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冰

致力于大学生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姜红伟先生日前致信，言广东一家出版社约他编著一部《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已约请叶延滨、韩东、于坚、潘洗尘、程宝林、苏历铭等三十多位诗人按他拟定的采访提纲进行约谈，希望我也能够参与。作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参与者与受益者，自认不可推卸，遂从其列举的十余条采访提纲中选择几条，也算是对自己三十年前投身诗歌创作的一次回顾吧。

1.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20世纪80年代不仅仅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我甚至情愿用“20世纪80年代所掀起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将在艰难、波折和坚守中探索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推到前所未有高度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生诗歌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关系。这是因为，在朦胧诗日显衰微之势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异军突起，不仅遏制了因朦胧诗备受挞伐而使新蕾初绽的当代诗歌面临重返桎梏与复辟的危机，而且由于席卷全国的大学校园诗人的出现，大学生诗歌创作成为朦胧诗衰退与新生代诗人诞生之间至关重要的纽带和桥梁——紧随朦胧诗与大学生诗歌之后，对当代中国诗歌创作起到存亡攸关作用、将新时期诗歌创作推向一个崭新高度的新生代诗人的主体，大都是这一时期在大学校园开始诗歌创作的大学生诗人。他们既是风靡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始作俑者，更是新生代诗歌潮流的缔造者。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诗歌不仅以人本主义、平凡主义对朦胧诗的崇高主义、英雄主义走向形成了事实上的颠覆与反对，其所强调的纯粹主义和形式主义，还促成了当代中国诗学观念的飞跃与裂变。同时，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生诗歌运动，不仅为在朦胧诗遭受舆论重创后显现出难以为继的迷惘与彷徨的新时期中国诗坛注入了新鲜血液，还为紧随其后到来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做好了思想与人才贮备。时隔三十多年，当我们回视当代中国发展史时便会发现，在整个新时期诗歌发展进程中留下重大影响的诗歌流派，如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撒娇派、先锋派、新乡土派中的代表性诗人，几乎都是当年大学生诗歌的主力。甚而时至如今，从新世纪出现的垃圾派、下半身、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当年大学生诗歌运动留下的袅袅余音。

2.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应该说我是大学生诗歌运动被动的“卷入者”，而非自主参与者。因为上大学前，我感兴趣的是小说，我甚至在中学时期已经开始长篇小说的写作。只是进入大学后，由于甘肃省文联主办的《飞天》文学月刊倡导的大学生诗歌席卷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大学校园里各种诗社琳琅满目;不分文理科，当年的大学生几乎人人都在写诗、在给张书绅老师主持的《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投稿。能不能在《大学生诗苑》发表诗歌作品，在当时是事关一个大学生荣誉的大事;再加上我的班主任和写作老师曾经是西北师大《我们》文学社创始人之一，大学期间曾在兰州与当时处于朦胧诗漩涡中心的北岛等人有过交流与交往，他甚至在课堂上将民间地下印刷的《舒婷顾城诗选》作为教材，极力推荐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的诗歌，这种背景下，我才在写小说和散文的间隙开始了为荣誉而战的诗歌写作。天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是两年制，时间很短暂，所以直到临近毕业，我才在张书绅老师一次又一次的退稿与鼓励下发表了一首短诗，题目叫《花栏》。这首诗只有十二句，发表在1984年5月号的《飞天》“大学生诗苑”上，但就是这十二句诗歌，挽留了我与诗歌为伍的一生。

3.当年，您创作的那首《××》（请您自己填写代表作）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早年由于眼疾，我曾经连续三年考，前两年均未被录取，到了第三年，我才以高出初选线四十多分的成绩托熟人上了那所两年制的大专。由于在校园的诗歌经历很短，在校期间除了在《飞天》等报刊发表过为数不多的几首诗外，没有什么“代表作”。要说当时在大学生诗歌界产生过一些影响的作品，还是在大学毕业后。1984年后半年我刚毕业分配，有幸被借到《飞天》杂志社一个多月时间，一边帮忙筛选《大学生诗苑》来搞，一边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写诗。这就有了写作于大学刚毕业的1984年、发表于1985年9月号《飞天》杂志《诗苑之友》栏目的组诗《第一束阳光》。这组诗是我兰州期间在张老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当时，张老师家已搬至甘肃省话剧团家属院，在《飞天》编辑部附近的省文联家属院还有一套楼房，张老师就将我安排在他中午或晚上加班时临时休息的旧楼房里，为我买了油盐酱醋和米，让我一边筛选稿件、一边读书写作。和我一起帮助张老师对每天整包整麻袋送到编辑部的诗稿进行初选的，还有当时的兰州大学诗社社长、著名大学生诗人苗强。张老师每天下班后来到我的住处，一边检查我们两个淘汰的稿件，一边给我讲诗歌，过几天就催促我拿出新写的诗作进行点评。一个多月后离开兰州回单位上班的时候，他从我新写的二十多首诗歌中选出四首近百行作品留下来，准备刊用。与我的《第一束阳光》在《飞天》第九辑《诗苑之友》上同时推出的，还有王家新和简宁的作品。谈到创办《诗苑之友》的原因，张书绅老师说，开设这个栏目，是想将从《大学生诗苑》走出的诗人“再送一程”。这组诗应该是我80年代诗歌创作的真正开始，也是我大学诗歌创作的延续。由于这组诗，我的诗歌引起了诗歌界关注，我还因为这组诗收获了爱情，与一位关注《大学生诗苑》的四川姑娘结婚，组建了家庭。

