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方忠

中关村奇迹能否进入“第二季”，理论层面的探索争论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透过不同视角还原呈现中关村当下的发展图景，才能让外界读懂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关村

两年前，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调整空间规模和布局，中关村从“一区十园”扩编为“一区十六园”，政策范围覆盖北京约70%的产业用地。

此后中关村的扩张一路狂飚，主动走出北京的“一亩三分地”，牵手天津滨海、首钢曹妃甸新区、张家口、保定、承德、宝坻、秦皇岛等京津冀城市群共建园区，到今天势力范围一路南下，协同创新和战略合作的触角已遍及京津冀和十堰、贵阳、无锡、常州、衢州、珠海、东莞、深圳等全国40余个城市。

看起来，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大戏刚刚拉开的幕布。

2014年12月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更大范围推广中关村10项试点政策，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规模最大、综合竞争力最强的高技术产业基地，具有鲜明的高端、高效、高辐射特征：2013年，中关村总收入突破3万亿元，占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经济总量的1/7，万元GDP能耗仅为0.08吨标煤，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现有的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300余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子公司、分公司。

但是，肩负创新示范引领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却并非只有中关村一家。

同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深圳、苏南、长株潭，以及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和绵阳科技城等，都是中关村创新向全国扩张的潜在对手。

对于版图扩张，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说，中关村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整合人才、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创新要素，在全国乃至全球对研发、生产、销售等资源进行跨区域、跨领域的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做强做大。

但也有人担心，中关村在全国推而广之，化整为零，意味着政策的光环日渐式微，或许数年之后的中关村只是世人追忆的一个符号。

事实上，中关村奇迹能否进入“第二季”，理论层面的探索争论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透过不同视角还原呈现中关村当下的发展图景，才能让外界读懂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关村。

资本是成就创新的基石

开发区早年最流行的发展模式其标准配置是“当期卖地+远期建孵化器”：部分土地直接出售引入生产投资带来当期税收，部分土地建成孵化器以政府补贴式的房屋租赁培育中小企业实现未来收益。这种模式在2010年前后已经被打破，为产业配套投融资功能成为开发区新宠。

在科技创新形势变化更快的今天，很多科技公司一夜间发现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竞争者开始被资本武装成天地之别的行业巨擎。当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有限资金难以发挥更大的使用效应，以及市场机制下的科技创富神话接连上演，政府促进创新的措施开始与市场机制主动结合，一方面政府把“专项资金变成引导基金”，利用市场机制放大资金杠杆，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向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营造者角色转型，更加注重创新创业平台、空间和环境的营造。

2014年8月，一期总规模将近1300亿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落户亦庄，自2010年便开始涉及产业投融资的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代表北京市和亦庄开发区募集100亿元参与其中，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庄园因此成为国家集成电路创新发展无可替代的重要一环。

亦庄国投总经理王晓波告诉记者，2014年，亦庄国投发起设立了9支产业基金，形成了涵盖引导基金、天使/VC基金、并购基金及VC/PE基金等多种模式的产业基金模式。

丰台区副区长、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任张婕也于近日宣布，2014年丰台园发起设立了3支产业发展基金，到2016年前后，园区产业基金将会达到12支，未来丰台园还将设立一支母基金。

位于昌平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作为中关村成立较早的专业园区，2014年也发起设立了一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物医药创业投资基金”，专注于投资园区和中关村的生物医药企业。

而老牌的科技金融创新区海淀也在加速创新步伐。2014年9月，开业3个月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向外亮出了“漂亮的成绩单”：组织线上线下活动96场，平均每周举办10余场，参与人数超过20000人；入孵创业团队339个，其中包括48个海归团队；合作投资机构超过2000家，有123个团队获得融资。海淀区并于日前正式对外宣告，围绕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建设的“一城三街”——中关村软件城和知识产权与标准化一条街、创新创业孵化一条街、科技金融一条街，已初具雏形。

这还不够，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行政部门都在积极论证推出相关的科技金融创新产品……如王晓波所言，中关村用无数个成功案例给各级政府部门印证了一个真理：投融资服务体系是科技创新体系成就的基石。

就在不久前的2014年12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属的中国技术交易所，联合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数十位银行家和PE大佬，共同在中关村推出了中国首家“五位一体”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体系，即中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体系。

中国技术交易所副总裁徐向阳对外表示，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经常面临的知识产权评估难、质押难、处置难问题，中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体系经过近三年的研究论证，量身定制了“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融资产品，并通过“评估、担保、贷款、投资、交易”等五位一体创新运营模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融资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以投融资体系为核心，中关村构成了一个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郭洪称其为是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在他看来，中关村创新创业系统在当今中国独一无二，包括领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高端人才、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创业服务、创业文化等，由此构成了中关村独特的环境要素。

