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才义（本刊特约记者）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专访陶文钊研究员

□李才义（本刊特约记者）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实力与全球战略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实力与地位却上升，两国彼此的战略互疑加深。为避免重蹈大国争霸的覆辙，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向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2014年奥巴马总统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两国领导人为这一设想注入了新的具体的动力。然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就此问题，本刊特约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进行了专访。

领导文萃：自2013年加州“庄园会晤”、中美两国领导人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坎坷，也有过比较良好的合作。

在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方面，美国国内有很多人把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陶文钊：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美国领导世界”已经成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不管强硬派或者温和派，还是保守派或者自由派，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也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根本出发点，谁挑战美国的这种地位谁就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在2010年、2011年左右，美国战略界基本形成共识：中国是美国在今后几十年中的主要战略对手。环顾全球，哪个国家最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发起挑战？ 美国认为是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得出这个结论呢？

继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2010年上海又成功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综合类世界博览会。这两次盛会大大提升了中国国际影响力。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又为会议最后协议的达成作出了关键贡献，虽然对中国在这次会议上的作用西方颇有争论，但谁也不否认中国的影响力。本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黄金十年，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中国已经打破了日本和亚洲 “四小龙”经济起飞时的记录，改写了亚洲的经济版图，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充足，是可持续的；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是早晚的事情。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防经费增速较快 (主要是补偿性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军费在GDP和财政预算中占比很低），又开发了一些新的武器系统。所有这些，使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变化。以前，美国人俯视中国，觉得中国是难与美国比肩的。现在，美国人看到了一个新的巨人正在崛起。这对一般美国民众的心理冲击力是很大的。美国人当惯了世界老大，现在却觉得有人要挑战这种地位了，美国人不习惯，不舒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也产生了变化，如皮尤公司的民调显示，对中国总体好感的比例从2009到2011年间的约5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2013年的37%。美国战略界也因此认定，在今后几十年中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美国的应对办法就是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一再解释，战略调整不是针对中国的，这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也不认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完全就因为中国，50%、60%还是70%是为了牵制中国，这可以讨论，但中国因素无疑是一个重要考量。

在中美两国的诸多分歧中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哪个分歧最突出、对两国关系影响最大？ 我认为是两国在西太平洋的竞争。要建设性地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防止两国关系脱轨，当前最要紧的是要处理好这个分歧。

领导文萃：在美国，有种观点，说到中美两国有一种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中美在东亚实行分治，即美国主导东亚海洋，而中国主导东亚大陆。对于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陶文钊：在美国有一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看法：美国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国家，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从19世纪90年代美国海权理论家、战略家马汉系统提出海权理论以来，美国就不断扩展它的制海权。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把全世界都划作它的地缘战略利益范围，而保卫美国利益的首先就是在世界各大洋游弋的美国舰队。美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名副其实地成了海上霸主。而在美国政界和学界许多人看来，中国几百年来主要是在陆上经营，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在亚洲大陆。甚至一些主张改善中美关系的学者也认为，正因为中国的主要利益在大陆，美国的主要利益在海上，因此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维护两国关系，美国不能寻求抵消、削弱或遏制作为亚洲大陆强国的中国的核心能力，中国也不能有意识地寻求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处于主导地位的海洋强国的能力。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有的美国学者提出了东亚 “陆海分治”的设想。波士顿大学的陆伯彬教授在上世纪末就撰文论述说，亚洲其他国家都不具备成为全球大国的条件，而中美两国分别拥有的战略资产使这两个国家成为天然的权势竞争者。中美两国形成均势，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这种均势能否形成，取决于它们是否满足于各自的陆上主导地位和海上主导地位，即中国主导大陆东亚，美国主导海上东亚。如果有一方试图削弱另一方的势力范围，那么均势就可能受到破坏，稳定将受到损害。在这个“陆海分治”的设想中，南海必须包括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毫无疑问，把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是一个大误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既有辽阔的陆地疆土，又濒临大洋，有广袤的海洋疆域，海岸线总长度约为3.2万公里 (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处于重陆轻海的不平衡状态。中国古代历朝的防御重心都是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近代以来，列强从海上入侵，给晚清和民国政府以极大压力。但由于国势衰微，统治者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海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花了很大气力解决陆路边界的问题，现在，除了中印尚有未定边界，中国与其他十三个陆地邻国的边界都已妥善解决。经过六十多年，尤其是后三十余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既具有了保卫海洋权益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海洋经济的需求。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既是与时俱进的，也是现实的、完全有条件的。2003年5月，国务院在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纲要》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逐步把中国建设成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政府2013年公布的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开宗明义宣示：“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抉择”，同时指出：“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海洋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资源保障，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国家未来。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建设海洋强国，是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上霸权成为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美国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敏感地视为对其在西太平洋霸权地位的挑战，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他最近出版的书中写道：“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现代化，并且若干世纪以来，第一次将其发展方向外向地指向海上领地。”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领导文萃：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以来，美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在泛西太平洋做了什么样的布局？

