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何佳艳

当我们真正形成一个市场化的、高效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之后，大宗商品定价权就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基本业务模式就是：保证金制度、标准化仓单、竞价撮合交易。简言之，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就是一个类期货的电子交易平台。事实上经过近几年交易平台的大量涌现和来自政府层面的清理整顿，如今这一行业已悄然进入变革与创新期。在“建立多层次商品市场”的政策指引下，像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这样一些幸存者开始探索自身的定位，尝试业务模式的创新。

为了向记者讲明白北商所目前正在探索的业务模式，北商所执行总裁李健讲了一个“中国版裘皮拍卖行”的故事。

培育商品交易生态系统

故事缘起于中国裘皮行业从业者在国际裘皮拍卖市场的“二等公民”待遇。李健有一个朋友，是国内最大的裘皮企业浙江中辉皮草有限公司的掌舵人之一。最近，这位朋友主动找到李健，想要把他的裘皮放在北商所的平台上交易。而这，只是整个项目的第一步。

裘皮的定价不像其他大宗商品那样是通过报价或是交易系统撮合价格，而是通过拍卖定价，国际四大毛皮拍卖行——哥本哈根皮草公司、美国传奇拍卖行、芬兰世家皮草公司和北美裘皮拍卖行每个季度开一次拍卖会，最终形成了全年的价格。据李健介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裘皮供应和消费国，被排除在价格制定体系之外，永远受到二等公民待遇。像中辉这么大的裘皮集团，去四大拍卖会直接参与拍卖是不行的，必须找一个外籍或是香港代理商，因为四大拍卖行有规定，中国大陆公民不能直接参与拍卖。

“这个行规让中辉非常搓火，实际上他们跟四大拍卖行的人私人交往非常密切，但现在四大拍卖行没有一个能突破这个国际惯例。”李健说，这是“中国版裘皮拍卖行”项目萌发的背景，整个项目由中辉集团主导，规划是把裘皮在北商所上线之后，在12个月内，尽量整合皮毛产业的养殖户、贸易户，在北商所平台组织交易，等产业链整合顺畅，平台交易量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再开一个拍卖行。“现在商量的是在北京，比如说北商所出资，以北商所的名义，把北京市的国资拉一部分进来，把四大拍卖行的股东拉一部分过来，加上国内皮草协会下面大的几家毛皮商，在中国咱们自己成立一个拍卖行，成为全球裘皮市场的第五个定价点。”

裘皮只是北商所计划上线的品种之一。据李健介绍，自2009年8月获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以来，经过4年筹备，北商所于2013年底以现货白银为突破口，正式对外开展业务。而更多的品种则像裘皮一样，还在北商所与现货实体企业的探索之中。2013年以来，北商所现货交易平台建设工作包括与山西商会探索合建电子化交易平台、与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落实再生铜的交收、与山西国能集团达成煤炭业务合作意向、与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签署战略合作意向等。

“我们主要是跟传统的实体企业做真正的大宗商品贸易，致力于构建功能完备的商品交易生态系统，服务于商品领域多样化的交易需求，建设技术型、创新型、服务型的交易平台，从供应链角度为实体企业提供价值。”李健介绍，北商所的市场定位有两个，一是交易服务提供商，即通过平台为买方、卖方提供交易服务；另一个定位是交易解决方案提供商，这是北商所基于交易服务的延伸业务定位。

“从事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的前提是对实体企业有充分的了解，知道他们的问题和困难，利用我们的资源和专业能力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李健说，“IT发展到今天，从整个供应链来看，要想通过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来提高效率、压缩成本，可能空间已经非常小了。但是企业还有另外一个核心诉求就是风险控制问题。现在跨国贸易越来越频繁，在大宗商品价格国际联动的情况下，不在第三方平台永远解决不了风险控制问题。”以北商所刚刚上线的现货再生铜这个品种为例，再生铜从日本运到天津港，大概有 30天到45 天的船期，这几十天的时间，有可能货上船的时候，这单货是挣钱的，到下船的时候，已经赔了。李健说，现在做跨境大宗商品贸易都像是在赌博。