王晓波直言，将这个生态系统展开来看，中关村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是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惟一一家发起建立园区信用评价体系的园区，并且将信用直接转化为了企业发展的财富，一切从信用开始，中关村在发展初期通过担保为企业融资，聚合了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之后企业聚集之后，自发形成了上百家产业联盟，以企业群落的形式构成了联结政府和企业的中间环节，到现在政府发起设立引导基金，吸附了大量的投资机构，不同分园在中关村大的创新创业生态之下，建立了针对不同产业的发展基金，由此又构成了多个特色各异的小生态。”

政策释放无限张力

中关村的先行先试政策向全国推广，其实早在多数人的预期当中，“中关村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帮助企业创新成长，而政策则是帮助企业成长和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文新说。

眼下，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正在发生的“政策助力企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故事，更明晰了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的无限张力。

苏文新告诉记者，调查显示，2013年国内几家主要生命科学研发单位，采用的生物材料近80%是国外品牌，再加上由于中国生命科学研发用品（试剂耗材、动植物以及其制品）的进口价格较高和进口周期过长，已经有 “在中国做科研更昂贵”、“在中国做科研速度更慢”等声音在科研人员中不时出现。

如何在提高创新主体“科研自用”生物试剂材料进口通关效率的同时，降低北京海关和北京检验检疫局的监管风险和工作压力，最终使北京北部及中关村地区的科研人员能够感受到更加通畅便利的创新环境与氛围。

“在某种程度上，入园企业的需求就是园区建设运营者的工作方向。”苏文新告诉记者，为全面增强在京科研单位和中关村创新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由北大、清华、中科院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四家国内有影响力的大院大所发起倡议，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海关、检验检疫局等经过两年多的政策梳理和课题调研，一整套协同监管模式及试点政策今年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落地：搭建一站式报关、报检和集中查验绿色通道，实现生物材料的“快报快检快放”集中办理以及部分产品“先放后检”。同时对试点企业进行诚信备案制度、细分风险分类管理等提高通关效率降低监管压力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口岸放行、平台查验、后续监管”的创新监管模式。这一平台设立，可有效提高生物材料生物安全的综合管理效能，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生命科学行业提速发展和能力建设的转折点。

苏文新说，一提到中关村大家就会想到有政策，但具体是什么政策又好像说不出来，实际上，中关村的一切政策都是依据创新实体的需求而生。

由以上案例不难看出，国家寄望于中关村在科技创新政策上的先行先试，其根本就在于缩小与国外在推动创新创业上的现实差距。

事实上，自200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来，类似的政策创新在中关村从未间断：2010年国务院同意在中关村示范区开展“1+6”系列先行先试政策试点，2013年国务院支持在中关村开展“新四条”政策试点，同一年，中关村实施了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的“京校十条”政策……

毫无疑问，这些政策的实施在推动中关村创新发展、促进企业和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克强总理将其概括为，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也就是“人”的积极性。

郭洪更习惯在多个场合以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政策举例为此佐证。2010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一次性处置单位评估价值或批量评估价值8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科技成果，由中央级事业单位自主处置，报财政部备案。

“该项政策主要针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团队，而这恰恰是当前国内最重要的创新力量，这一政策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中关村示范区的科技成果转让，数据显示，北京地区中央和地方高校、科研机构2011-2013年期间技术转让（科技成果处置）项目累计1531项，一大批科研成果正在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郭洪说。

高含金量的品牌背书

在国务院部署向全国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之前，中关村在北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消息值得关注。这则消息或将可能对中关村在北京的自主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不久前，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扩编为“一区十六园”后第一个挂牌的园区，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对外透露，基地纳入中关村之后启动的核心工程——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有望于2014年底前后正式投用。

从研究院的硬件条件看，这个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于2013年2月以建立“尖端材料与新产业技术北京研究院”向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提交请示，并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一致认可的功能区域，是北京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载体：研究院占地181亩，包括12个独立分院，每个分院5000—6000平米，共16.89万平米，可容纳研究人员1500—2000人。研究院配备了5600平米的国际会议中心、7500平米的多功能厅、38500平米的专家公寓，并在周边配建了两个共计约10万平方米的中试厂房和5万平米的公租房。

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对自主创新意味着什么？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杨巍告诉记者，“如果将研究院看作一个普通的物理空间，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搞科学研究有高校、科研院所的试验室，搞研发成果转化有各个园区的孵化器，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专注于为应用研究的国家实验室提供功能载体，是类似美国劳伦斯伯克利、洛萨拉莫斯这些国际顶级实验室需要的创新空间。”

一位长期关注国内外国家实验室建设的人士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批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体现的，这些实验室具有先进的大科学装置或装置群，将数千名科学家集中在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出自于此。而我国在国家实验室建设方面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分散在各高校的不同学科中独立进行，既难以集中数以千计的科研团队，又无法实现在研发过程中的交互创新。”

