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蒲春玲, 刘 鹏, 魏 振, 刘 超

(1.新疆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2.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国土资源局, 新疆 沙湾 832100)

新疆地区牧户对退牧还草政策的认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李 强1, 蒲春玲1, 刘 鹏2, 魏 振1, 刘 超1

(1.新疆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2.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国土资源局, 新疆 沙湾 832100)

摘要：[目的] 选取新疆自治区布克赛尔县为研究的样本区，对该区牧户退牧还草政策进行调查分析，以期为该地区草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样本区150户牧民参与退牧还草工程的情况进行调查，并采用最优尺度分析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建模分析。 [结果] 牧户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水平、从退牧还草政策中的获利程度和对草场退化的认知程度对牧户参与退牧还草政策的积极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牧户的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对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的积极性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结论] 在退牧还草政策影响下，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高的、从政策中获益多的牧民更愿意调整生产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参与退牧还草能否能获利和是否有能力承担转变后的风险。

关键词：退牧还草政策; 影响因素; 和布克赛尔县

退牧还草工程旨在通过给予牧户一定物质补偿的前提下，通过补播改良、围栏建设以及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改善草地生态环境，提高草地生产力，促进草地生态与畜牧业的和谐发展。但退牧还草的实施效果要受到相应的气候因素、社会条件、区域背景和人文等各多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尤其是牧户作为相关利益的主体，是退牧还草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如何认知该政策，对该政策的响应积极性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

1调查区域概况

1.1　自然概况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部，塔城地区东北部，县境东接福海县，南与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沙湾县毗邻，西以白杨河为界与额敏县、托里县相连，北隔赛尔山与吉木乃县接壤，该县总面积2.87×105hm2。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处内陆，远离海洋，属大陆性北温带干旱气候，年均气温3.0 ℃，年均降水142 mm。县内水资源年径流量为2.02×108m3。

1.2　社会经济概况

和布克赛尔县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县，该县总人口5.7万人，其中牧业户数2 420户，1.2万人，由蒙、汉、哈等19个民族组成，辖区内有2镇、5个乡和4个牧场。该县草场总面积2.33×104hm2，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1.87×106hm2，改良草场9.67×104hm2，人工草场4 533 hm2。2010年末，牧业总产值1.84亿，年内牲畜最高饲养量83.33万头，出栏头数27.71万头，出栏率达88%；牲畜存栏头数57万头，其中牛5万头、绵羊33.87万只、山羊14.36万只、马1.8万匹、骆驼0.32万峰。

2问卷设计及研究方法

2.1　问卷调查与设计

本次调查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对和布克赛尔镇郊的莫特格乡、铁布肯乌散乡、那仁和布克牧场、伊克乌图布拉格牧场的150户牧民进行了简单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以牧户为主。本次调查发放问卷150份，共收回调查问卷142份，其中有效问卷140份，有效率为93.33%。

调查问卷共分为3部分，一是牧民的家庭基本情况，包括牧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情况等；二是牧民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三是牧民对退牧还草政策的响应情况，包括牧民对退牧还草政策的接受程度、了解程度、认知状况及行为选择情况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表1　研究区样本牧户基本情况统计

2.2　研究方法

鉴于基础数据中出现了多种类别的变量，选取最优尺度分析法对统计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处理。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是由荷兰Leiden大学DTSS课题组研制并在SPASS 10.0之后新增的一个应用程序。该方法不同于其他回归分析的优势在于它允许因变量和(或)自变量可以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分类变量。此种方法是通过运用一定的非线性变换对初始分类变量进行转换，然后反复迭代最终找出一个最佳的回归方程式[2]。

注：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而得。

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牧户自身家庭的因素、所处自然环境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政策因素等[3]。结合已有牧户对退牧还草响应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次研究样本的特点，选取被调查牧户的年龄、家庭人口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对政策了解程度、草场退化认知程度、获利程度这7个变量作为影响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高低的因素。

以牧户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水平、对政策了解程度、获利程度、草场退化认知程度为自变量，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的积极性程度为因变量，模型为：

Y=Ax1+Bx2+Cx3+Dx4+

Dx5+Fx6+Gx7+β

(1)

式中：Y——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的积极性程度；x1——年龄；x2——文化程度；x3——家庭人口数；x4——家庭收入水平；x5——对政策了解程度；x6——获利程度；x7——草场退化认知程度；A，B，C，D，E，F，G——各自变量的系数；β——误差项。各变量的基本情况详见表2。