陶文钊：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西太平洋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的西部，也包括了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为了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布局是：在东北亚，加强美日同盟，并利用中日钓鱼岛纷争把日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在东南亚推动南海争端的多边化、国际化；在南太平洋加强美澳同盟；在印度洋加强美印伙伴关系。

奥巴马政府在中日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争议问题上扶日压华。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历来是中国领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钓鱼岛理应立即归还中国。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错误地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交给了日本，激起了席卷全球的华人 “保钓运动”。但美国政府同时也表明，对领土归属不持立场。所以，美国实行的是某种 “战略模糊”的政策。

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和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条约》时，两国领导人达成一个共识：把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后再议。2012年9月11日，在日本右派势力的一再怂恿下，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

近两年来，美国弱化了“对主权不持立场”的表态，强化了对日本的条约义务(《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使美国的立场从“战略模糊”转变为“战略清晰”，同时也借助钓鱼岛问题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使两国捆绑得更紧，给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大大增加了困难。尤其是前年11月中国在东海上空设立航空识别区后，美国一再指责中国 “单方面改变东海地区现状”，“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制造擦枪走火的风险”，并表示“美国一如既往信守它对盟国和伙伴的承诺”。前年4月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前接受《朝日新闻》记者书面采访时、在与安倍的会谈中、在会谈以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一再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共同防卫条款适用于所有日本管辖下的地区，“包括尖阁诸岛”，美方反对“任何单方面试图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施政权的行动”。在奥巴马与安倍的联合声明中也把美国的承诺白纸黑字地写了下来，这是非同寻常的。第一，这是奥巴马第一次作这样的表示，也是自有这个安保条约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作这样的表态；第二，奥巴马反反复复重申美国维护日本对钓鱼岛施政权的条约义务，这毫无疑问是要向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明确表示偏袒日本的立场。虽然奥巴马说，“这不是新的立场，这是一贯的立场”，“这不是什么‘红线，，我没有划‘红线，，这是历届政府对同盟条款的标准解释……这里没有立场的改变”，但实际上，奥巴马每说一次，就是在强化一次对日本的条约义务。

在南海问题上，直到2010年美国对南海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基本采取一种中立、不介入的立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始自2010年7月23日东盟地区论坛。当时美国正在酝酿将战略重心东移，南海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意义大大上升。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希望美国公开介入它们与中国的争端，以借助美国的支持来实现它们对抗中国的目的。 7月23日，应邀参加论坛的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就南海问题作了一个突然袭击式的讲话。第一，强调“航行自由和亚洲公共海域的开放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南海的商业航行一直是自由的，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的实际上是美国舰机对中国进行的抵近侦察的自由。第二，“美国支持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通过合作的外交进程(collaborative diplomatic process)来解决各种领土争议”。问题在于，中国主张中国与直接的声索国进行双边谈判来解决分歧，而越南、菲律宾等主张东盟谈出一个集体立场来对付中国。其实许多东盟成员国是不愿意在中国与越、菲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中选边站队的。希拉里的说法显然支持了争议中的一方，这正是“选边”。第三，声索国要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寻求各自的权益。这种说法貌似公正，其实是片面的。南海主权争议有它的历史发展。在领土争议中不顾历史，只讲现行的法律显然是片面的，因而是不公平的。更不要说，美国至今还不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从那时以来，美国不放过任何国际会议场合推动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挑战中国的“U型线”。

美国对东南亚的重视是有历史的。作为后起的大国，美国不像英国、法国这些老牌殖民帝国有那么多的海外殖民地，美国在19世纪末夺得的唯一的殖民地是菲律宾。在二次大战中，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头三四年中，美国的政策一直是犹犹豫豫的。但当1941年7月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取得了进攻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前哨阵地，美国急了，这才冻结了日本的全部在美资产，断绝了对日贸易，实施了对日本的全面制裁。美国一直事实上把南海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现在在南海问题上，中美双方的立场差距甚大：中方说，美国不是南海争议的第三方，不应该在南海争议中选边站队，应该让中国与直接的声索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争议。美国说，这里有我的利益：维护航行自由；以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来解决分歧；美国对本地区的盟友和朋友的承诺；保持美国海军在本地区的存在和行动能力；保证在本地区经营的美国企业免受恐吓，这些都是美国利益。中美的立场差距甚大。

