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觅剑

去年9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数据。前三季度的GDP增长率下降到了7.3%。但让人“惊喜”的是，经济虽然减速，但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比较快，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2%，比2013年的实际增长率8.1%还高0.1个百分点。更可喜的是，居民收入跑赢了GDP。

经过多年对“唯GDP论”的反思，现在人们对GDP的高增长不再是一味叫好。但人们对于工资和收入高增长的欢呼则几乎是无保留的。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蔡昉指出，工资过快上涨会伤害经济。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人们认为，工资和收入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快于GDP的增长，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的购买力，进而增进人民的福祉。

从逻辑上看，这个反驳似乎是成立的，但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

收入快速增长，分配并未改善

人们有一个印象：最近这些年，平均工资和收入增长得比较快。他们的这种印象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官方更重视这方面的成绩，统计局经常强调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二是各地持续大幅度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三是农民工工资增长快，在2004年出现普遍“民工荒”之前，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元，而现在则是两三千元。

统计数据证实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从2002年到2012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2.8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2.2倍，实际增长1.4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2.2倍，实际增长1.2倍。这10年间，平均工资和收入都翻了不止一番，而且实际收入也实现了倍增。

但是，从2002年到2012年，分配状况并未改善，甚至恶化了。

从初次分配情况来看，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逐渐下降了，2002年为53.6%，2007年为48.1%，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47.0%。劳动者分得少了，意味着政府（主要是生产税）和资本（主要是企业利润）分得多了。虽然这10年间工资一直在快速增长，但劳动者未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原因很简单，工资增长跑不过GDP增长。这10年，名义GDP增长了3.3倍，远远高于名义收入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劳动者分配到的收入当然就减少了。

从居民收入分配情况来看，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显示分配状况并未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的基尼系数为0.479，2007年为0.484，2008年达到0.491的高点，之后逐步回落，但2012年仍然高达0.474，高于2004年的0.473。 从2002年到2007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01倍，实现了5年倍增。但在工资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尼系数却基本上没有降，反而还有所上升，原因是中低收入者工资快速上涨的同时，高收入者的工资增长得更快。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每年发布《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计算出一个“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这个数值的变化可以大致反映高收入者工资的变化。2002年，这个数值为15.7万元，2007年则为54.8万元，5年间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8.5%，2007年的增长率更是高达57.1%。上市公司高管的最高年薪，2002年时为750万元，2007年则为6616万元。如果把社会各群体比喻为在跑马拉松，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些中低收入者跑得已经很快了，但他们与高收入群体的距离没有拉近，反而更远了，被落下了一大截，对方已经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外了，遥不可及。

2008年之后，高管年薪增幅下降了。2012年，“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为75.38万元，仅比2007年增长37.6%，低于同期“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1%的增幅。2012年上市公司高管的最高年薪“只有”1560万元，2013年为1974万元。这可以部分解释基尼系数自2008年后开始下降的情况。高收入群体的工资和收入增长自2008年后放缓，一方面，是他们在经过一轮“狂奔”之后，面对已经非常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收敛；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拥有巨大的财富，而财富本身就有增值能力，他们对依靠工资获得财富的要求可以降低一些。财富增值能力的增强，体现在初次分配中，就是劳动者报酬占比降低而资本利润占比上升。因此，虽然收入差距没有继续扩大，但贫富差距的状况却越来越严峻。在社会群体的马拉松中，中低收入群体用腿跑，而高收入群体使用轿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差距当然越来越大。

从财富分配情况来看，富人占据的财富比例越来越高。 根据瑞士信贷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2014年年中，中国大陆有118万人的资产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其中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有7600人，仅次于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国财富的比例为64%，占比较2000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

通胀和房价吞噬了增加的收入

在工资和收入的快速增长中，中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减少了，但他们的绝对收入额毕竟是提高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购买力增强、生活水平提高呢？答案并不是确定的，这些情况不是必然发生的。