表2　模型变量说明

3结果分析

3.1　模型检验结果

运用SPSS 19.0软件对模型进行了验算，结果显示模型的相伴概率值p小于0.01，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的意义；模型复相关系数为0.742，决定系数为0.457，调整之后的决定系数为0.526，说明纳入模型的7个变量对牧民参与退牧还草的影响程度具有52.6%的解释力。在此次研究中，还有一些影响因素没有被发现，也许这些因素对自变量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普遍来看，在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时，多元回归确定系数一般不高，因此，解释力相对较低并不会影响对现有纳入模型的7个自变量的解释。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

3.2　结果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牧户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对退牧还草政策的了解程度、从政策中的获利程度及对草场退化认知程度对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高低具有正相关关系，而牧户的年龄、家庭人口数对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高低具有负相关关系。

表4　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结果

3.2.1年龄对牧户积极性的影响年龄与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牧户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在规划外的草场继续放牧。在受访的40岁以上的牧户中，有58.2%的牧户表示将继续放牧，只有13.1%的牧户选择圈养。年龄较大的牧户由于“恋草情结”较为严重，对退牧还草政策的了解程度较低，此外，圈养方式对劳动强度要求较高，随着年龄增长，大龄牧户的劳动能力跟不上，而且大龄牧民缺少创新和学习能力，只愿意维持现状，所以更愿意选择在规划外的草场继续放牧。年轻人在退牧还草政策宣传和现代教育的影响下，转变游牧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愿望更强一些[4]。

3.2.2文化程度对牧户积极性的影响牧户受教育程度与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呈正相关，即牧户的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圈养。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牧户的文化程度是小学和初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甚少。牧民的文化程度越高，适应社会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强，信息的搜集处理及运用能力越强，发展科学养殖和外出创业的成功率就越高，从而可以放弃对天然草地的依赖[5]。同时，由于牧民缺乏科学养殖的知识，多采用靠天养畜的粗放模式，不仅使草地退化加重，也在扩大养殖规模方面举步维艰。调查中发现，有91.67%的牧户认为科学技术对畜牧业生产很重要，但是参加过相关科学养殖技术培训的牧民仅有18.03%。该县牧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给退牧还草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3.2.3家庭人口数对牧户积极性的影响家庭人口数与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表现为负相关，说明家庭规模越大，牧户越倾向于选择在规划外的草场继续放牧。按常理推测，家庭规模越大，劳动力越多，牧户应倾向于选择圈养。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快，但婚嫁等原因使得分家的情况也较多，牧户家庭规模在总量上实际呈缩小趋势，也使得人均草场面积减少，加上近年来草场的严重退化，牧户以前单纯依靠牲畜数量的扩大而增加收入的情况基本结束，同时在退牧还草政策的影响下，家庭规模小的牧户选择圈养的意愿更强烈一点。

3.2.4家庭收入水平对牧户积极性的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呈现出正相关，表明牧户家庭收入越高，越愿意选择圈养。这是因为圈养对棚圈、屋舍、贮草设备的要求高，需要的资金投入大，政府暂时还无法做到全额资助牧户进行棚圈改造，低收入牧户很难负担的起大量改造资金，只能维持现有的生产方式或只进行部分转变[6]。根据调查可以看出，在该县实施了退牧还草政策之后，牧户的收入主要来自畜牧业生产和政府的补贴，分别占休牧牧户样本总数的47.37%和34.21%，还有15.80%的牧户通过外出打工来维持收入。

3.2.5从政策的获利程度对牧户积极性的影响牧户从退牧还草政策中的获利程度与牧户的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表明牧户获益越多，越愿意选择圈养牲畜。根据经济人假设分析，牧户是否愿意参与退牧还草，取决于对其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情况[7]。对于牧户来说，退牧还草的成本主要来自其放弃草场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是草场作为生产、生活资料所产生的收入和基本生活保障。退牧还草补偿价格过低导致牧户的收益与成本结构失衡，从而可能导致牧户返牧、“偷牧”行为的发生。

3.2.6草场退化认知对牧户积极性的影响草场退化认知对牧户积极性有正显著影响，表明牧民对草场退化的认知越充分，其参与退牧还草的积极性越高。当牧民意识到自己的草场应该有合适的牲畜规模后，会对超出草场养殖承载力而给草场及个人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强烈的危机意识[8]。 但在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牧民缺乏资金和科学的养殖知识，选择对天然草场进行保护和维护的少之甚少。在退牧还草政策的影响下，对草场退化认知较强的牧民会对天然草场进行保护，转变生产方式，进而选择圈养舍饲。

