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贤

邓小平与中苏“葬礼外交”

□李景贤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交谈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执政18年后猝然去世。邓小平同志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同志，作为中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其葬礼。在中苏高层往来中断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也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场‘葬礼外交，”。

11月14日，黄华特使乘班机飞往莫斯科。不想，班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提出，让黄华特使在首都机场发表一个书面谈话，以便把几句要紧的话，说给苏共新领导听一听。飞机已经起飞，于是老人家口授内容，胡乔木同志很快草拟出了一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很快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谈话”，打印出来一看，也就一页A4纸的篇幅。同时，“谈话”也已经对外发表。我当时在使馆任二等秘书，被指定为黄华特使的联络员。我细细品读了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暗藏深意。

“谈话”有三个妙笔。一个是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提法令人耳目一新，与中方多年来狠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大手笔”，老人家以借悼念逝者为契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第二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指示精神。

还有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相当耐人寻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与苏共就开始相互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20年。小平同志这位当年与苏共领导人面对面进行大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听出点弦外之音。

14日上午11时，我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同志来到莫斯科国际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大约过了20分钟，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他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文件”(指“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说两点。”杨大使当即颇感兴趣地说：“请讲!”

伊利切夫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 (估计是塔斯社发的消息稿），指着一个地方慢条斯理地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他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

这位苏联老外交把两点意见说完后，眯着眼望着杨大使，似乎觉得自己“点中”了“要害”。看他这副得意的样子，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这块“老姜”好“辣”!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行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黄华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当看了一下我交给他的“谈话”稿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还肩负着了解苏共新领导对华政策意向，向苏联领导人当面阐明我对苏方针的重大使命。他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见。对此，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这是20年来中苏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我们当时称之为中国特使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两国外长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交锋了好几个回合，最后无果而终。这次会晤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它标志着中苏间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乌云密布”转“阴”再转“晴”。

（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