建设承载中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选对了时机。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正借鉴发达国家“政府组织、学校主办”的国家实验室建设经验，推动北大、清华等在京高校筹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研究为主的国家实验室，而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拥有的空间优势和综合配套，不仅是中关村一区十六园中惟一的一个，而且在全国也算稀有。

“有了中关村的品牌背书，代表的就是中国最高水准，对高端创新主体便有了强大吸引力。”杨巍直言，在没有纳入中关村之前，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地处京郊,创新品牌认知能力较低，对创新企业实体、创新科研主体、创新服务载体和高级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仅靠基地原有的基础条件，形成创新集聚效应基本不太可能。

实际上，中关村品牌能够拥有如此之高的含金量，就在于它始终站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前沿，其作出的重大决策也都快人一步。

举一个例子，1999年国务院要求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2000年中关村开始建设专业园区，恰逢中国入世之前全球社会化分工时代的快速开启，软件园、生命科学园等专业园区应运而生。而当年布局在海淀区与昌平区接壤分界北清路上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尽管当时的选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现在来看，生命科学园既没有远离北部科教资源，又在当时拥有较大的物理空间，如今这片曾经荒凉的村庄，已是代表中国生命科学研发创新最高水准的功能区。

“在今年参加巴西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专业会议时，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是唯一受邀参会的园区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单位。”每谈及此，苏文新都颇为自豪。在她看来，中关村的品牌价值不仅在于进行重大部署的战略性眼光，更在于园区发展的专注和专业性。“企业在这里得到了发展和快速成长，是品牌价值的最好体现。”

苏文新认为，中关村的品牌价值在于专注打造产业功能区，始终担当着帮助入园企业快速成长的要素资源整合者角色。”

以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为例，苏文新告诉记者，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在初期招商时就设置了产业要素聚集的较高准入门槛，要求必须有国家级以上的项目才能入驻。而且，生命科学园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具有优质资源的全产业链打造，一期主要聚集高端研发资源，培育源头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研发产品；二期则重点引入北大国际医院等终端医疗市场。通过引入创新研发与临床应用两端，促进产学研用的融合创新。

中关村对品牌价值的坚持，也已让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颇为受益，杨巍告诉记者，在纳入中关村的两年间，基地已不再依赖此前的领导招商，通过对接中关村带来的30余个项目，已遴选出6个符合园区定位的项目落地。

“引进企业的品质也大不相同，如生产城铁和高铁通风设备的奥祥通风、生产汽车发动机芯片的博曼迪等企业，国内的市场占有率都高达50%以上。”杨巍说，若加上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的建成，以及此前入驻的长安汽车、中国北车，仅仅在纳入中关村的两年间，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已形成了以汽车、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和技术研发为主导的专业园区。

版图扩张意在抱团创新

外界普遍关注的是，产业特色各不相同又互有交叉的各个“山头”聚拢在“中关村”大旗之下，生产端与科技端、北京与外省市聚合后的化学反应，到底是竞争加剧还是协同创新？

对此，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亦庄土曼百达创业案例，经常被王晓波拿来梳理这种看似错综复杂的关系。

专注于智能穿戴设备研发的土曼百达于2011年在亦庄创立，在仅有3张设计图的情况下，天使投资蓝港在线创始人王峰借三星发布Galaxy Gear之际，在朋友圈将土曼科技智能手表推出，10条微信，11小时预售，18698个订单，933万余元预售款，土曼百达成了一个传奇。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由于后续设计、生产中所遭遇的各种实际问题导致其数次跳票而备受用户质疑。“真正把图变成一块手表，需要解决工艺、材料、生产等等问题，在开发区的帮助下，土曼百达找到了富士康进行生产，而即便是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企业，也是勉强把一款根本不成熟的产品交给了用户，富士康的工程师、材料师、工艺师和土曼百达的设计师在磨合数日之后生产的产品根本没法用。”王晓波说，但换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富士康，土曼百达连一块半成品都交不出去。

“土曼百达的案例恰恰说明，只有生产端与研发端的对话磨合，才能成就一个给市场提供解决方案和智能硬件产品的成熟企业。”在王晓波看来，中关村在北京的扩张，是在强化区域协同创新，类似亦庄园这些针对研发端的制造单元，是需要为北京的创新体系保留的。

实际上，看似产业交叉重叠的中关村北京“一区十六园”，其实在内部的分工协作上并不冲突，无论是北京南部生产制造带与北部研发服务带的创新交互，还是“一南一北”大科学装置，在应用创新与基础创新上的差异分工，都在构建一个北京生产与研发协同创新的大格局。

而对于中关村在北京之外的扩张，郭洪则认为，过去依靠产业链上下游聚集，依靠物流纽带形成聚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网络化时代，区域需要在研发、实验、产业化、企业孵化和市场应用等功能方面寻找差异化定位，以功能布局引导创新资源。“北京与京津冀及其他省市的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功能定位不同，吸引的创新要素各不相同，惟有引导创新生态系统各节点的特色化发展，才能形成中关村品牌下的协同创新大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