那么有没有一个对应的品种和合适的平台，让企业来对冲这个风险呢。在出任北商所首任执行总裁之前，李健供职于北京石油交易所，在那里他接触到一家在国外采购原油的大型央企，这家央企为了解决原油船期价格波动问题，需要在四地签五个合同。这是非常专业的公司，有很强的套保经验，有也很强的风险控制能力，中国有多少企业能到这个水平？他们需要一个离他们更近的平台，一个更方便的方式，帮他们化解在途的资金风险、库存的资金风险。在原材料没转化成产品之前，企业都面临这种风险。“北商所就扮演了这么一个风险对冲的角色，让大家在实现交易的同时控制风险。”李健说。

供应链融资和针对实体企业的咨询服务也是北商所的重点业务。大宗商品的特点是货值金额高，企业融资需求大。金融资源必然成为北商所培育商品交易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2013年6月，北商所获得工、农、中、建、中信五大行授信600亿元。北商所一直寻求与金融机构合作进行供应链金融产品创新，为企业提供更适合的融资服务。

在北商所的E2E平台架构设想里，北商所的平台将是一个连接期货市场和外围交易平台的包容性很强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李健说：“现阶段我们侧重于与产业链各方展开业务对接，探讨各种可能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包括与实体企业合作、联合设立单个品种的交易平台，从而形成在全国乃至海外的主产地、主消费地、物流节点的单品种交易平台的覆盖，再分别设置能源化工、金属、农林三大交易服务中心，与遍布各地的单个品种平台形成有效衔接。

通过培育商品交易生态系统，将北商所打造成北京市要素市场核心平台，这是北商所的政策定位。“北京市当初为何要建大宗商品交易所，就是要在要素市场里抓住交易链，把交易这个环节作为一个节点经济的典型代表来抓，纵向能贯穿产业链，横向又能覆盖IT，信息、金融、第四方物流，通过一个要素市场就能做到若干个行业有效控制。”据李健介绍，北商所与仓储物流企业、会计、法律、评估等专业服务机构的合作也在推进之中，未来北商所将不断增强平台对商业资源的集聚能力。

市场机制顺则有定价权

“有些事看起来比较难，但你总要往前做。”李健说，“开交易所还有一种简单的模式就是上个品种，变成一个纯的投资人的交易平台，那就是往期货那边靠。”目前，纯投机的模式正越来越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和整顿，李健认为经过前几年的几轮调整，各个交易所会把未来业务的落脚点呈现出来，行业的创新与变革势所难免。

国内的经济发展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不是在纯市场化经济之下一代一代更迭自然发展的，导致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育不足，无法有效衔接传统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虽然目前中国大宗商品消费总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近20%，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国，但场际鸿沟加上机制建设与交易模式创新的滞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争取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定价权的进程。

“中国版裘皮拍卖行”听起来像是一个争夺定价权的故事，但在李健看来，定价权的争夺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如果价格不能发现，就谈不上什么定价权。一个价格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认可，一般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有广泛的产业客户参与交易；二是交易的透明；三是适当的标准化。也就是说，只有市场完善了，价格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因此完善市场功能、机制，改进产业链的效率，才是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的目的。而当我们真正形成一个市场化的、高效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之后，大宗商品定价权就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理顺市场机制，从政府层面来说，在于理顺监管机制，明确监管规则。对于北商所这样的市场主体而言，则在于找准自身业务的落脚点，优化以平台为核心的商品交易生态系统，真正做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诚如李健所说：“你的实体企业会员越多，越能吸引更多的投机资金入场，平台的流动性就越好，你的价格公信力就越强，这样投机资金越愿意进来，那你的交易就越活跃，给你带来的经济收益就越多。同时，你的品牌的公信力越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