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玺

自2004年国务院通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北京市全面贯彻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要求，已经初步形成了依法治国的“北京样本”。依法治国的“北京样本”，就是在坚持和加强党对地方法治全面领导的背景下，通过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格局不断发展地方立法体系，通过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形成完备的地方立法实施体系，通过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和贯彻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形成严密的地方法治监督体系，探索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建立有力的地方法治保障体系。

高度重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地方立法工作格局，地方立法体系逐渐完备。近年来，北京市人大和政府在地方立法方面成效卓著，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首都地方立法格局，即：坚持市委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增强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市政府在法规制定中的基础作用，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内部的整体统筹，加强市人大常委会与市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等。同时，北京市政府法制办通过构建公开征求意见、相对独立的法律审查、公开征集立法项目等一系列制度（包括《北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法律审查要点》、《北京市政府规章立项论证办法》、《北京市制定政府规章征求意见办法》等），以提升立法工作质量为目标，以科学化、民主化为切入点，架构了政府立法工作的制度框架体系，成为北京市地方立法体系不断健全的基础制度保障。

不断健全和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强化专家和公众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在现代国家，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综合项目与长期规划，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例如设定优先次序、合理分配资源、研究、规划、确定目标、指导和策略性的执行）来进行决策、实施。在这些行政决策中，行政机关与私人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利益对立关系。对抗式程序理念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程序制度并不完全适合这种非对立利益主体的关系结构。在此背景下，北京从2011年起就开始探索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度化建设。北京市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应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性规定；明确界定重大决策事项的范围；明确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对于未履行必经程序的重大事项，不得做出决策。

通过多项机制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基本实现。北京市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管的运行体系和工作机制。整合原食品办、药监、质监、工商等部门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责，组建新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筑就食品药品安全的天网。同时，通过不断完善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使全市抽查案卷优秀率从2003年的53%提高到2012年的99%，不合格率从11%下降到不足1%；针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缺位”、“错位”问题，北京市政府专门制定了行政执法协调制度，并于2010年建立由市政府法制办牵头的行政执法联席会议机制，构建行政执法机关信息沟通、问题协调、执法协作的平台，及时有效地解决行政执法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程序，加强执法信息共享，有力避免了“以罚代刑”现象的发生。

推动行政复议改革和司法公开为民，法律监督体系基本建成。2007年9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由北京市部分高校、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推荐的专家、学者、律师担任非常任委员，专门负责审议市政府重大疑难行政复议案件和研究北京市行政复议工作重大问题，改变了以往完全由行政人员处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办案模式，保证了行政复议的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同时，积极推进听证、公开审理、实地调查等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新模式，加强案前、案中的和解与调解工作，有效化解大量行政纠纷，做到“案结事了”。北京市高院开展裁判文书公开、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司法公开走在全国法院前列。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促进执法办案环节的信息公开，依法保障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得到全面落实。自2008年5月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市制定完善了相关配套制度，建成市政府信息公开大厅和首都之窗“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等平台。仅通过首都之窗“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就向社会公众公布各类政府信息达76.72万条。特别是从2011年起，在全国省级政府中率先公开市级部门决算、“三公”经费、行政经费和公务用车总量信息，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2012年公开预算的市政府部门达到78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2年《法治蓝皮书》中，北京市高居“中国政府部门透明度”各省级政府排名之首。

坚持系统治理，特别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北京市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重视社会的系统治理，在本市层面积极探索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北京路径。相关经验包括：首先，以辅助性原则为基础，明确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界限。如深入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贯彻简政放权，理清国家、政府、社会之间的合理界限。其次，建立开放的信息交流机制和畅通的意见表达机制。即通过立法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实现，确保公共信息得以在不同系统自由流通，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畅通表达机制，确保不同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去年出台的《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对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更充分的保障。再次，建立制度化的权力转移机制。这种转移，应既包括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与国家管理之间的转移，也包括国家不同管理方式（如行政许可与事后监管）之间的转移。最后，建立无缝隙的权益保障机制。一方面，应确保不同救济渠道的有效运行，防止将所有纠纷集中于政府、法院；另一方面，也应防止因个别救济渠道不畅而造成权益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