在南太平洋，美国努力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奥巴马正是在2011年11月17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他在澳议会的演讲中保证，美国将在亚太地区持续增加投入，不会受美国削减国防预算的影响。美澳并签署协议，美国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军。2014年8月12日，美澳在悉尼举行“2+ 2”会议，签署了一项有效期为25年的军力部署协议。这是对2011年协议的补充。根据协议，美军将增加在达尔文港部署的海军陆战队，到2017年达到2500人。协议还规定，增强美澳特种兵之间的协作能力，以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建立一个双边小组来继续双方在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合作，等等。这样，美国把日本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北部的稳定之锚，而澳大利亚则是在南部的稳定之锚。

从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就重视与印度的关系，因为在亚洲大陆上，要平衡中国的崛起，非印度莫属。使印度成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强烈愿望促使布什政府不顾军控团体的坚决反对，同印度达成了民用核合作协议。奥巴马政府基本继承了布什政府的政策，鼓吹美印是“天然盟友”，鼓励和敦促印度“向东看”，“在塑造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亚洲中发挥领导作用”。2010年10月奥巴马访问了印度，美国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印建立了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表示要完全实施民用核合作协议。在国防部2012年1月正式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报告中也特别提到，美国将对长期的战略伙伴印度进行投入，支持印度作为地区经济和泛印度洋安全之锚的能力。去年莫迪新政府成立以后，8月哈格尔即去印度访问，他强调两国的军事合作，力推《美印军事贸易和技术合作计划》，称这一计划正把美印之间的军事合作从简单的买卖关系转变为共同生产、共同开发和技术的自由交流，美国要帮助印度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的基础，具体提出了美印合作的几十个项目，并称这是美印关系特有的。10月，莫迪访问美国。奥巴马和莫迪异乎寻常地联名在 《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复兴的美印21世纪伙伴关系》，盛赞两国关系是“天然盟友”，是“全球伙伴”，“战略伙伴关系”，是“被相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两国决定深化防务合作关系，同意从2015年起延长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10年，并在印度共同发展和制造先进的美国武器系统，包括新一代“轻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MH-60R直升机和无人机等。

但是，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有独立自主的悠久外交传统；而且印度领导人对国家利益有很现实的认识，是不会轻易被美国忽悠，成为美国的小伙伴的。

领导文萃：上面您谈的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布局，针对中国的因素十分明显，那么中美的战略摊牌是必然的吗？有没有两国在西太平洋磨合与顺应的可能？

陶文钊：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确实存在着分歧和竞争。但这不是说，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就没有调和的余地，更不是说，这种竞争必然导致战略摊牌。

首先，两国都寻求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自不待言，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长期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美国呢，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后果着实能让美国消化一段时间，美国以后在动用武力方面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实际上此次对“伊斯兰国”奥巴马就是很谨慎的。美国在向亚太地区排兵布阵，中国也在发展军力，两国的行为各有其自身的逻辑，双方的战略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冲突，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冲突，是为了进行威慑。中方反复表示，发展海上力量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中国无意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则宣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美国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合作。除了别的原因，如经济上不断加深的相互依存，不断扩大和增进的人文交流等，在海上，两国之间的机会之窗也是大于冲突的风险的。中美双方围绕着中国有限海权目标的互动，其实质是美国对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合法权益的承认过程，互动的进程也是美国政策的调整过程。其中既有双方对对方的认知，也有两国利益的磨合和让渡，也有不同战略文化的碰撞。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向美国表达自己的正当利益诉求；需要继续对美国进行“战略再确认”，通过适当提高透明度，改进沟通方式，尽力降低美国对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过度反应，使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中国海上力量的适度发展采取包容态度。

其次，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在2013年8月常万全国防部长访问美国期间，他与时任美国防长哈格尔达成共识，中美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恐、反海盗、维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在这一方面又达成诸多共识。

