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崇建

数年前，携夫人东瀛度假，遇友人横田君告之有批宋元瓷枕可观。随其往观，在地若寸金的东京，一处斗室内满堆锦盒，迭高等身。主人介绍，此批古枕达143件之众。这哪是私家庋藏，实乃一小型博物馆之库存。

要在短时间内消化完如此之多的古枕内容实在有点儿难，好在夫人不仅不埋怨，还比我来劲，眼神里始终充满着好奇：“真是古人睡卧时所用？”“为何如此之高？”问得虽然稚嫩，却亦不无道理，因为坊间尝传古枕多为殉葬之具，且枕式如此之高，有害脊梁，不是说“低枕无恙”么？我正专注于品鉴，脱口便答：“高枕无忧！”此语既出，闻者齐赞：形象，贴切，极富文学色彩之妙喻也。我亦自感得意，于是这“高枕无忧”四字打那一刻起就如同命题般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所谓“高枕无忧”即指垫高枕头入眠，无忧无虑，比喻平安无事。其语出《战国策·齐策四》：“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事实上，古代用枕本来就高。然而，固执的人们依然不会相信这冰冷梆硬的瓷枕会是日常用具。1922年，考古学家在被黄河淹埋深达二丈的北宋巨鹿古城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瓷枕。据《巨鹿宋器丛录》记载，从发掘现场看到，这些瓷枕大多安置于炕头，或睡时平放，或闲时竖起，其中一方瓷枕还有“崇宁二年新婚”墨书铭款。至此，人们才恍悟其非“尸枕”，而是宋人寝榻上的必备卧具。

倘若仅就“枕”字本身而言，则应与木相关。人类在石器时代已懂得用天然之石作枕，湖北省江陵市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木枕，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枕头实物。在以后千余年间，由石、木质地发展到玉、漆、皮、铜等不同品类硬质枕头，间或丝织类软质枕头。随着入唐后烧瓷工艺的成熟，瓷枕便逐渐成为床上卧具的主角，既有“清凉沁肤、爽身怡神”之功用，又能依形美化，甚至寄情抒怀，成为表达驱邪避恶、寻求太平、保佑吉祥等美化意愿的重要载体。

孩童枕趣

如果以宋元瓷枕最高成就论，当首推定窑孩儿枕。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定窑孩儿枕被视为古瓷枕的代言作品，传世仅见其一，弥足珍贵。定窑之枕若孩儿状者，又见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之北宋定窑白釉童子荷叶形座枕，即孩儿执荷叶仰卧于槢上，以伞展状荷叶为枕面。如此优秀的造作，足以证明入宋后的瓷枕制作业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具有巅峰作用，后世无可企及。坊间以为，上述二器皆为绝品，无见复者。然如本文所示在日本所见之白釉刻花卷草纹童子执荷叶形座枕，与亚洲馆所藏者无论形制尺寸、大小重量、制作手法，甚至釉色的纯白度、胎体的厚薄度，都如出自同一匠人之手，究其传流竟与前者同出于日本私家所藏。如此成对面世，岂不令人兴奋！

从孩儿枕又联想到了同时期在其他枕式上出现的有关孩儿的图案，通常被称为“婴戏图”。这是瓷枕图案上最多见题材之一，此次在日本所见就有近20件之多，基本上是磁州窑及其窑系的北方各窑厂的作品。婴戏图案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与莲荷有关，取莲花、荷叶，配以池塘、水景，其中的孩儿或执莲、或采叶，形象多变生动。另一类是具有生活化的戏耍和逗乐图样，或踢毽子、或戏金蟾、或玩陀螺、或作垂钓，将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童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生活的乐趣。这种极具民俗民风的图样表现，是对当时五大名窑规范化图样的一种充实和补给。如果说宋代的名窑精品撑起了一片晴空的话，那么磁州窑及其窑系的民品便达到了一通万里的程度。