4.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1984年进入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的时候，系里已经有先于我们投身诗歌创作的学长成立的“嘤鸣”文学社。由于我和同班的张晨、廖五洲中学期间已经发表过文学作品，我们三人自然成了“嘤鸣”文学社的骨干，并成为《嘤鸣》诗报的主编和编辑。上课之余，我们不仅举办诗歌研讨会、在学校或系里聚会活动中朗诵诗歌，还自己刻蜡版编印诗报。在我们鼓动下，不仅其他专业热爱诗歌创作的学友纷纷加入“嘤鸣”文学社，甚至连化学、数学等理科专业的同学也成立了自己的诗社或文学社。

5.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我介入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时候，大学生诗歌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诗坛最引人关注的诗歌现状。继《飞天》的《大学生诗苑》后，包括《诗刊》《星星诗刊》在内的许多文学刊物纷纷开办大学生诗歌专栏，各大专院校文学社和诗社通过各种方式创办自己的诗报诗刊，并以邮寄方式进行传播与交流，众多正式出版物的重视、大学生自办诗刊诗报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为大学生诗歌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大量优秀大学生诗人纷纷涌现。在我印象中，叶延滨、陆键、韩东、潘洗尘、吉狄马加、苏历铭、尚仲敏、程宝林、宋琳、王家新、于坚、沈天鸿、李磊、王寅、张小波、西川、王小妮、徐敬亚、郭力家、张子选、阿信、叶舟、伊甸、杨克、杨争光、桑子、阳飏、石厉、沈奇、桂兴华、马永波、梅绍静、孙晓刚、曹汉俊、薛为民、许德民、翟永明、简宁、程光炜、岛子、杨榴红、任民凯、菲可、陈东东、林雪、杨川庆等，无疑都是当时大学生诗歌运动中极为优秀的诗人。在大学生诗歌写作阶段，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名字》、宋琳的《中国门牌：1983》、张小波的《多梦时节》、邵璞的《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以及高伐林、孙武军、于跃、傅亮、封新城的诗歌都是让我陶醉其中的精神圣餐。

6.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多少年来，我庆幸自己能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尽管我是被一场席卷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卷入其中的被动参与者，也从未料想到这样的被动介入会让我的一生与诗歌结缘，然而一旦拥有了这种经历后，我感觉自己拥有了更为辽阔的人生，以至于从此以后我彻底告别了中学时期就热恋的小说写作，而将诗歌视为灵魂与生命最亲密的伙伴，坚守至今。尽管近十年来我热衷于长篇文化散文写作，但在我本人和读者看来，直到现在，让我的作品显得酣畅而深沉、激情而睿智的根本，仍然是诗歌——这一切，都源于短暂的大学生诗歌创作对我灵魂与精神的提升、启示、再造！至于参与当年诗歌运动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则是大学时代开始的那种纯粹、青春、激情、理想主义的写作，不仅让我体验了诗歌的圣洁与伟大，也让我收获并体验了友谊、友情、真诚、善良的快乐。时至如今，每每回顾这半生所经历的喜忧参半的人生，我最庆幸的是三十年前大学时代有幸与诗歌相遇、相识、结缘，有充满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的大学生诗歌创作所赋予我的激情与希望，让我能够平静地接受人生中的所有幸与不幸、苦难与幸福。