这里有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5.8%，2007年上升到36.3%，此后几经反复，2012年为36.2%。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在现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经常被用来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认为，食品支出的比例越低，居民的富裕程度、生活水平越高。2007年之后，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几乎年年高于2006年的水平，这是否意味着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呢？

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在某些年份上升，有一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食品价格上涨，他们需要将更多的钱用于“吃”。在CPI涨幅较高的2004年、2007年、2008年和2011年，这个系数都出现上升；而在CPI涨幅较低的其他几年，这个系数下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房价上涨，他们需要为购房存更多的钱，压缩了现金消费支出。

随着房价、房租、饮食支出的上升，很多人开始思考“逃离”一线城市的问题，他们在一线城市购房无望，日常支出也很高，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对于他们来说，工资和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购买力的提升，而生活水平显然是下降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社会分化是通胀的原因，通胀是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2004年之后，“民工荒”越来越严重，推动了农民工工资上涨。但实际上，CPI上涨是领先于工资的。从1998年到2002年，CPI是负增长或增幅小于1%，2003年则增长了1.2%，2004年增幅达到3.9%。物价连续较快上涨，外出打工成本增长，农民工要求更高的工资，一部分人成功加薪，农民工平均工资上涨；还有一部分人没能加薪，只能返回家乡，于是农民工数量增长减缓，“民工荒”出现——这才是完整的逻辑链条。在这个链条中，贫富差距、社会分化是肇因，这是之前就埋下的。这个链条同样适用于中等收入者工资增长与房价上涨之间的关系，房价上涨是中等收入者工资上涨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说，很多中低收入者的工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地追赶物价和房价，这往往意味着更辛勤地工作与更吃力地生活。这就是说，一部分人制造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另一部分人被动承受。

被动承受的压力会比CPI涨幅显示的程度更大。对于低收入者来说，食品支出占的比重很大，其他收入群体比较轻松地拉动食品价格，使之涨得最快，导致他们实际承受的通胀压力最大。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更高收入群体的示范作用令他们主动（出于更多欲望）或被动（出于攀比心理）地“消费升级”，追求品质更高价格也更高的产品和服务，导致他们实际生活成本的增长远高于CPI的涨幅。

贫富差距对房价上涨的拉动作用远大于对通货膨胀的拉动作用，这在2008年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在2008年之后形成，高收入群体喜欢上了这种安全而且收益非常高的资产，于是投资投机性需求占据了房地产市场，住宅具有了金融属性，未来平均收入的增长很快就会反映到当前房价中，未来10年收入倍增的预期会导致房价短期内就倍增的现实。中等收入者要按未来5年甚至10年的收入水平去承担购房压力，这当然超出了他们当前的能力，要么不堪重负成为房奴，要么徒呼奈何只能观望。他们的“超额支出”，变成了对富有的投资投机者的“转移支付”，这又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警惕“唯收入论”

目前，舆论对收入增长寄予了太高的期望，这可能导致政府官员将收入增长视为压倒性的任务，形成类似于“GDP崇拜”和“唯GDP论”的“收入增长崇拜”和“唯收入论”。可以说，“唯GDP论”是“唯经济论”的1.0版本，而“唯收入论”是“唯经济论”的2.0版本。

从最近十来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工资和收入快速增长，未必能改善分配状况、增进人民福祉。 从2002年到2012年，工资快速增长，居民实际收入翻了不止一番，但这并不是主动的增收计划，而是社会分化导致的被动结果。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深导致的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推动了工资和收入增长，同时也将增长的收入吞噬、剥夺。这是一个市场过程，但结果并不美妙。

由此可见，“唯收入论”的效果与“唯GDP论”类似，只重视经济发展、强调单一指标都不能真正增进人民福祉，反而可能被某些利益群体用来对人民进行剥夺。用更多物质刺激劳动者更卖力地工作，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剥夺，这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尽力避免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主动的收入倍增计划。为了让这个计划的效果更好，我们须注意两方面的情况。第一，不能片面地认为收入增长越快越好。增长快的同时社会分化也可能快。第二，要更加重视经济平等，缩小社会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