枕虎宜男

磁州窑瓷枕中有一种十分常见的创作题材和样式就是虎形枕，基本分为全虎形和虎背带装饰画两种。这类虎枕造型比较夸张，装饰亦简略概括，作品中充满着民间的审美情趣和迷信习俗。

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年款的白地黑彩鹡鸰纹虎枕，是虎背带装饰画虎形枕的代表作，亦被认定能确定其年代的标准器。由题记表明，此类虎枕多产生于金代固然可信，但背上图案所具有的宋画趣味则让人不得不有一番别样的解读，至少我是如此。因为年号的改称和朝代的更替，不能代表传统艺术创作的必须改头换面，尤其是具有极深积淀的宋文化始终习惯地笼罩着辽金时期，像瓷枕这类早就进入千家万户的日用器皿是无法也来不及更改原貌的，尽管落款是新朝，但其骨子里仍充满着旧制文化。因此，比较宽泛地定这类瓷枕为“宋金”要更有说服力些。

除了虎形枕外，以虎纹作为装饰枕面的作品亦不在少数，尤其以金代磁州窑系山西地区所产三彩瓷枕上的“猛虎图”最具特色。这些虎纹的刻画往往是动态的和富有情景的，最常见的是猛虎噬啃树枝的图案，此外，还有熊爬树、狮抱树等图案出现。如果说前面所述的虎形枕还有些许温顺驯服之感，可能包含更多的宜男成分的话，那么这些完全以猛兽作为主角勾勒的丛林图案只有一种象征，那就是力量。然而力量的象征是否寓意威猛？震慑？辟邪？驱魔？只是猜测。但瓷枕毕竟是睡卧之具，把它理解为早得虎子（宜男）还是比较合符实际的。

花饰吉祥

作为日常必备的寝具，人们往往会用更多象征寓意吉祥、富贵的动物形图案进行装饰。比如鹿衔灵芝纹和鹿衔寿桃纹寓意富贵福禄、长寿成仙；鱼藻纹和鱼莲纹寓意富余、富裕；雀鸟踏枝有喜上眉梢的吉祥意图；而麒麟踩云则有麒麟送子、早生贵子的寓意。

总体上看，古瓷枕装饰图案的最大宗应该还是花卉题材，包括整器全用花卉纹装饰和局部用花卉纹辅助装饰二种。花卉纹的品种以吉祥喜庆的牡丹花为最常见，亦是最具特色的。由于早期的白釉宋代瓷枕形制较小，枕面不大，一般多为单体牡丹花装饰，采用的是剔刻工艺。这种图案虽属简略，但大方、得体、明了。稍晚的单体牡丹纹样逐渐变得繁复起来。

多体的牡丹花纹主要装饰在体较大和面较宽的瓷枕上，有三朵、五朵、七朵样式，少见偶数者。而且变折枝为缠枝，使整个画面饱满而极少留空隙，有的甚至加刻珍珠地。

除了牡丹花纹外，还有其他可以表达富足、寓意幸福的花卉图案。如本文所示宋代白地褐彩石榴纹元宝形枕，其表面以白地褐彩装饰，枕箱四面分饰缠枝花卉，枕面饰折枝石榴纹，三枚成熟的石榴居于画面中央，两侧枝叶缠绕，纹样繁密。褐色彩绘发色浓艳，与白色的底子形成鲜明对比，显得富丽堂皇。石榴因多子，象征着多子多福，是很传统的装饰图案。

书法小品

宋元瓷枕图案的另一个常见题材就是以文字作为枕面装饰。如一件金代黄釉黑彩虎形枕，虎背为枕面，留白，上书诗一首：“叽喳林中鸟，野草走豺狼。云飞大风起，站立我为王。”读来虽不押韵和对仗，却也朗朗上口，应该是民间流传的诗歌实录。