4结论及建议

4.1　结 论

(1) 牧户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水平、从退牧还草政策中的获利程度和对草场退化的认知程度对牧户参与退牧还草政策的积极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退牧还草政策影响下，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高的、从政策中获益多的牧民更愿意调整生产结构、转变生产方式。

(2) 牧户的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对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的积极性有显著负向影响。从调查的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牧民选择了既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愿选择在资金、技术和方法上有较大困难的圈养方式，这主要是由于传统“恋草情结”观念的影响和自身的资本有限，以及缺乏技术和科学的养殖知识。由此可见，牧户参与退牧还草积极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 ① 牧户参与退牧还草能否能获利； ② 是否有能力承担得起转变后的风险，例如牧户是否有技术、资金进行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否有其他的方法能够保证正常的收入来源[9]； ③ 牧民传统畜牧生产观念的影响。

4.2　建 议

(1) 应加大对参与退牧还草的牧户在财政补贴上的支持力度。要加强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加大对饲草料基地、牧户棚圈改造等方面的投资补贴，解决好退牧还草给牧户带来的生产水平下降、收入减少的问题，更好地弥补牧户为生态环境恢复所做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

(2) 为参与退牧还草的牧户，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禁牧后不再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牧户，可以采取国家、村集体、牧户三方出资的方式来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3) 大力发展牧区教育事业。对处在接受教育年龄的青少年，一定要做好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为牧区培育新的主人。对于成年的牧户，政府应通过培训班和讲座等形式，提高牧户文化水平，提高牧户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增加外出打工的成功率。

(4) 政府要加大对退牧还草政策的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提高牧民们参与退牧还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牧民逐步认识到自己在政策实施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李博.中国北方草地退化及其防治对策[J].中国农业科学,1997,30(6):1-9.

[2]张文彤. SPA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0-136.

[3]龚大鑫,金文杰,窦学诚，等:牧户对退牧还草工程的行为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高寒牧区玛曲县为例[J].中国沙漠,2012,32(4):1170-1171.

[4]李艳梅,杨涛,徐邓耀.退牧还草的博弈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4(1):34-38.

[5]王向阳,王济民,张蕙杰,等.中国西部牧区退牧还草的政策支持[J].农业经济问题,2003,3(7):45-50.

[6]魏松.内蒙古实施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效与问题研究[D]. 内蒙古 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06.

[7]窦学诚.环境经济学范式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143-153.

[8]包利民.我国退牧还草政策研究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06,5(8):62-65.

[9]王向阳,王济民,杨汝荣，等.中国西部牧区退牧还草的政策支持[J].农业经济问题,2003,6(7):45-50.

A Survey on Policy of Transforming Grazing Lands to Pasture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Interviewed with Herdsmen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LI Qiang1, PU Chunling1, LIU Peng2, WEI Zhen1, LIU Chao1

(1.ManagementCollege,XinjiangAgriculturalUniversity,Ulumqi,Xinjiang830052,China; 2.LandandResourcesBureauofShawanCounty,Shawan,Xinjiang832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A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interviewing with the herdsmen in the Hoboksar County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policy of “transforming grazing lands to grasslands” was discussed to shed light on how to harmoniz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with the conservation of grasslands. [Methods] 150 herdsmen were interviewed by filling out the questionnaires focused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of “transforming grazing lands to grasslands”, and after that, the questionnaire data was analyzed through optimal scaling method. [Results] Herdsmen’s cultural standard, their household income level, profits obtained from the policy and their cognition of grassland degradation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herdsmen’s acceptance of the policy. However, herdsmen’s age and their family population size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policy. [Conclusion] Herdsmen who have high educational level and high household income, and also those who think they can benefit from the policy, have willingness to adjust their production structure, to adjust their production methods. Herdmen’ enthusiasm for the policy mainly depends on whether they can benefit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nd whether they can prevent the potential risk when the production methods were changed.

Keywords:grazing forbidden policy; influence factors； Hoboksar County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15)06-0281-04

中图分类号：F301.21

通信作者：蒲春玲(1961—),女(汉族),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分析、土地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E-mail:puchunling@163.com。

收稿日期：2014-09-05修回日期：2014-10-10

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矿农复合区’非自愿移民搬迁安置及管控机制研究”(14XGL00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项目(12BGL130)

第一作者：李强(1988—),男(汉族),新疆自治区昌吉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规划与利用。E-mail:bel1eve12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