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在支出压力的逼迫下，既定的“有增有减”的“结构

性减税”政策难免陷入“增多减少”的尴尬境地。

载入史册的消费税上调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12月12日下发通知，宣布再次上调汽油和柴油等成品油的消费税。短短半月之内，成品油消费税连续上调两次！如此做法不但出乎市场意料，在中国税改史上也属首次，背后折射的政策意图是什么呢？

官方的解释是当前恰逢油价“十连跌”窗口期，适当提高成品油消费税是“正当其时”。主要理由有三：合理引导生产和消费，充分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石油资源的节约利用;有利于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利用税收手段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筹集更多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但上述的解释显然还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因为从目前的调整幅度看，提高汽油消费税对居民消费习惯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以北京为例，消费税两次上调后，92号汽油的价格为6.63元/升，和最高位近8元/升的价格相比还是下降了不少。难道说8元/升的时候都开车，到6.63元/升的时候反而会由于上调了消费税就不开车了吗？

消费税的筹资功能不丢人

其实，既然是一种“税”，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只是由于消费税的特殊性，在筹集收入的同时，还兼具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的功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为应对危机、控制财政赤字，纷纷采取增税措施，其中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消费税税率就是重要选择。比如：匈牙利从2009年1月1日起，将煤炭纳入能源税征收范围;希腊2010年3月为削减财政赤字对特定类型的产品开征奢侈品税。如此种种增税措施，其实看重的都是消费税的筹资功能。

在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税收收入罕见地跌入个位数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生需求和经济“稳增长”的需要，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在支出压力的逼迫下，中国既定的“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难免陷入“增多减少”的尴尬境地。

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按理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部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品移出征税范围，比如普通化妆品、普通酒等等;二是把部分严重污染、大量消耗资源能源产品和奢侈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减税的项目迟迟没有出来，增税的措施已经连续出台。以此次消费税上调为例，汽油每升上调0.4元，柴油每升上调0.3元，2014年全国汽油表观消费量大约为1亿吨，柴油表观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以此计算，一年消费税大概能增收1200亿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然，官方对此有进一步解释，即增加的消费税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增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主要用于增加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资金，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还有一部分用于促进节约能源，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既然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而不是“专款专用”，那么，这些纳税人的钱能否用得好，是不是达到了预期效果和目标，其实难以说清。

被增税挑战的公共管理能力

透明和专业应该永远都是为政者追求的目标。在中央级次收入中，消费税已经成为继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之后的第四大税种，强调消费税的筹资功能，没有必要回避，更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在此次的官方解释和媒体报道中，之所以不怎么提及消费税上调的“筹集财政收入”功能，应该是有意回避增税对民众的“刺痛感”，以利于保证税改的顺利进行。

但无论如何，半个月内连续两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而且调增的幅度达到了40%，“突击”做法和“频繁”调整，绝对值得商榷。还是那句老话，动税就是动产权，政府之手伸向百姓口袋的事要格外慎重。这一轮成品油消费税的调整决策过程实在应该做得更透明些、更坦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