再次，近两年来，两国的军事交流，包括高层互访、中青年军官的交流、联合军事演习比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的任何时候都活络，第一次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亮点，着实令人鼓舞。首先，两军关系的发展得到了两国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双方确认要建立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两军关系；其次，高层互访频繁，这些互访有利于双方在战略层面上加深相互了解，避免误解和误判；第三，双方之间的机制性措施继续运转。在2014年的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中美都是这一规则的成员国；第四，两国海军的互访、联合军演频繁，2014年6、7月中国海军4艘舰只又参加了2014环太平洋军演，中国也将应邀参加2016年的环太军演。这些联合演练，尤其是环太军演，有助于中国海军走向世界，有助于中美两军在操作层面增信释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最近表示，中美未来海上和平的关键将基于两国海军更多的接触。中国成为西太平洋一个负责任的邻国对美国首先是一个机遇，我们不得不学会如何在南海、东海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共存。这个表态是建设性的。两军交往的这种良好发展势头令人振奋。

最近读到贝德 (奥巴马第一任期头两年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李侃如 (克林顿第二任期后两年国安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和迈克·戴维三位美国学者题为 《正确对待南海问题》(“Keep the South China Sea in Perspective”）的文章，其中一方面强调了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提醒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要谨慎从事，不要把南海争端看作是与中国开始冷战的标志，不要把它视为美中关系的核心战略问题，不要让中美关系为南海问题所绑架；美国不能只是反应式地滑向一些声索国一边，美国不能非其所愿地被拖入对并不涉及美国重要国家利益的意外事件作出反应；美国的政策要避免使一些声索国认为，它们的冒险举动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如果美国对中国的一些行为谴责为“挑衅”和“侵略”，而对其他声索国改变现状的行为保持沉默，那自然会让北京以为，美国是在拉偏架，是利用这些争端遏制中国。笔者认为，这篇文章表达了美国学者中关于南海争议问题的比较理性的思考。

领导文萃：最后请问陶老师，中美两国应如何采取实际行动来切实推进新型大国关系？

陶文钊：中美两国关系涵盖的面十分广泛，除了双边问题，还包括了地区和全球的重大问题，这些年来，两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反恐、反海盗、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阿富汗的稳定、应对埃博拉疫情、联合国维和行动、苏丹的和平与稳定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合作，当然在有些具体问题上也有分歧。在所有这些方面加强合作都是在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2014年11月奥巴马对中国的访问和习奥会。

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成果十分丰硕。两国领导人重申了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承诺，并就双边、地区和全球的诸多问题取得了重要的共识，大大深化和拓展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成果林林总总，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深化两国的经济合作。三十多年来，经贸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两国的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边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现在两国经贸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通过大幅增加双边投资来继续提升两国经贸关系的质量。因此，在2013年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决定实质性启动双边投资条约(BIT）谈判。这个条约一旦成功，即可大大促使两国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此次习奥会中，双方领导人确认经济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核心重要性，决定亲自过问谈判，谈判团队直接向两国领导人汇报，这就使BIT谈判成为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承诺，从而有力地推动谈判的进程。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也承诺深化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合作，起到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的作用。

第二、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从2008年两国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以来，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亮点，每年都有新的进展。此次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方宣布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并力争减排28%；中方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是两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的带头作用对于推动国际社会的合作、对于今年在巴黎的气候峰会上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美气候协定也将惠及全球经济，惠及子孙后代。

第三、促进两国的人文交流。人文交流涵盖面广，参与者众，是两个社会之间的交流，是夯实中美关系社会基础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即使两国的政治关系遇到一些困难，人文交流也从来没有中断，而且帮助两国政府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人文交流确实起到了两国关系稳定器的作用。近年来，中美双方都重视人文交流的作用，启动了多项计划，包括美方的 “十万人强”留学中国计划(去年夏天已经实现）。2013年有400万人次在太平洋两岸往返，访问美国的中国人次达到180万。现在双方同意把商务和旅游的签证延长到10年多次有效，留学签证延长到五年多次有效，这将大大方便两国各界的交流。

第四、推动建立新型军事关系。在过去多年中，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短板，并不断发生 “重启—中断—再重启—再中断”这样的循环，2013年以来，两军关系大幅度改善，双方之间的机制性措施继续运转，并不断完善。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军又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海空相遇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两军增进互信、加强合作的切实措施，有助于双方在战略层面上加深相互了解，避免误解和误判。

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对中美关系没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两国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次国事访问也不可能消除双方之间的分歧，明确重要的是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奥巴马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习主席和我对于我们两国关系如何前进取得了共识，我们同意，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拓展合作，当我们有不同意见时，我们要冷静地清楚表达自己的意图，并一起努力来尽可能地缩小这些分歧。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因此可以说，两国领导人的此次会晤是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