价《赵氏孤儿》：“即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也。”令人深思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就文化而言，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赵氏孤儿》的广泛流传不就证实了这一论断吗？令人启迪的是，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然界不会有完全一样的树叶，每个人都在建构自己独特的思想，但他们都在审视人类进步中共同的文化命题：善与恶。令人感动的是，中国戏剧文化与西方戏剧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竟然是由《赵氏孤儿》的翻译开始的，《赵氏孤儿》是中西戏剧文化的桥梁和纽带。这真是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山西是戏剧的故乡，元朝是戏剧的兴盛时期。作为传入西方的第一部中国戏剧，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在山西，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呢？然而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能如此传播致远，不能不令人感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