纯粹以文字作为装饰主体或主要装饰手法的瓷枕相对出现较早，宋代早期的磁州窑就有较多此类产品，多施白釉，枕面配诗文、警言。文字的装饰手法分硬器刻划和黑彩书写两种，其中黑彩书写的文字装饰作品较前者为多。如本文所示宋代白地黑彩文字腰圆形枕，上书“父母无忧，子孝；夫无横祸，为妻贤”这类富有人生常理的吉语，其字句的组合往往依枕面大小而作，不类诗对，亦不求韵同，随意涂来，信手挥就，书体非草即行，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可谓不是一件民间书法小品。

随着瓷枕制作日益成熟，瓷枕文字装饰的内容也开始趋于文学化，从普通的吉语警句演变成唐宋诗词的摘录，使枕面装饰富有诗情，充满书卷气息。

与文字书法枕相类似的是稍晚出现的人物故事枕。因其大多白地黑彩绘制，内容亦多取自文学典故，与文字书法相配，可谓姐妹篇。但这种题材的装饰图样大多出现在金至元的大型瓷枕面上，其枕面的宽度设计一般不少于40厘米，这可能与故事情节的表达需要有关。

通过这百多件宋元和少量唐时古瓷枕的排列对比，我们不仅大致可以归类出上述在装饰图案方面这几大类纹样特征和表现手法，还能够从釉色的变化、形制的改观上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窑厂的创作规律和审美取向。比如唐时的瓷枕形式简单，基本呈长方形，四角微翘，枕面内凹，而且内凹的弧度符合人的头形，实用性很强。釉面亦单调，更无甚装饰。

宋初的枕式亦承唐风，形小而单调。由于定窑烧造的参与和推进，瓷枕制造业的发展无疑达到了耀眼的高度。那些精美绝伦的完全按雕塑艺术思维设计创造的孩儿枕自不待说，就连腰圆形枕亦不时散发出美的光芒。

紧跟名窑而来的是由草根技术发展壮大的磁州窑产品。这一北方民间窑厂的经典作坊及其体系，亦同样在宋元文化大环境影响下不断创新，精品层出不穷，而且数量巨大，堪称土豪一族。像前面提到的孩儿形枕和虎形枕，完全是运用雕塑创作手法，打破固有的枕箱枕面那种四周一面的形式，以圆雕概念进行创作，达到既具实用性又具观赏性的特殊效果。当然，这些都是稀见的磁州窑精品，其大多数造作还是比较通俗的，尤其是渗入了具有民俗民风的装饰特征，使之更加贴近生活，充满人情味。

金代的磁州窑及其窑系的瓷枕发生了多方位变化：一是其形制上除了承前而制的如意云头形外，还出现了体积偏大的长方形和多边形枕式；二是装饰图案丰富多彩，内容五花八门，绘制随心所欲，全然民俗民风的真实写照；三是以三彩为主，不仅周身满釉，而且还加入了浮雕和镂空等工艺。

如果说金代的磁州窑产品以繁丽、奢华而引人入胜的话，那么同时期出现的钧窑产品则以典雅、沉稳把人带入到一个新的境界。钧窑作为入宋以来的五大名窑之一，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天蓝釉色中施加紫红色釉而形成的块块不规则斑点，宛若蔚蓝天空中一抹抹飘动的彩云，让人喜爱又捉摸不透。本文所示的天蓝釉紫斑长方形枕正是一件十分难得的金代钧窑代表作，造型端庄大方，无加任何装饰，极具官气。整个釉面光滑润泽，周身紫斑飘洒不均，富有虚化之感。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美的巡礼，从纯白如净的定窑出发，到天青似云的钧窑结束，而色彩斑斓的磁州窑夹于其中，这变幻，这起伏，这捉摸不透却又不得不去解读的千年遗存，时而令人兴奋，时而让人困惑，时而令人愉悦，时而让人沉思……如此良多感受，自从获得这批古瓷枕起，便一直围绕交织在我的情感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