7.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几年前一次文学圈内人的饭局上谈到诗歌与文学对我们的赏赐，曾经因有朋友慨叹如果不搞文学，他有可能如何如何时我当即雷霆大发。这是因为无论于我还是更多和我一样有过大学生诗歌运动经历的同龄人来说，我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和文学高潮最大的受益者。比如我本人，由于大学时期的诗歌创作，毕业分配时在城里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我报到的第一天就被通知留到当时的天水地区文教处——而更多的同学却被分配到乡下当教师;接下来，我的婚姻、工作变动，全仰仗于诗歌与文学的恩赐;在工作与生活中每每遭受挫折之际，领导和同事念及我是一位诗人，还能写作，总是以宽恕、宽厚对待我;几年前，我甚而因为写作被破格晋升了高级职称、得到了一官半职。新世纪之初，当我将自己的写作视野由单纯的诗歌转而关注地域文化时，仍然是诗歌的引导让我发现了别人不曾发现的精神世界。2004年，我曾经以两个多月时间只身一人完成了对横贯中国大陆腹地、横穿甘山川鄂豫五省、绵延一千六百多公里的秦岭山脉文化考察，随后又对流域面积涉及甘肃、宁夏、陕西三省的渭河流域进行了文化考察，先后完成了“大秦岭”系列《走进大秦岭——中华民族父亲山探行》、《寻找大秦帝国》、《渭河传》、《仰望太白山》等长篇散文的写作。尽管这些走向山川大地、自然人文的作品被人概括为“文化散文”，但在我和不少评论者看来，无论我对历史如何着迷、对文化如何沉浸，一旦行诸于文本，那种充满诗性的表述，本质上还是诗歌。近年来，我在一种“为山川立传”的观念指导下，仍然沉醉于长篇文化散文的写作。同时，由于参与八集纪录片《大秦岭》的创作和我极力倡导的“秦岭是中华民族父亲山”，并将秦岭命名为“大秦岭”概念的普及，我对人文纪录片的创作兴趣亦愈来愈浓。目前，我仍然在我工作了二十九年之久的媒体工作，一边编报纸，一边写作，只要有时间，便独自驾车到秦岭、汉江、渭河沿线南北的穷乡僻壤、高山丛林行走漫游，迷醉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情境中，体验那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人生至境。

8：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地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思路吗？

答：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本身就是当代中国诗歌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白话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对于继承并发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传统、消化伴随改革开放涌入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观念、反思《诗经》以来承袭唐诗宋词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寻求在近百年探索中艰难前行的中国汉语诗歌发展之路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所以其所历经的风云变化、潮起潮落，也是当代诗歌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对推动当代诗歌所建树的功勋理当成为当代中国诗歌乃至当代文学发展史重要环节而留诸后世，永远铭记。作为多少年来致力于这段曾经铭记一代人和一个时代青春记忆诗歌经历的历史珍重者和搜罗者，您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所付出的劳动与心血让人敬佩！在已知的您为留住这段诗歌历史所做的努力中，我以为您对当代诗歌史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与爱好，而是对当代文化发展史的拾遗与补缺。您不仅编撰《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还在努力搜罗资料建立史料馆，这种努力既亲切感人，又难能可贵。在这里，我惟希望所有参与并见证过那段激情岁月的朋友，能为您的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与理解。

9：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之所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应该说，很多诗歌报刊和文学报刊居功至伟。据您了解，哪些报刊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在您写诗的历程中，哪些报刊对您的帮助比较大？

答：作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最早也最积极的倡导者，甘肃省文联主办的《飞天》，理所当然是这场诗歌运动头功的建树者。对于《飞天》及其《大学生诗苑》、《诗苑之友》和这两个栏目的创办者、主持者张书绅老师对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贡献，我在前面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已经多次谈及。紧随《飞天》，四川的《星星诗刊》、安徽的《诗歌报》、新疆石河子的《绿风》、河北的《诗神》、吉林的《青年诗人》、辽宁的《当代诗歌》、广东的《青年诗坛》，以及后来的国刊《诗刊》，乃至如黑龙江双鸭山市文联主办的《山溪》、河北承德的《国风》等一些地市一级刊物，也纷纷开设专栏，争相推出大学生诗歌作品。一些刊物还整期推出“大学生诗歌专号”，为那场席卷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推波助澜，擂鼓助威。除此之外，各地大学生诗歌社团创办的各种大学生诗报诗刊，也成为推动这场诗歌运动走向高潮的助推器。它们有黑龙江省学联主办的《大学生诗坛》、重庆大学生联合诗社创办的《大学生诗报》、华东师大的《夏雨岛》、甘肃师大的《我们》、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安徽师大的《江南》等。这些刊物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以突出个性、强调个体、百花齐放的姿态走向成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至于对那个时候我写诗帮助最大的，还是首推《飞天·大学生诗苑》和《诗苑之友》栏目主持者张书绅老师了。此外，《星星诗刊》《诗神》《诗歌报》对我当时的诗歌创作，都起到过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时至如今，我依然深深怀念并由衷感谢在我刚刚走上诗歌之路之际给我以鼓励与帮助的每一份刊物、每一位编辑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与帮助，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诗歌之路上坚持到现在！如果没有诗歌的陪伴，我不敢设想这三十年艰难曲折的人生之路，我将如何坚持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